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对“大陆政策”进行秘密磋商，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7月25日，一份非常详细的战略文档以奏折的方式秘密呈给日本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1929年被媒体披露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刊登了《田中奏折》的部分内容。的《田中奏折》。这份奏折可以说是一个制作较为完备的国家战略谋划，也可以说是针对侵略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文本。为此，本书在搜集了各种资料后，对其内容进行大致的梳理，这些内容本身可以说明，这是一个精心制定的战略规划，与日本之前的军事扩张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此之后的诸多历史事实印证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日本军国主义在“9·18”后全面推行其战略主张，直到l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俄、德、日国家战略传承的历史比较分析
以上大致从三个典型性的文本，管窥了俄、德、日三国的国家战略传承的三段历史，这三段历史都是经历了从国家实力扩张（即兴盛）到国家陷入战争深渊而崩溃解体（即衰落）德、日是在二战中消耗国力，最终战败；沙俄系引发内部革命而终结了其统治。这样的过程。对这些历史过程，战略学者的总结往往是从战略本身来分析，比如，认为要“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张文木，2004）。事实上，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在对比这些文本后，可以发现一些共通的内容，并能带给我们历史的启示。
第一，这些扩张性战略的制定者，一般都传承了前代战略思想家的思想脉络或智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国家战略的来源还是来自本国的文化之根，三件历史文本（《彼得一世遗嘱》、《德皇雄图秘著》、《田中奏折》）都是本国战略思想文化中的一个片段而已。可以说，大量的传播活动完成了其战略传承的历史过程。如果该国继续制定国家战略，还是有可能从其文化思想渊源中寻求到发展的脉络与线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很可能重演。例如，苏联从沙皇俄国继承了某些国家战略思想，在后来的入侵阿富汗的战争行为中，也还是能发现与彼得大帝一致的文化传承性。日本在战后保留了天皇制国体，日本的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日本的右翼势力还非常强大，日本民众中还有接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文化土壤，今后日本推行军事扩张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值得世人警惕。
第二，扩张性战略主张无一例外都寻求其法理的正当性。例如：《彼得一世遗嘱》是从东正教“最神圣和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旨意，要俄罗斯后裔如潮水一般冲向欧洲的堤岸；《德皇雄图秘著》根据的是人种优越论、帝权神授论；《田中奏折》则是对天皇的“忠”以及“天理”、“神道”，肆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以维护其侵略行为的正当性。这种法理正当性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比战争本身还具有让人不得不防备的危险性，因此，如果需要对国家兴衰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刻思考和反省的话，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此类宣扬侵略战争和无辜杀戮合法化的思想文化传播，从根本上讲是危及整个国家命运的。
第三，所有的发动侵略性战争的国家战略文本都是秘不示人的，外界得以传播，往往是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取。然而，当事者或知情者往往并不会承认其真实性，这本身为后世的研究就带来不同的争论。有趣的是，不论其真伪，这些文本的传播，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本身都能同时证明国家战略在形成、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到传播的重要影响。即便是文本是伪造的，伪造者进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警醒国民”，还是揭露敌人，还是有意转移矛盾，都说明了传播对国家战略的一种影响作用。
第四，这三个案例并不能代表所有国家战略崛起的模式，但可以肯定，在不同的国家战略模式中，传播还是具有其影响作用的。
第三节 传播与国家战略的互动关系
以上探讨的国家战略思想传播实际是一个源头，那么在实际中，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特别是传播与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即传播如何对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施加了影响作用？通常国家战略制定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有的需要进行修改和重大的战略调整，那么，在这些过程中，传播如何体现其作用？表现在哪些具体环节？具体过程又如何？这些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传播与国家战略制定的理论模型
唐世平（2008：109-133）根据社会进化论，在其论文《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中国安全战略的社会进化论诠释》中提出了一个一般性模型，说明国家战略在历史上的进化过程，即长期性的国家战略的变化、改进过程。根据唐世平（2008：114）的解释，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模型开启了本研究的思路，社会进化论用以解释国家行为时，在三个方面不同于非进化论和不完全进化论的观点。
第一，在社会进化论中，物质力量（客观世界）和观念力量（主观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物质世界至少是由下列因素构成，例如：国家的地理环境、国家的绝对权力、国际结构、国家间关系、国际体系的性质等。观念世界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信念、习惯、记忆。观念力量主要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国家的战略选择：一是影响国家如何学习客观世界；二是思想观念在各种因素的竞争中最终将赢得影响战略制定的权利。
第二，社会进化论承认人类自我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进化过程，认为这一命题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就制定国家安全战略而言，需要进行多种思想、观念、方案的碰撞，进行竞争、选择后，才会最终确定哪种思想被融入战略的一部分而获得推行。
第三，社会进化论对“学习”制定了一个相对广泛的定义。学习包括很多形式，例如适应环境就是一种学习，适应时需要评估环境，评估时就需要学习。无论是战术学习，还是战略学习，无论是消极学习，还是积极学习，都是学习。失败是成功之母，消极学习过程也能促进人类知识处于进化状态。
基于这个模型，他的这些解释说明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传播”这个词语，但是，在其反复强调的“学习”环节，不论是个人学习，还是社会学习，也不论是学习自身经验，还是学习他国经验，实际上是都离不开传播过程。对此，本书对他的模型进行了初步的改进。在这个改进图中，本书主要增加了右上部分的学习环节中必然包含的两种传播过程，具体化后并入到整个模型当中。这个传播过程包括：1.社会传播交流，即人们对战略思想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交流以形成新的思想或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例如，领导层接受民间意见、智囊人物的意见进行直接对话交流；2.自然传播扩散，即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扩散到更广泛的时空当中，从而形成更大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总统的炉边谈话或领袖的动员讲话等。
在这个模型中，传播与学习的关系非常密切。第一，传播活动特别是信息交流和仪式共享实际上是学习的一种形式；第二，人类的传播活动往往是获取新知识的一个途径，对于限于某项固定思维或无知状态的人来说，外界思想和信息的传入，是一个学习的源头；第三，大众媒介以及各种传播方式，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特别是在国家战略需要达成集体行动时，利用传播可以迅速统一思想，形成集体共识。第四，传播活动还可以在各种信息反馈回路形成的过程中检验学习的效果。
在这个模型中，上一节我们实际上探讨的是“从战略思想到战略”这一过程中传播活动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实际是位于此模型的底部。那么，可以推断的是，在其他的各个环节也应存在传播活动。
传播与国家战略实施的一般性讨论
传播不仅在国家战略构想、战略设计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从战略到结果”的环节都是属于战略实施阶段。经过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与战略部署的贯彻
在这个环节中，国家战略的蓝图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来完成。例如，作为发动一场战争而言，需要进行战斗部队的集结、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运输、战争舆论的准备等。战略指挥者向具体实施部门进行战略部署，需要进行指令的传达。传达过程，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即传播。有效的信息传播是保证战略部署到位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两个方向的传播：各类情报信息能汇至指挥者，确保指挥者对战略实施的情况了如指掌；指挥者的命令能够迅速传达到实施者，并能使信息准确传递，不失真。在这个战略部署过程中，有的时候还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号召普通民众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来积极参与到国家战略当中，有的时候还需要进行国家战略动员，这往往包含着一个舆论动员的活动，就需要靠传播活动或某种动员仪式来完成。
二、传播与战略意图的传达
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往往需要联合其他国家共同进行，这时就需要把战略意图传达给本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借助传播的力量。国家往往是通过各种外交的手段传递信息，有的是通过有效的新闻传播方式释放友善的战略意图信息，有的是通过关键的中介人物来完成。还有一种情况是战略指挥者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重要的战略意图，这也需要借助巧妙的传播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例子很多，1971年，毛泽东曾经巧妙地借助乒乓外交的手段，撬动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从而，使得中国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战略位置。我们从《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中，可见一斑。1971年4月26日封面图片为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在长城的合影。封面标题《中国：一个全新的棋局》（China：A Whole New Game），语意双关，这里的Game不仅是指乒乓球的游戏比赛的性质，也是暗示美国将与中国展开一个新的战略棋局。从这一封面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展开的乒乓外交，发出的国家战略转向的信号，积极与美国接触，已经让世界瞩目。一年之后，在中美外交人员的积极组织和斡旋下，尼克松开启了到访中国之旅。1972年2月6日《时代周刊》封面标题是：《尼克松的中国之旅》（Nixson's China Odyssey）。有4幅照片，画面分别表现了尼克松与毛主席、周总理的见面情况，还有参观长城的合影以及中国的歌舞表演，显示出这次访问的丰富成果。英文中的“odyssey”（旅行）具有积极乐观的含义，由此看出，美国媒体对尼克松的中国访问予以了正面的评价。中美在战略上从敌对冷战，转向积极沟通和合作，对于20世纪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意图的巧妙传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次接受这位以爱提尖锐问题闻名的女记者的采访。中央电视台网站视频：《1980年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就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向世界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中国在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之后，将坚定地推进全面的改革开发战略。在采访一开始，法拉奇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表示要“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就表明了一种坚定的态度，也说明了中国未来国家的战略方向依然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两次采访中，邓小平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等许多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邓小平以自己的既坚定又灵活的态度，以及幽默坦诚的回答，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的重要信息，对在国内全面启动改革开放战略也起到了团结和凝聚人心的作用。
三、传播与战略威慑的显现
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传播也能够把对战略对手的现实威慑充分显现出来，从而，让战略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可以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比如，一个国家的核武器力量，就具有某种战略威慑的作用，一个国家如果有意把自己的核武器力量或者核武器装备通过某种形式，公开展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传递战略威慑的作用。当然，这种传播活动也可能具有某种反作用，就是过度曝光，可能会让对手破解战略威慑背后的重要机密信息，寻求反制威慑的手段，一旦发生战略冲突的时候，这些战略威慑可能不一定能真正形成战略威慑。所以，战略威慑的显现，还是需要有所保留，“犹抱琵琶半遮面”可能会更有威慑力量，能给战略对手以高深莫测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传播谋略的一种体现，如同诸葛亮的“空城计”，实际是战略威慑吓阻了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