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国际危机传播
19693900000036

第36章 附录(1)

附录一路透社对“7·5”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

一、研究概述

(一)研究背景

本文考察的对象——新疆“7·5”事件,本身为发生在中国的区域性危机事件,但是因为其涉及复杂的各方利益和历史背景,使这一事件在国家间、地区间也受到高度关注,从而具有国际危机事件的性质。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包含有两层意义,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内危机事件在国际上的扩散和传播,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国际危机事件本身在国际上的传播,本文研究的对象属于前者。在对路透社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个案出发对国际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进行考察。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选取2009年7月至2010年7月之间,路透社英国版对新疆“7·5”事件的所有报道文章进行编码分析,文章样本来源为路透社网站。在样本采集的过程中,笔者分别以Xinjiang riot、Xinjiang 5 July、Urumqi 5 July、Urumqi riot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将得到的搜索结果刨除重复或无效报道,共得到89篇有效样本。

在对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时,本文主要从报道的基本情况、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报道的基本情况分析包括文章日期、文章长度、发稿地;文字报道分析包括报道类型、写作手法、主要涉及信息、信息来源、对信源的引用程度、信源呈现的态度立场、涉及的第三方力量、第三方的态度立场、报道的态度立场、冷战思维考察、关联的事件等;图片报道分析包括图片来源、画面主体、画面主题、特殊群体等方面。为减少误差,保证内容分析的客观性,二次编码被用来检验此次试验的信度,结果显示本次研究的信度为0.82,满足有效信度的范围。编码后的统计资料,使用SPSS16.0进行分析,下面是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报道的基本情况分析

首先从报道发表的情况、发稿地以及报道的篇幅对路透社的报道进行整体的认知,以对其国际危机事件报道的风格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一)发布情况分析:报道量集中,随进展有明显波动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到危机事件发生后短期内即形成报道的高峰。路透社对“7·5”事件报道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事发当月。2009年7月5日至31日的26天时间内,路透社共发布了57篇报道,占总报道量的64%,次月报道量即骤减到7篇,而在9月份因为“针刺事件”等突发事件,这个月的报道量又上升到16篇,形成第二个报道高峰。自2009年9月之后,报道一直保持一月一篇的状态,直到2010年7月,在危机事件发生一周年时又分别在3日和5日各发布了一篇报道。

路透社对“7·5”事件报道的集中情况也印证了危机报道及危机传播中的“黄金时效性”。对于传播中的各方来说,能否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作出及时的反应将影响此后危机事件的传播方式和主导权。

(二)发稿地分析:以事发地为主,广泛辐射周边

路透社对“7·5”事件的报道呈现出发稿地的接近性和多样性。在报道中,发自事发地乌鲁木齐的稿件有27篇,占总数的30%;发自北京的有24篇,占总数的27%。这两个发稿地都在危机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乌鲁木齐是事件的起源地,北京是政府决策和措施的集中体现,对它们的接近性体现出消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同时,未标明发稿地的报道也占相当数量,有23篇,占总数的25%。此外,对“7·5”事件的报道有13个不同的发稿地,涉及的国家除中国之外,不仅有亚洲的日本、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欧洲的比利时、瑞士,北美洲的美国,范围遍及全球。

危机事件的报道中,随着危机事件的国际化传播,相关报道已经不仅限于事发当地,而呈现出更加广泛和复杂的状态。

(三)篇幅分析:中长篇为主,短篇为辅

路透社主要运用中长篇幅对此次事件进行报道。在89篇报道中,300-900字的中长篇报道有65篇,占总数的73%,其中以消息、通讯和事件特写居多;300字以下的报道有17篇,全部为消息,其中100字以下的短消息有3篇;900字以上的长篇报道有7篇,包括5篇通讯和2篇深度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简要概括路透社对“7·5”事件报道的基本特点:

报道热度在事发后短期内达到高峰,随之骤减,但在事件出现重大进展时有所回温。

报道发稿地呈现多样化,信源丰富,影响广泛。

报道以中长篇为主,消息通讯并重主打,间或有特写,以告知为主,极少评论。

三、文字报道分析

(一)报道类型与写作手法分析

本文将报道类型分为五类:消息、通讯、事件特写、深度分析、人物特写。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发现,路透社常采用诸如问答形式(Q+A)、最新跟进(Update)、总结报道(Wrrapup)、背景补充(Factbox)等形式丰富报道的形态。因此,经常可以看到形式不同但是内容基本相同的报道。对于这种情况,本研究只收录内容和形式更加完整的报道。作为通讯社,路透社的重点在于快速准确地报道事实,因此在89篇报道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论或社外评论,即使在一些通讯和特写中出现了个别记者视角的评论性话语,本文仍不将其单列出。

1.报道类型分析:消息主打,通讯特写数量均等

在对“7·5”事件的报道中,路透社发布的消息和通讯分别为36篇和26篇,占总数的40%和29%,主要是对事件最新动态的跟进报道,如消息《新疆暴乱人数继续增加,骚动蔓延》(Xinjiang Riot Toll Rises,Unrest Spreads)、《当地居民表示新疆暴乱城市的互联网瘫痪》(Residents Say Internet Down in Xinjiang Riot City);通讯《三人在中国新疆地区的骚乱中丧生》(Three Killed in Riot in China's Xinjiang Region)、《抗议者要求中国新疆地区领导人辞职》(Protesters Demand China' Xinjiang Leader Resign)等。

事件特写也占较大比重,有21篇,这些报道多以对当事者的采访、细节描写为主,选择性地再现了事件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反映了“7·5”事件所带来影响的《亚洲各国普遍担心,哈萨克斯坦已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C.Asia Worried as Kazakhs Warned Against China Travel),反映事件最新进展的《针刺攻击和谣言在中国新疆传播》(Needle Attacks and Rumours Spread in China's Xinjiang)等。

与事件特写形成对比的是人物特写,全部报道中,只有一篇报道最接近人物特写,是在2009年7月6日发自华盛顿的《流亡的维吾尔族领导人指控政府的反暴动行为》(Exiled Uighur Leader Rejects China Riot Accusations),全文仅三百余字,但对热比娅进行了较为生动的刻画。但同时,这篇报道也可以归为消息。

深度分析有5篇,在整体报道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其中4篇发布于2009年7月,为《在中国西北发生严重的种族骚乱》(Q+A-Deadly Ethnic Riots in China's Northwest)、《谁是维吾尔人以及他们为什么暴动》(Q+A-Who Are the Uighurs and Why did They Riot)、《中国表示156人死于新疆骚乱》(China Says 156 Dead in Xinjiang Riot)、《致命的维吾尔族暴动可能会迫使北京方面进行政策辩论》(Deadly Uighur Riots May Force Policy Debate in Beijing),1篇发布于2009年9月,《在中国遥远的西部下一个骚乱将会发生在哪里?》(Q+A-Where Next with Unrest in China's Far-west?)。这几篇深度分析多以问答形式出现,营造出一种交流的氛围,在一问一答中对事件的进展、影响、原因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这些深度分析从类型上也可以归为通讯,但是因为它们与其他通讯相比,对事件涉入程度更深,每篇报道都可以看做是几篇通讯的综合体,因此单独列出。

2.写作手法分析:宏观与微观视角结合,手法多样

根据美国新闻学家艾英格(Iyengar)提炼出新闻报道的两类写作手法,本文将报道的写作手法分为“整体背景式描述(Thematic)”和“个体插曲式描述(Episodic)”。前者对整体或纵深背景环境进行描写,具有高度概括性,使读者能够获得多方面的对比信息,通过数据或资料等得到较为理性的理解和认知;后者对个案或特定事件进行描写,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使读者能够快速地进入报道的情境中去,通过“情节”或“语言”获得较为感性的理解和认知。

在对报道的写作手法进行分析时发现,运用整体背景式或个体插曲式写作手法的报道非常多,大约占总数的68%。其中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法的报道最多,有31篇。通过将背景材料、各方意见、事件原因、影响等各方面进行整合、重塑,同时穿插个人化的经历、故事、采访等,使报道血肉丰满,骨骼突出。这种写作方式在其他对于西方记者报道方式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周宁在《美国四大日报涉华报道分析》中指出美国记者新闻写作的主要特点是一方面通过描述普通人的故事和体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反映社会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从宏观出发,通过配以大量横向、纵向的背景材料对新闻事件进行烘托。这点在路透社对“7·5”事件的报道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如在2009年9月的报道《在中国遥远的西部最新的骚乱中已有五人死亡》(Five Dead in Latest Unrest in Far-west China)中,文章先在导语中报道了最新的动态,随后在详述事态经过的同时,凝练地插入发生在7月的事件背景、政府以往的相关政策、早前发生的“针刺事件”、各方的态度和举措等。在进行整体背景式描述的同时,报道在说到“针刺事件”时不仅引用官方的数据和措施,同时加入由市民的亲身经历串联成的小故事,使文章在确保信息量的同时,更具可读性。

两种方式都没有运用的报道所占比例也很大,基本与两种方式兼具的报道数量相当,有28篇,占32%左右。这样的报道主要为消息报道。因为消息自身的性质,以及消息篇幅的限制,这两种写作手法的发挥空间相对有限。路透社的这些消息多是对事态发展进行简明扼要的跟进为主,多数情况下不需进行过多宏观的扩展和微观的细化,即使需要,也多单独使用整体背景式描述或者个体插曲式描述。比如在2009年7月一篇260字的消息《中国警方击毙12名维吾尔族暴徒》(China Police Shoot Dead 12 Uighur Rioters)中,仅在叙述了基本事实后简要地从事态进展、政府措施和各方态度进行了整体背景式描述;而在同月的消息《中国敦促澳大利亚电影节撤掉关于维吾尔族的电影》(China Presses Australia Film Fest to Drop Uighurs Film)中,仅通过对澳大利亚影展的事件描写进行了个体插叙,没有过多的宏观内容。

单独运用这两种写作手法的报道分别占20%和13%。这两种方式的运用在不同报道类型中相对来说比较平均,在消息、通讯、特写和分析中都出现过仅运用宏观方式报道的和仅运用微观方式报道的文章。

(二)信息及信源分析

根据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提出的“信息选择论”,来衡量新闻记者是否对某一新闻信源有特定的偏好或对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信息进行倾向性选择。本文对89篇样本内容中所涉及的信源进行分类统计;通过对信源的统计,分析路透社在对“7·5”事件进行采写时的内容倾向和信息选择倾向。

报道中直接或间接引述的信源共有338处。在统计时,同一篇报道中相同内容的信源仅计一次,不同内容的同一信源分别统计;在不同报道中,虽然有时相同内容的信源在不同的报道中多次出现,但是它们出现的频次反而能反映出信源的重要性,因此,在统计时,即便相同信源在不同报道中出现多次,仍分别统计;对于间接引用的信息,仅统计最初的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