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纪录片在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体系中的特质、地位与价值
自2005年以来，中国电视屏幕上相继出现了《故宫》、《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大国崛起》、《香港十年》等诸多优秀大型纪录片作品，在社会上不断掀起收视热潮，引起学界、业界与大众的热烈讨论，并在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中构成了娱乐节目之外的另一个亮点。这是中国纪录片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创作热潮之后，又一轮新的创作高峰。仔细分析两次高潮的特点会发现，区别于过去反映百姓生活的原生态纪录片，新近出现的这次高潮以大型文献纪录片为主要特征。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一现象，在学术上明确文献纪录片的特殊价值，对文献纪录片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认清文献纪录片在当今中国电视内容生产体系中的特质、地位与价值。其目的在于为今后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走向，乃至为整个电视内容生产的走向提供理论参考。
一、文献纪录片是纪录片价值功能的本质体现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再说长江》是近年来中国电视一个规模较大的制作，播出之后反响强烈。《现代传播》每年都会选择一两个案例进行专门研究，您作为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该片的总监制，我们不妨一起来探讨这一值得关注的电视个案。首先从“重拍”说起。在电视剧领域，经典翻拍、重拍比较常见，比如“红色经典”，但是其他各类电视节目似乎并不多见，尤其像《再说长江》这么大规模的重拍相当罕见。从23年前《话说长江》产生轰动效应，到20年后重新启动《再说长江》这一大型项目，有人说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经典是很不容易超越的。您作为这一项目的主管台长，请谈一谈当时央视决定立项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长明（以下简称“张”）：首先我想说说“重拍”的概念。《再说长江》并不是在原来《话说长江》的基础上，完整地对应着去重拍，而是把长江作为一个载体。20年来，长江发生了太大的变化。20年前，没有长江三峡大坝的竣工；没有重庆直辖市的建立；没有青藏铁路的通车；也没有南水北调工程。因此，今天的《再说长江》是以长江为载体来讲述长江，是在展示今日长江的过程中拿20年前《话说长江》中的一些影像作为资料——这是我理解的“重拍”。长江也是我们的母亲河，也可以视作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的指向。所以说，我们是以长江为载体记录现实，见证历史，给人知识，让人思考。当初，我们在策划这部片子时想达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就是要接受、感染、共鸣，现在我觉得要再加上两个字“思考”，要让人们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静静地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情感，也包括我们个人的人生，因为20年来我们的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胡：23年前的《话说长江》营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观，这与当时的收视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那时的电视由于频道、栏目、节目稀缺，常常可以产生“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效应。而今天我们在筹拍《再说长江》之时，周边的环境都已发生了变化，大到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小到电视的收视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风头正劲的“超女”，还是让人狂热的世界杯，观众的收视期待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这种媒介环境中，“细细品味，静静思考”会不会成为一种奢望？您怎么看待收视环境的变化对《再说长江》的影响？
张：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很平实的眼光和一种很平实的态度来对待这部片子，就是说，它并不见得是一播出就一定给人巨大冲击，而是唤起人们对于我们的母亲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进行思考，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20年前的《话说长江》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那时人们的选择余地小。今天的电视荧屏和20年前相比丰富多了，应该说人们对电视文化的需求更加能够得到满足。电视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能够让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得到满足，让众多的人喜闻乐见的一个载体。人们的收视习惯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尊重并给观众更多的选择空间。我觉得，电视的功能是多样化的，有教育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等等。《再说长江》只是我们众多电视节目表现形式中的一种，就是一个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一位观众给我们留言：“看了这部片子让我感到振奋，这是中央电视台的气派。”这句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央级的媒体就应该用大投入、大制作来表现这种厚重的、宏大的主题，满足观众的这种文化需求。《再说长江》内容涉猎很广，历史、人文、经济、自然，蕴涵了丰富的知识，能够给人精神和文化的营养，启迪人们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中央电视台责无旁贷的事情。
在这部片子里我们没有结论式的语言，也没有拔高式的语言，而是一种叙述式的语言，我们是用一种真实、平实、朴实的语言来讲述长江，讲述长江的人，讲述长江的故事，讲述长江的变化。所以，《再说长江》会不会再现当年的辉煌并不重要，因为今天的观众有着多样的选择。但是好的作品是会流传的，它不会是一阵风就过去了的，它会留下长久的记忆和令人回味的感受。
胡：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20多年来电视的收视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电视产品在丰富，功能在多样化，另一方面观众的接受、选择也多样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好用原来只有一两套节目时的收视效果来衡量今天的节目质量了，《再说长江》无疑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就是好多观众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气派”。那么，如何理解中央电视台的气派，或者说这部片子如何体现这种气派？观众可能是一种直觉的判断，作为总监制，您提出的标准和要求是怎么样的？
张：看一个媒体的实力，就是看它的品牌价值。要说它的“气派”其实就在于它有没有这个品牌。中央电视台现在的发展方向是频道专业化、专业频道品牌化。怎么样才能产生品牌？我个人画了一个品牌创立的规律链条：品牌靠质量，质量靠创新，创新靠技术，技术靠人才，人才靠管理。我讲的技术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我们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它也遵循这样一个过程，综合循环，互相带动。要产生轰动效应，要有这样的气派，就得从中央电视台整体发展战略出发，从我们整个的发展链条出发，这才能构成我们的整体实力，有了实力才能打造品牌。从表面看，《再说长江》是我们推出来的一个有社会影响力、具有品牌价值的电视节目，实质上其背后是中央电视台多年来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不断引进高新技术，不断培养和锻炼优秀人才的一个结果。因此，《再说长江》不仅是近年来我们台推出的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我们事业发展的一种体现。中央电视台整体实力在提高，在壮大，因此才能体现出这个“气派”。
胡：表面看，《再说长江》是一个大制作，背后则是央视多年的经营。您刚才说的几个“靠”很有新意，“品牌靠质量，质量靠创新，创新靠技术，技术靠人才，人才靠管理”，那么，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再说长江》在您30年的电视职业生涯中占据什么样的分量？《再说长江》前后历经三年，从立项到拍摄、制作都是在您宏观把握和指导下进行的，您感觉难度或者压力最大的地方在哪儿？
张：就我个人而言，有生之年能够投入大量精力，围绕长江去做这样一个节目，意义很大，分量很重。为什么？因为《再说长江》触及了维系海外五千万中华儿女精神纽带的一个重要载体——长江。要把这部片子介绍到海外，甚至在海外的华人媒体中播出，让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也能感受到长江的巨变，进而感受到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个民族所发生的变化。因此，在触及这个选题的时候它很自然地给了我一份厚重感，它在我的电视生涯当中，是永生都不会被忘记的事情。
当这个选题提上日程的时候，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从我多年的电视经验来看，选题成功就意味着片子成功了一半。为什么？它前面有一个别人无法获取的20年的影像资料，通过这些影像资料和我们现在的长江产生勾连，它就具有了非常强的历史纵深感，这一下子就把20年的时间给连接到了一起。这是别的媒体所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选题、创意一出现我就认为一定会成功。在创作过程中，我没有给摄制组更多的压力，我就给他们留了六个字：“真实、细节、情感”。“真实”是生命也是灵魂，20年前拍摄的是真实的，20年后还是要真实。“真实”里面包括了真挚、真情，这些都是融为一体的。真实地去表现人给长江带来的变化以及长江给人带来的变化。三峡，是不是长江给人带来的变化？那反过来三峡是谁建的？那不是人们的创造吗？“细节”就是要有故事，要有那种很鲜活的，和人们生活贴得很近的，观众能够触摸到的生活。再一个就是“情感”，情感也源于真实，细节给它们支持。从目前的成片看，这六个字基本都做到了。我相信这个团队，它聚集了全国20多个电视台的电视精英以及许多文化精英、专家学者，他们为这部片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但是，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这部片子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大气、气派，这是33集的规模所要求的，它代表了央视2006年度的水准——最新的技术、最新的影像、最新的电视话语、电视艺术的思维和创作手法。第二，您提到的六字要求“真实、细节、情感”既宏大又微小，在具体的操作中要做到由小见大，难度不小。从细节看，可能是个人随感；从宏观看，又必须升华为民族情感，真实既要展现局部的真实但是又必须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总体真实。
张：应该说，我们的编导突破了这个难度。比如，《告别家园》和《他乡故乡》，讲述的是三峡移民告别家园，我再看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百万移民在世界移民史上都是罕见的，百万人的情感、命运最后凝聚到冉应福和他一家人的身上，反映移民的这两集完全印证了“真实、细节、情感”。细节，如移民一到新住所，煤气不会使，高压锅不会用，学骑自行车等，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细节能够让人记住一集节目。故土难离啊，生活这么多年的地方一下子要走了，能没有感情吗？一家人说清楚了，百万人家就说清楚了，说“难度”可能这就是难度。选到这样的典型人物就实现了突破。
胡：还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我对您的职业生涯有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80年代初期中央电视台成立经济部，您是第一任主任；第二就是您长期主抓对外宣传。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偏内的，外宣则更多的是偏外。从经济的角度看，长江这20多年恰恰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从外宣的角度看，《再说长江》也肩负着弘扬中华文明的重任。我想请您从这两个角度来谈谈《再说长江》，是不是有一个“内外结合”的思路，即在电视经济报道和对外宣传之间寻找结合点？
张：在筹拍《再说长江》时，我提出一定要多表现经济。《话说长江》涉及到的经济内容有限，大量的还是展示自然、文化、历史、文物、名山大川等，因为当时是80年代，中国经济并不活跃，万元户就可以成为全国典型，一个饭店转成个体餐馆也是全国典型，乡镇企业这个概念还没有产生，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20多年来，恰恰是长江三角洲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2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经济社会的进步，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片中展现的上海一对夫妇的账本是最典型的例证。因此，这部片子也是体现我们20多年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原则的一个成果。要表现长江，不仅要关注它拥有的丰厚的自然、文化、历史的东西，更不能忽略经济的影响，这个片子必须表现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经济生活的变化，这是国家建设的成功。
此外，这部片子还要表现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东西，崇尚群体、自强不息、人文关怀等等。我们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第一步就是看精神。如果说没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那种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我们很难实现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片中，那些舞火龙、划龙舟的场景最能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同舟共济，劲往一处使，长江巨变是由无数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没有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巨变。在《再说长江》拍摄制作的过程中，我反复说到一句话，即片子的核心就是围绕“变与不变”。“变”主要就是指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要说自然景观变，你说乐山大佛变，它怎么变啊？但是你要看到大佛脚下的人在变！“变”的是中华民族的那种精神，“变”既有长江给人民带来的变化，也有人们给长江带来的变化。
胡：最后，我想请您从个人的角度给《再说长江》一个评价。您觉得它在央视的纪录片史上会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张：我觉得可以用“鸿篇巨制”来形容《再说长江》。从它的内容看，选题触及了能够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的长江，涉猎面非常宽广，充分展现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等。从形式上来讲，它是电视界首次探寻长江源头，中央电视台动用三架黑鹰直升机航拍长江源头，以影像的形式将源头的壮观场面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建台史上没有过的。截至目前，真正能够到达长江源头的全世界也不过30多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到那儿记录下影像，我们记录的源头影像应该说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从拍摄手段来讲，我们采用了高清技术，水上、陆地、空中，全方位立体式展示，中央电视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实行大兵团作战。从表现理念看，我们采用了一种很平实的手法，它不仅让人们看到长江的变化，更给人们留下了连绵不断的深层思考。这些思考能够启迪人们的心灵，这使《再说长江》超越影像层面，获得了更加厚重的分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再说长江》值得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静下心来慢慢思索，它必将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