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拿大媒介业的制度环境与地域特征
在英美和欧洲为主流的世界电视结构中，加拿大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国度。这一方面取决于其在电视市场方面的规模局限（不管是电视业的产值还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多元而混合的媒介政策），这一综合化的媒介制度很难获得参考和模仿效应。但是，加拿大的电视发展历史和结构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这一价值主要表现在其基于本土历史、文化和利益取向所制定的媒介业架构及其与当地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关系。换句话说，当强大的“媒介帝国”——美国仍然对加拿大媒介业和媒介生态进行不断渗透的时候，我们不能否认加拿大自身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为保护本国媒介业者和本国文化所作出的可贵努力。
在加拿大广播史上，存在着著名的“不是（本国）国家就是美国（the state or the United States）的争论。也就是说，倘若加拿大国家不介入广播业的运营，而只让私营广播市场按市场规则运作的话，那么加拿大的整个广播业就会成为美国商业广播网的一部分。”正如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CRTC）2010年7月的《传播行业监测报告》（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所显示的那样：在所有的电视节目中，戏剧和喜剧节目是最受欢迎的，但是这些节目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不是加拿大的。在该委员会有关媒介融合的另一份报告中，加拿大广播业（包括传统的电视、付费电视和VOD）购买非加拿大内容/节目的支出在2005-2008年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面对此类触手可及的危机，加拿大政府对于媒介业进行了结构和细节上的全面管理，着重突出加拿大内容和对本国媒介市场的保护，这也反映了在媒介领域加拿大国家与市场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
在这个前提下，加拿大的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体制呈现出“复合型”状态。“既不同于英国式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又不同于美国式的私营广播电视体制，它兼有两种体制的特点，是一种复合型的多元体制。其中，公共广播电视约占35%，私营占65%。”自1932年加拿大第一部《广播法》诞生以来，几经修改的这部文本和不断变迁的管理体制反映了这个国家对“广播”这一现代社会部门的谨慎态度。学者郭镇之认为，加拿大的广播管理体制继承了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国家的遗产：首先是其宗主国英国，英国的殖民过程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深厚的社会影响，向往英国文化精英立场的加拿大社会精英起先希望本土的广播制度能够效仿英国的“公共体制”，但由于市场的规模限制和成本压力，不得不向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妥协，从而形成了理念上的“一元公共体制”和事实上的“双轨制”并行的局面。其次，近邻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转化为简单的媒介产品，冲击着加拿大脆弱的广播体制，使得“公共服务”的政治逻辑再一次遭遇了市场或者说资本逻辑的冲击，不断地退守和失去阵地。如此，近些年来，伴随着与信息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进行的全球化过程，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广播结构和政策转向，加拿大的“公共广播”体制再一次面临风险。
但是，上述过程并不否定这个国家在平衡市场逻辑和政治文化逻辑上的可贵努力。这一历史遗产事实上构成了加拿大广播体制的鲜明特色，并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将这个国家的文化多样性保存至今。由此，对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的保护就成为一种政治任务和对经济的治理策略体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加拿大广播制度的规范性文本——《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中找到确切的表述。比如该法第三章规定了加拿大的广播政策：广播频率为公共财产；广电节目须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以构建民族认同和文化主权；加拿大广播系统应当提供多元的节目，通过在娱乐节目中展示加拿大智慧，来反映加拿大态度、观点、观念、价值和艺术创造力，等等。
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著名学者文森特·莫斯可所说，“尽管遇到了诸多的问题，加拿大仍然是一个平衡电子媒介的公共服务与私有市场的范本，尤其是针对紧邻美国而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服务的基本政策与不断市场化的现状是型构加拿大广播以及电信的两股主要力量。
二、加拿大的媒介融合进程
在加拿大传播学者德韦恩·温塞特（Dwayne Winseck）看来，“媒介融合”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a historical possibility）——它曾经被产业界和政府所阻止，如今又被其所推崇。而加拿大的媒介融合进程则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辩证。
一般而言，“媒介融合”涉及技术、语言、所有制、市场和规制等多个维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学者罗伯特·巴比（Robert E.Babe）将之分为三个层面，即技术的融合——数字化的统一语言；功能的融合——所谓传统上不同平台的多功能一体化；以及机构的融合——主要指媒介机构的跨媒介、跨行业运作。接下来，我们将综合这三个方面，对加拿大的媒介融合进程做一简要的梳理和评析。
在技术方面，加拿大依托自身的研发力量，更重要的是依托与美国这一信息技术研发中心的毗邻优势，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了融合的尝试。正如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数字媒介公司——Mobovivo的CEO特弗雷·多尔克森（Trevor Doerksen）所说，今后电视业发展的方向是在融合基础上的“广播播出的可选择性”（alternative-to-broadcast distribution）。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崭新词汇在实际业务中的不断应用，比如平台、流媒体、用户自制内容、下载、社会参与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与旧媒体的显著分野消失了，就像苹果公司的iPad一样，它是什么？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还是娱乐中心？
但是，这一系列技术层面的乐观期待并不意味着现实进程的一帆风顺。有中国业者在访问CBC后写道：“在CBC的国际广播电台，其员工认为IPTV、高清电视等新的数字业务的产生和发展，首先缘于技术的发展，缘于IT技术与传统的视音频技术的不断融合。因此，开展新业务，发展广播电视事业，首先要做的是进行技术规划，搭建技术平台，收购具备新技术能力的专业公司（如IP运营商、网站）或与之合作，尽量务实而不是炒作‘概念’。”可见，在一个公共服务机构，面对媒介融合或者说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做到传统媒介渠道与新技术、新业务的实时对接，在新的平台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是当务之急。
特弗雷·多尔克森也认为，新的融合型媒介虽然提供了创造性的市场营销工具，但是并未撼动现有的广播叙事模式——换句话说，大众媒介仍然需要借助自身的影响力来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正如他所总结的那样，“这一些不是新的，只是更为碎片化了”（This is not new，just more fragmented）。如此，融合时代的广电媒体不仅需要吸纳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介的运作优势，也要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不能为了求新求变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来源和机制。
除此之外，加拿大相对保守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也制约着相关的合并或交叉拥有的媒介融合计划。但是，尽管如此，加拿大的媒介融合进程还是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总体来看，“加拿大共有14家跨媒介集团，其中率先实行融合的有四家，分别是魁北克（Quebecor）、贝尔电信（BCE）、加西环讯（Can West Global）和罗杰斯（Rogers）。”其中，贝尔电信在2000年以20亿美元购买了CTV，几个月之后又耗资近40亿美元与汤姆逊公司（Thomson Corp.）结盟，震惊了加拿大的媒介产业。这一融合的目的就是全面覆盖广播、发行和网络在线媒介的优势，将整个媒介集团的运营范围扩展至多种传播渠道。
通过一系列的购并，创始于1950年的魁北克公司已经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媒介集团之一。该集团现拥有8家主要的日报以及近200家地区和社区报，并拥有自己的新闻通讯社（QMI）和门户网站Canoe.ca，其业务还涉及法语出版物和视频产品连锁机构。除此之外，2000年，魁北克从罗杰斯公司（Rogers Communications）买下了魁北克省最大的有线网络公司Vidéotron和它的法语电视网TVA，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该集团的媒介机构——魁北克媒体（Quebecor Media）。
创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罗杰斯公司从广播起家，通过一系列的购买策略于1979年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之后，该公司又涉足无线电话（手机）领域，并在1994年购买了杂志出版商Maclean Hunter。罗杰斯将广播、杂志和电视等资产融合，组建了罗杰斯媒体公司（Rogers Media），该公司现在拥有多个无线和专业电视频道，53个广播台和诸多的杂志出版物。
率先进行融合的四家媒介集团中，规模最大的是加西环讯。它拥有一个覆盖全国的电视网，一个广播网，8个专业频道，10家大型日报，23家小型日报、周报和社区报，一家通讯社——加西通讯社，以及一个门户网站Canada.com。
尽管已经成为覆盖广电、报刊和网络的全国性媒介集团，加西环讯的媒介融合进程仍然受制于现有的广电和媒介管理体制。比如，由于担心新闻来源合一而损伤新闻的独立性，加西环讯同时受到加拿大广播电视与电信委员会和加拿大全国报纸行会的干预，因此无法形成上述基于一个“平台”的节目和内容生产机制。与此同时，其官方网站Canada.com虽然可以将广大疆域内的分支机构联系起来，并实时共享和发布新闻信息，却无法解决新媒体网络化传播条件下的报道碎片化和社会特定区域内共同兴趣之间的矛盾。这也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加拿大联邦制和文化多元性的基本社会特征。
2010年春，加西环讯旗下的环球电视网（Global TV network）和多个电视频道被肖尔媒介集团（Shaw Media）以20亿美元买下，成为肖尔集团的资产和品牌。
从以上对加拿大主要媒介集团发展的简要梳理中，我们发现，该国的媒介融合进程主要表现在：（1）媒介公司的跨行业和跨地区购并，范围涉及报刊、广电和电信服务等多个领域；（2）地区性的媒介集团（比如魁北克）表现出向全国市场扩张的趋势；（3）媒介融合多以市场化为手段，因此也主要发生在私营媒体领域，亦即上述的“机构的融合”。而加拿大的公营媒体比如CBC虽然拥有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服务形态，但并未在机构的整合方面有太多举措，更多的只是表现为技术和功能的融合。
但是，由于该国广播、电信和新闻等行业的制度规制，上述的机构融合也更多地表现在公司的资产整合和管理结构重构方面，对具体的新闻行业尤其是电视行业操作的影响还有待观瞻。毕竟，尽管很多私营媒介集团拥有通讯社、报刊和电视新闻频道等完整的新闻节目产业链，但如何在保护新闻从业者生存权利、保护新闻的独立客观性方面，该国的相关规定和行业协会仍发挥着重要的平衡作用。
尽管如此，借助媒介融合所带来的技术平台和资源整合优势，加拿大电视新闻生产的机制也正在发生着改变。我们从以下几个著名的电视新闻节目入手，去尝试着进行分析和梳理。
三、加拿大有代表性的电视新闻节目
在上述宏观的制度和文化框架之下，我们来细致分析加拿大的电视新闻节目及其在媒介融合时代的内容生产创新。根据主办方角色和功能的不同，加拿大的电视新闻节目亦可以分为公共广播和私营广播两个部分。前者的代表机构为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CBC），该机构“是加拿大唯一的全国性广播电视网，并获得议会授权，成为享有国家特权、政府财政支持的独立公营机构，每年大致的财政拨款为5亿加元（约合30多亿元人民币）。公营媒体既不属于私人，也不属于政府，而是属于全体公民。”后者的代表是创始于1961年的加拿大电视网（CTV Television Network），现在隶属于贝尔媒介集团（Bell Media）。迄今为止，加拿大电视网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私营电视机构，并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电视网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隶属于肖尔媒介集团的全球电视网（Global Television）等多个电视机构制作和播出电视新闻。
加拿大国土疆域辽阔，各个电视机构在多伦多、渥太华、温哥华、蒙特利尔等主要城市都设有记者站，及时报道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新闻事件。CBC和CTV还在美国、中国、欧盟等地设有驻外记者站，及时连线报道世界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