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众性利益表达渠道的多元拓展
从传播社会学角度看，近年来新闻报料人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原因。
首先，新闻报料人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分层多元化所导致的利益诉求的碎片化。“分层”一词来源于地质学，本指地质构造不同的层面。社会学家借此来说明和分析社会的纵向结构。社会分层的基本含义是指社会的阶层化现象，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等级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成若干层次。社会之所以呈现阶层化，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关系及其社会结构的分化，由于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不同。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单一，利益诉求高度集中。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演变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各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各有差异。在中国社会由单一结构的社会向多元结构的社会转化过程中，原有的信息资源结构已不能适应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需要。在此背景下，身份多元的新闻报料人应运而生，他们的出现使大众媒介倚轻倚重的信息资源结构得到了有效平衡和优化。
其次，新闻报料人的出现是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所导致的一种自组织行为。按照政治学者的分析，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是群众性利益表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综合对于宏观决策的影响比较小，群众性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单纯自发的群众性综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更多的利益表达与综合是由权力精英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的。这一状况是由当代中国的宪政体制和决策机制所决定的，即当代中国的政府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官员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样的现实既存的决策过程，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明显的缺陷。[4]在群众性利益表达机制不完善、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这里主要指的是民主选举、信访和听证会等）尚不十分通畅的情况下，新闻报料人以其独有的“原生态”和“草根性”，借助大众媒介使群众性利益诉求得以最直接地表达，这对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实现阶层和谐乃至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新闻报料人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转型期社会问题集中显现这一客观现实。换言之，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集中显现是新闻报料人大量出现的重要诱因，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不平则鸣。按照风险理论，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双重风险”之中：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期的风险。中国社会的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来自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化不仅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同时也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风险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社会问题以其复杂的方式普遍存在。“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与研究视角，它是指偏离了社会公认的正常轨迹的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影响到社会功能的发挥和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并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才可能解决。[5]身处社会“原生态”中的新闻报料人最真切、最直观地体验到社会问题带给他们的影响，诸如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等。他们通过拨打新闻媒体开辟的新闻热线、投诉电话或者借助其他渠道，提供突发事件或负面新闻线索，使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及时反映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或缓解。影响深远的“孙志刚事件”的新闻线索就是由其亲属向记者提供的。中央电视台的金字招牌“焦点访谈”栏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大量的新闻报料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线索。据统计在一段时间里“焦点访谈”每天平均收到观众来信300封、来电130个、来访20起、电子邮件300个、热线寻呼400个。[6]新闻报料人的积极行动，极大地丰富了栏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焦点访谈”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加速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缓解。
四、简短的结语
“原生态”和“草根性”是新闻报料人的身份特征。他们置身于民众之中，本身就是普通民众的一分子，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可以更客观真实地反映民生，更准确地表达老百姓的愿望、呼声、情绪和思想脉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媒体积极扶持新闻报料人，积极采用报料人提供的新闻，就是实践“三贴近”。新闻报料人的出现是对中国媒体通联制度的必要补充与修正、延伸与变革。相比较而言，新闻报料人这种全新的体制外制度安排还比较脆弱，新闻报料人的媒介素养还普遍不高，甚至有个别新闻报料人为获得报料费或出于一己私利不惜向媒介提供假新闻。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新闻媒体对于新闻报料人提供的新闻线索应审慎判断、筛选和过滤；另一方面，加强对新闻报料人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很急迫的任务。
（孙瑞祥：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主任、教授）
注释：
[1]在这里，“通信员”这一称谓换成了“通讯员”，这是移用了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以及列宁创办《火星报》等布尔什维克报刊上的“通讯员”概念。马克思早在1848年5月着手创办《新莱茵报》时，即把建立通讯员制度写进了《新莱茵报》的创办章程中。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最早建立的通讯员制度。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第1号上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代表编辑部的《〈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写到：“《新莱茵报》原定于7月1日出版。和通讯员们商定的也是这个日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3页）这是“通讯员”这个名词在无产阶级报刊上第一次公开使用。
[2]参见《今晚报》，2001年9月10日。
[3]张敦福：《职场赢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4]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决策制度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求实》，2001年第11期。
[5]孙瑞祥：《新闻传播与当代社会——一种传播社会学理论视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
[6]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