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跨文化、跨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的传播形态——母语传播。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母语传播尚未予以明确的界定和做出系统的研究。
基于文化与语言的同一性，从很大程度上说，跨文化传播就是跨语言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差异首先表现为语言差异。语言上的差异是传播者与受传者，或者说传受双方跨文化交流面临的首要障碍。如要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流，传受双方就必须使用同一种语言，或者说，使用一套能使双方共享意义的符码（语码或符号）系统，于是，就出现了转换语言符号的必要性。
那么，由谁来完成这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呢？这种努力要么由传播者做出，要么由受传者或受众做出。对传播者来说，语言符号的转换就是把自身的语言转换成受传者或受众的语言。而对受传者或受众来说，语言符号的转换就是把传播者的语言转换成自身的语言。其中，由传播者做出语言转换，以受传者或受众所使用的语言即受传者或受众的母语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就是母语传播。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有关语言转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多拘囿于人际传播的范畴，既缺乏大众传播的维度，也缺少国际传播的视阈。然而，在一个社会和文化日益媒介化的时代，大众传媒介入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强度不断加深。跨文化传播更多地是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它表现为大众传播，或者说，它是一个文化圈内的传播者运用大众传播媒介面向另一个文化圈内受众的传播活动。同时，从宏观的角度看，跨文化的传播更多地是跨越国界的，表现为国际传播，或者说，它是在国际社会一个国家对对象国（或目标国）受众的跨境传播。总之，作为一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态，母语传播也越来越大众（传播）化和国际（传播）化了。
如何研究母语传播？这其实是一个关涉到语言全球观的根本性问题。基于跨文化传播中母语传播现象日益普遍的现实，首先，在研究视阈上必须是超拔的，应当超脱于欧美学界盛行的英语中心主义及其所代表的“语言帝国主义”窠臼。在西方语言中心主义视阈的主导下，西方传播学界习惯于把原本基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语言尤其是英语传播狭隘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加以“普世化”，推广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这样的研究视阈显然是有局限的。与之相对，本书主张以语言多元主义的开阔视阈和语言平等的开放心态来对待跨文化传播中的母语传播现象。
其次，研究母语传播，不仅要有开阔、超拔的研究视阈，而且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或解释范式。本书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范式上做了转换，即：从人际传播转向大众传播，从国内传播转向国际传播，从而更为充分地观照到当今世界各国媒体对外传播中的母语传播实践。
从研究类型上讲，母语传播研究既是基础研究，又是应用研究，因而是综合性研究。它既要注重说理，更要面向实践。本书的撰写将沿着从逻辑到事实、从理论到应用、从学理探究到决策评论和案例分析的路径展开。既对中国涉外媒体的母语传播实践（譬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61种对象国语言对外广播）及其战略决策进行实证性经验描述，同时又把经验事实提升到概念认可和价值评判的理论高度，从历史反思和理想追求的双重维度构建起积极引导和规范我国涉外传媒母语传播路径选择的一般传播模式。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讲，母语传播是国际传播中的一种语言本土化策略。在寻求传播本土化的国际传播大趋势下，通过对母语传播的理性辨析（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个案解读），本书希冀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中的母语传播战略决策提供较为充足的理论支持和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