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赘言，外资对中国电信部门的渗透程度与规模要远远超过大众媒体。中国电信产业改革刚起步时，外国贷款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993年，中国政府批准中国联通作为第二家电话服务提供商，以满足国内电信业中含义模糊的“尚未满足的需要”。中国联通聚焦于城市移动电话市场，以“中中外”的合资形式率先将国外资本引入这一高利润的电信市场。尽管中国政府后来宣布这种行为属于“非法”，但围绕移动电话的竞争却由此展开，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网络。这不仅使手机很快融入中国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且在技术与服务方面都超过了欧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消费者所能享受到的水平。移动电话是中国目前最受推崇的商品之一，也是国内和跨国资本进行资本积累最有利可图的源泉，设备制造商以及在中国半私有化的电话公司中持有股票的投资商都从中坐收渔利。如今，私人线路和宽带服务开始成为新的外资投资热点。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合资方式为上海浦东的跨国公司提供宽带服务；为进入中国宽带和互联网服务市场，新闻集团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也做出战略投资。随着全球电信经济泡沫的破裂，受此影响，跨国资本在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市场，即使大规模进入，那么进入的方式与意图也异常明确：旨在服务跨国商业用户和高端中国用户。
一语概括，虽然跨国媒体公司在华投资时担负着极高的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亦不能确切保证自己所得利润，在华投资的规模也仍然有限（Sparks，2003），但是跨国公司仍想方设法渗透进入中国的传播体系，在中国“入世”之前是这样，在中国“入世”之后更是如此。但中国“入世”没有涉及外国直接投资新闻媒体，也不允许外国公司涉足中国媒体的编辑过程，可如今中国已在电信、电影、音像产品、广告、书报发行、零售领域做出巨大的让步，或者说，当前中国媒体市场的开放情况已经超过了“入世”协议上所规定的标准，鉴于此，跨国媒体公司和中国投资主体有可能寻求进一步的合作形式，拓展合作领域。跨国公司在中国传播体系的资金投入和发行两端同时增加筹码与控制——从广告经营到印刷媒体发行、音像产品销售、电影放映，以及读者俱乐部，这无疑对中国媒体的编辑方针会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各大媒体纷纷争取精英受众市场，并导致这一高赢利受众市场进一步分流，这将强化中国国内媒体迎合高消费受众的既有倾向。同时，跨国媒体的渗透及其示范效应会增加中国媒体的相对竞争压力，缩小它们的垄断性赢利空间，从而进一步瓦解交叉补贴体制，即用高额垄断市场的赢利来补贴非赢利性内容的生产(例如，在电视台中，用赢利的体育比赛转播来补贴非赢利的农村节目)。冯建三（Feng，2003）认为，这种交叉补贴体制是中国媒体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特征之一。
■结论
中国传播体系融入全球这一事实正重新界定着国内外的社会传播关系。中国在通过改革开放以增加国力的同时，又不免深化了国内干群和劳资之间相互交错的矛盾。建立在反帝反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允诺重整山河，让那些在19世纪和20上半叶被全球资本主义剥夺与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当家做主。尽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缩小贫富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并已做出种种努力，但中国市场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存在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引发了新的社会分化、腐败以及矛盾（Perry，1999）。传播全球化虽然使国内精英与跨国精英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了，但是中国精英与边缘化的本国大众群体之间的传播渠道却未有实质性的拓宽，更不用说那些被边缘化群体之间的联系了(Zhao and Schiller，2001：150)。宣传纪律与市场机制、为防止各种抗争力量之间联合而采取的策略、劳动市场的竞争在城市工人和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进城民工（潘毅，2008）之间造成的分化作用等诸多因素形成合力，阻止了中国社会保护运动形成规模。同时，如上一章有关中国报刊对西雅图反WTO抗议的报道所示，现有传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在国内的社会抗争运动和境外社会保护运动之间制造了“短路”（Zhao and Duffy，2007）。
中国的主导社会力量继续面临着在“稳定压倒一切”策略下缓和国内社会冲突、避免与美国全球霸权政策直接对抗，从而在全球化环境中维护社会安定的挑战。虽然市场自由主义者相信并依赖既定的全球“游戏规则”，寄希望于通过“入世”与“主流国际社会”接轨，但“反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实行单边主义和在亚洲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尽管中国政府尽量避免得罪美国，并谨慎地处理国内的反美情绪，包括曾阻止中国民众与世界人民一道抗议美国的对伊战争（Eckholm，2003），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摩擦与冲突仍将对中国融入世界这一过程及正在演变的传播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国难以吸收其迅速膨胀的过剩国内产能，这一情况可能使已不容乐观的国际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引发跨国资本主义的持续动荡（D.Schiller，2003；2005）。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领导精英不再高呼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文化主权”仍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Keane，2002）。如本书第8章所论，当下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了变数和不稳定性。一方面，帝国在形成；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的主要战场。在中国，民族主义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具有双刃性质的意识形态力量。
虽然中国已经接纳了国际资本，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情结依然难以消退，而全球化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抗争力量。一方面，中国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使之不得不在表面上选择与美国相对的反霸权立场，而与此同时，中国又在努力推进自身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各种中文网站上，亦即在中国符号世界中最自由的角落里，民族主义与融合主义、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左翼”与“右翼”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例如，融合主义和亲美的声音指责中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所采取的反战与反帝的立场(刘越，2003)。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左翼”的声音谴责中国政府没有挺身而出维护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内问题上，部分知识精英乐于批判平均主义，好像中国过去的问题都应归咎于平均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中在经济和文化上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会放弃要求社会保护的呐喊。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打开大门接纳资本，却不能矢口否认其社会主义传统，也不能随意抛弃其对底层社会的社会主义承诺。除了来自底层的这些挑战之外，精英群体内部缺少一个相对公开的斡旋与讨价还价体制，这也并不一定有利于资本积累过程所需的政治稳定性。
中国经济在整体上的生产过剩带来的压力，以及行政指令下大规模的产业重组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也不免影响到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的不均衡不仅明确地显示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性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局限性，而且为“特权阶层的自命不凡和无权阶层时而暴烈时而宿命的反应”提供了肥沃的土壤（Sklair，2001：29）。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以减缓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具体到传播产业，政府注入公共资金，扩大对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覆盖，增加这些地区的电信与广播电视服务和文化投入，以此纠正发展的不均衡性。但这些以国家主义和福利主义为目标的项目却无法改变现有传播模式本质上的不平等，更不用说“政府买单，农民看戏”这种自上而下和消费主义思路在农民自我表达和主体性获得方面的局限性了（吕新雨，赵月枝，2010）。
不均衡发展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引发潜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等诸方面的危机，它还表现为这些危机的全球性特征。“非典”的扩散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看来，全球化了的和正在全球化的中国掩盖“非典”而导致其扩散全球的行为“令世界各国感到失望”。这位加拿大记者描述了在她眼中的、作为“非典的爆发中心”的广东省佛山市：人口众多，工厂密集，“虽然这个第三世界城市中存在各种公共卫生问题，但是这里的许多居民却有雄厚的资金实力频繁外出旅行”，“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和贩卖活鸡活蛇的农贸市场……周边是落后的农村，在那里，人和猪混住在一起”。这绝对不是《时尚旅游》上描述的中国城市和村庄！黄明珍认为，那里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历史悠久的官方保密体制和恐外症结”，维护其“有利可图的旅游业以及扩大外商投资”的渴望，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政府和全国媒体体系对“非典”的爆发集体保持沉默（Jan Wong，2003）。
然而，这种分析却遮蔽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融合之间的深刻矛盾：那个首先患病的中国医生拥有赴香港参加家庭婚礼的自由和实力，可以说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不断提高的流动性，在不同的语境中，他们正是受人青睐的中国社会稳定主体的代表，甚至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主体。同样道理，在不同的语境中，佛山这座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先锋城市代表着一个融入世界的、受市场驱动的、勇于冒险的国家所具有的活力与希望，它与东北的大庆、辽阳等旧的重工业城市形成对比。总之，中国目前的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继续维持30年来的经济繁荣，解决农业问题，并提供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倘若中国半融合的信息传媒产业在承载这些经济文化重任方面能力有限，那么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压力的陡然增加，这些产业在满足日益分化的中国社会与脆弱的全球体系的多种传播和文化需求方面，会不会力不从心也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