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9·11”以来，跨国媒体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美国本土主流媒体体系中的话语空间呈现缩小之势。尽管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媒体有相对独立于国家的传统，这种相对独立性在事关根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危机时极易被侵蚀。在美国媒体中，自我审查使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变得相对困难了。在“反恐”语境下，布什的“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二分逻辑使针对世界事务进行的任何批评性反思变得举步维艰，公开表达异见需要超常的勇气。美国传媒学者贝内特（Lance Bennett，2001)甚至夸张地说，“9·11”后的几年，审查和自我审查在非常危险地将美国转变为“一个民族，一种思想”。实际上，美国国家一直有利用娱乐工业为政府宣传服务的传统。美国传媒虽然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也有在关键时刻乐于为国家宣传出力的历史。
二战期间，好莱坞制片厂使用美国政府的基金制作支持战争的宣传片。冷战期间，沃特·迪斯尼个人将其公司制作的电影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主席埃德加·胡佛审查。“反恐”语境下，美国国家和私营媒体合作又有新的表现。2001年10月中旬，在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之后的极短时间内，来自CBS、HBO、华纳兄弟与电视艺术和科学院的一些好莱坞演员与上层管理人员，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聚集一堂以协调宣传。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制作宣传性的纪录片和短片，建立公共服务公告牌，尽可能鼓励编剧制造更多的支持战争和支持美国的信息(Saunder，2001)。CBS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做《机构》(Agency)，从正面刻画中央情报局，ABC的娱乐部门被批准制作一档13集的纪实电视系列片以鼓吹对阿富汗的战争(Barringer，2002)。跨国媒体不仅依赖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来打开世界市场，而且依靠这些力量创造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环境和国内利好政策。
鉴于此事实，批评这种行为背后存在着自私的商业动机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在过去若干年里一直游说美国联邦政府为电影生产提供补贴，而主要的媒体集团和报纸则游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其取消限制媒体“完全垄断”的最后几项法规，包括关于禁止在同一市场上拥有一家日报和一个电视台，每家私营电视业主在全美市场所拥有的电视台其所能覆盖的美国家庭上限是35％等规定。2001年9月13日，联邦通讯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需要“重新检视”这些规定。就像美国媒体学者米勒（Mark Crispin Miller，2002：19)所观察的那样，该步骤对美国传媒关于布什当局的报道起到了“甜化作用”。在此后事件的发展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果真迎合大媒体集团的利益，放宽了有关跨媒体拥有的上限。只是，美国传播管制机构和美国政府这种明显的迎合资本利益的行为，加上美国民众对美国主流媒体对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再次入侵伊拉克的一边倒的挺战报道的不满，导致了麦克切斯尼等人发起的非政府媒体改革倡导组织“自由新闻”（Free Press）的崛起。这一成立于2003年的组织的第一项主要成就就是给美国国会施压，使其推翻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放宽跨媒体拥有上限的决定。因此，一方面，跨国媒体已经/正在经受的经济和市场危机有可能使它们更倾向于和政府合作，共同服务于帝国的主导逻辑；另一方面，帝国的抵抗性力量也在聚集。
以上事例说明，尽管正在形成的帝国传播体系好像有主导一切的力量，在世界不断分化，贫富鸿沟加深，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矛盾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用某种价值体系征服人心，消除异端，在帝国的框架下维护和平的任务异常艰难。历史并未终结，而意识形态的对峙也变得更加紧张。倘若说，主要是以全球资本为主体的力量正在通过业已将自身的部分职权转移给超国家组织的民族国家来实现由上至下的全球化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社会保护势力正在挪用资本创建的传播技术来从事“另一种全球化”或“由下至上的全球化”(Dyer Witheford，1999)。这两种全球化运动也是本书第3章所引用的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的当下和全球表述。
■结论
尽管世界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兴起带来了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想象，这个过程却一直是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Mattelart，2000)。事实上，一个曾统治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总督就把电报叫做“伟大的帝国维系力量”，而当1932年BBC建立最早的海外广播时，这一机构官方名称就是“帝国服务”（Empire Service）。现在，在经过了一段民族解放运动和后殖民民族国家崛起的中间过程以后，世界秩序有可能被归入一个新的帝国——一个再也没有了“外部”的存在。因为所有的地域都已被纳入了帝国逻辑，它就没有了边界，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也不能像殖民时代那样，将“外部”纳入殖民目标。
当然，就像本章前面指出的那样，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帝国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现实。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多边主义原则已经在美国处理世界事务中有所动摇，而这可是《帝国》一书的二位作者在“9·11”之前深信不疑，并对他们的帝国概念至关重要的原则。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民族国家的独立、建设、维护与巩固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产生反对帝国力量的源泉。同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如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继续成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一项重要内容，民族主义也将继续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如我在本书第13章所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被称为“与国际接轨”并将对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展就是以国家荣誉、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并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被庆贺的。
但是，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民族(the nation)自身携带着一整套压抑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眼里，“对民族国家的权力留有任何怀旧的情绪或者复活赞颂民族方式的政治都是一个严重错误”(2003中文版：319)。同样，如莫斯可(1996：210—211)所言，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成功地，并且能够成功地延缓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不足以承担对全球化自身的挑战这个职责，因为它忽略了市场化和资本在空间扩张过程中相互建构的事实，并倾向于接受本土控制，而不管这种控制是不是以市场化的深入为前提。
事实上，就像帝国逻辑所演示的那样，市场化正是民族国家被纳入全球秩序中的途径。因此，从人类解放的迫切性和必然逻辑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体。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族国家致力于为民族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一个位置，同时力图使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保持在一种长期悬而未决的状态上”(1986：158)。在帝国时代，国内和国际各层次上的传播问题和矛盾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和民众之间的张力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