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位伊拉克“超女”的大红大紫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如说是折射了伊拉克人对国家认同的呼唤。她被冠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女儿”，这一名称本身就超越了教派、集团、地区的狭隘性，成为伊拉克形象的代码，稍微比照一下本章前文中提出的基于安德森（2005）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和Craig Calhoun（1997）提出建构国族的基础条件，就可以发现仅“美索不达米亚”一词竟然就涵盖了全部10项条件。除了在第7项的“文化（culture）”——“包括语言、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以及风俗习惯等”，在宗教信仰上还有些差异外，特别是在“时间上的深度（temporal depth）”、“共同祖先（descent）”、“特殊的历史（history）”都相当贴切和完整。一句话，现代的具有世界流行时尚的电视选秀节目的传播，完成了这一共建“共同体想象”的仪式共享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认同需要以政治的现实力量作为基础，同时还需要通过传播来构建国家认同，这正是伊拉克国家认同危机带给人们的启示。
第四节 美国国家认同研究——基于南北战争（1861～1865）的历史考察
美国的崛起其实与其国家认同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美国也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某些国家相似，同样也曾面临过重大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还曾经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相当惨烈的内战——南北战争。在战争硝烟散去后，美国人在抚平创伤的过程中，建立了有效的民族和解机制，从而形成新的国家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南北战争不仅是关乎自由、奴隶制、经济利益和政治体制等问题，还关乎国家认同问题，美国的南北战争即是两种国家认同的较量。战争之后的民族和解与重建，则是形成新的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里，本书将从传播的视角，特别是仪式传播的层面来考察美国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成功之处和其中隐含着的不朽价值。
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争伤亡
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内战，交战双方为美国联邦和美国南方邦联。实行奴隶制的十一个南方州于1861年退出联邦，另立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挑起战争，北方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为了统一而与南方交战。1865年，南方叛军统帅罗伯特·李向联邦统帅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投降，南北战争结束，有非常多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进行记述和研究，在此不再介绍。在探讨战争、死亡对于国家意义的角度，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第28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是美国19世纪历史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战前的南方与南北战争，她花了十年时间写成本书。在2008年出版了《苦难共和国：死亡与美国内战》（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一书，剖析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这段历史。
根据福斯特在该书第一章的介绍，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军人估算起来总共约有62万人，相当于当时2%的美国人口据历史资料，战争初期，北方有2234万人口，南方只有910万。这个数字比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军人加起来还要多。她还指出，南北战争还造成平民死亡，因为战争往往在农场和田野进行，战场引发的流行疾病、加上游击战、饥饿等因素使诸如妇女、儿童等死亡。根据历史学家James McPherson的估算，大约有5万平民因战争死亡；并且他估算整个南部邦联的战争死亡率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任何国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除某些特别区域外的多数地区。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让人感到震撼！
上面列举的数字只是个大概，因为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牺牲人数的准确记录。毕竟战争是相当紧张、激烈和残酷的，战争期间没有人系统地通知这些阵亡将士的家人，也没有人专门承担准确记录的工作。在某些战场，一天的伤亡人数就可以达到数千人，清理尸体、运输和埋葬都成了大问题，无法系统性地清点阵亡人数，也没有成熟的机制可以把尸体运送回故乡，许多战士就在自己倒下的战场上死去，然后腐烂。这么多人在这场人们本以为数周就能结束的战争中丧命，其中有半数左右都是“无名英雄”。这就是南北战争的现实状况。在福斯特看来：“战争死亡人数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粹的数字本身”。在这场战争中，曾经极为残酷、无可奈何的死亡成为那个年代非常普遍的经历。几乎没有家庭可以逃过战火的硝烟。
当然，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伤亡，因而在美国内战中也流传着很多与此相关的故事，在《苦难共和国：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中有不少描述。例如：当时的平民和士兵如何互相帮助，穿越敌军的封锁，帮助家庭寻找失踪的亲属，写信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场战争对美利坚民族带来的心灵影响，从本书在前面建构的基于传播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上看，美国的南北战争确实提供了有关“英雄（heroes）”、“史诗（epic）”这两项基本符号条件David Blight教授是耶鲁大学研究奴隶制和美国内战的专家，根据他在耶鲁大学课程《美国内战与战后重建》的第一讲《绪论：美国内战为什么能够激起人们对于历史的想象？》中总结的原因有：对史诗的热忱；美国人对救赎叙事的偏爱；种族意识的觉醒；对失败的眷恋；对现代美国的追根溯源，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军人公墓的建立与民族和解
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从地理上、政治上都造成了美国国家的分裂，美国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但是在战后，这个民族却通过让幸存者共同承受失去至亲的悲伤，通过凭吊逝去生命的仪式，通过民族和解，把南北两边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军人公墓的建立具有不朽的价值。那么，军人公墓的建造以及与此相连的各种善后事项，究竟对于建构美国国家认同起到了什么深远的影响呢？这是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者Susan-Mary Grant（2005）的论文《让逝者重生：战争、记忆和美国国家身份认同》（Raising the Dead：War，Memory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站在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美国人在建立军人公墓上的一些做法，很有见地。根据该文的历史资料，欧洲建起第一个军人公墓德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开始建欧洲第一个军人公墓。的时候，美国已经拥有了73个这样的军人公墓，这说明美国人在这方面远远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北方的联邦政府对于战争中亡者如何处理，在战争一开始并不是非常清晰的，而是一步一步清理出头绪来的，因为这场战争原以为不会持续这么长。构建出国家的军人墓地体系的整个框架（framework），追溯起来，大概发端于1862年，国防部命令总军需官给战地医院提供表格，以便那些阵亡者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并且要用合适的材料去建造墓穴。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条例制定出来究竟如何埋葬死者，但是有一些命令是关于在战争附近预留一些合适的地块以备后用。民间组织开始介入到这些事务中，他们安排了一些土地给国防部用于以后建造军人墓地。也就是在这一年，国会授权总统“购买土地用于建造国家的陵园，让那些为国捐躯者安息”。在1862年末，已经有14块国家陵园的土地被安置妥当，但是，其实并不全是联邦政府出资的，有的是由州政府出资。这里面最有名的是安提塔姆（Antietam）1862年9月17日，马里兰的安提塔姆（Antietam）发生过一场整个南北战争中日伤亡最大的战役。联邦军队在此役中重创了邦联军队。战役之后，林肯在此发表了《解放宣言》，始建于1862年，还有葛底斯堡（Gettysburg），始建于1863年。
另据福斯特（2008）的分析，修建军人公墓标志着联邦政府进入丧葬业，同时也开始从事象征性和实际性的悼念事务。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开始举行大规模的遗骨身份辨认、埋葬和纪念活动。1865年这场南北战争一结束，联邦政府就开始一项费力费钱的工作，工作人员开始补查以前死亡的人数，在乡村仔细查找和清点阵亡联邦军将士的尸体，同时还负责辨认身份和埋葬。当发现埋葬北方将士的南方墓地有可能遭到亵渎时，政府还出资将尸体挖掘出来，运回北方并在葛底斯堡等地的军人公墓中安葬。这项工作非常庞大且史无前例，直到1871年全部工作完成时，30多万联邦军阵亡将士已在74座军人公墓安葬事实上，最后一座移交联邦政府的公墓是阿灵顿（Arlington）公墓，1872年移交联邦政府。因此，文献中有说法上的细微差异。战后重葬工作的总设计师埃德蒙德·惠特曼（Edmund Whitman）说，“这样一种集中全国的力量和资源，只为表达一种情感的举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战后还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那些为南方邦联而战死的将士，可否安葬在国家的军人公墓？另外，还有一些无名战士，无法识别究竟是南方军的，还是北方军的，他们也是无意中埋葬在国家公墓的。在战后，就Antietam公墓而言，马里兰立法明确认可南方军的战士可以埋葬在北方的土地上；但是，这遭到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称其怎么能让“反叛者”享有如此的“国家殊荣”（Susan，2005：518）；同样，南方也有人表示不愿意北方战士埋葬于南方的土地。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邦联的幽灵”（ghosts of the confederacy），在新南方上空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意义就是一个“逝去的国家”（a nation lost），而不是一个“重生的国家”（a nation reborn）；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不久就被南北民族之间的和解融化了。1865年第一个扫墓日（Decoration Day）在南方的南卡罗莱纳州举行，人们不分南北双方，在春天向双方死者的墓地都奉献鲜花；之后，北方也开始采用这种仪式来祭奠牺牲的将士。1868年5月30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节日从纪念南北战争中的阵亡将士演变为纪念任何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在每年的这个日子，美国政府大楼下半旗，人们通常在阵亡士兵的墓前插上国旗或者摆上鲜花，并且参观纪念馆，看望阵亡军人的家属。学校也举行活动，让学生记住那些为捍卫他们的自由生活而付出最大牺牲的人。（最初即Decoration Day，后来通称为Memorial Day）被确定下来，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阿灵顿国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坐落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其规模庞大，占地达170公顷。陵园呈半圆形，周围树木蓊郁，园内芳草如茵，墓地绵延起伏，洁白的墓碑鳞次栉比，宛如逝者的庞大军阵，声威浩荡，蔚为壮观，人们为南北双方的阵亡士兵献上鲜花。
从此，美国人通过对牺牲者的举国纪念仪式，开启了阵亡将士纪念的传统，较之于欧洲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早了数十年的时间，而这数十年内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飞并追赶欧洲列强。
林肯葛底斯堡演讲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对于军人墓地所维系的国家认同力量，特别是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背后隐含的现代民族主义文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也有专门的论述：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