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几年的热点，对“民生新闻”的讨论、评价众多，既有“电视新闻革命”的高调肯定，也有“电视小报倾向”的尖锐批评，在此不再赘述。从节目成品看，无论是《南京零距离》一个小时的“社会新闻”、“生活资讯”、“孟非读报”、“观众热线”、“现场调查”板块，还是90分钟的《直播南京》在栏目自荐中“‘第一时间’记者现场叙说新闻；随时直播突发事件；‘东升工作室’动真情、讲实话、办实事；‘特别关注’讲述百姓故事，聚焦社会热点；‘时事要闻’播报时事快讯、追踪富民进程”，都可以从中提炼出“民生新闻”的基本共性：以社会新闻题材为主，借助直播、记者介入表现新闻现场；演播室则运用直截了当的新闻点评，间或夹带着美女主播对资讯类信息的软化，再现普通市民生活中常见“不顺心”、“小窍门”、“市井百态”，以求为观者解气、解惑、解压。
但是，要对研究对象做出更深入的考察，仅凭外部观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2004年底和2005年初，课题组两次赴南京做实地观察，并对《南京零距离》、《直播南京》、《1860新闻眼》的创始人、现任制片人、主力记者、分管领导近二十人作了深度访谈，以求解答这样几个基本问题：民生新闻的制作理念、成功原因分析、可能存在问题、社会效应评估。
调研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见的事实，即尽管全国各地的“民生新闻”类栏目日益庞大，但无论是在当地的收视率，还是在观众中的认知度，始终未见节目影响力超越《南京零距离》者。是因为《南京零距离》的复制者们没有掌握“民生新闻”的本质，还是只复制了部分外缘，抑或是其根本无法复制？《南京零距离》作为始作俑者和持续领先者的双重姿态，使我们自然地选择这个显见事实作为了解民生类新闻发生、发展的未来切入口。我们认为，可能有三种主要的影响因子导致了《南京零距离》与其复制品的成绩差异：节目的内容本身构成；因经济、文化造成的地域差别；其他因素。
对于省会城市而言，因为经济差距并不像东西部差距如此明显，地域文化和市民心理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普及的今天，反映在收视习惯上实际上渐趋相同。因此，地域差异原因即使存在，比如南京的市民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其他部分城市，但对接受能力要求不高的以民生类新闻为主的栏目而言，我们认为这不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这样，分析的重点就集中在后两者因素上。
集中对后两者因素的考察，课题组按照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抽样原则，于同年又赴北京、上海、广东、甘肃四地实地调研，对三十多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将其与《南京零距离》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在节目内容本身差异层面，《南京零距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类别上并没有特别的出新之处。在《南京零距离》之前，很多城市都有这种类型的“市民新闻”、“民生新闻”节目。例如，曾经引一时风气之先的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以及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北京特快》。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由于《南京零距离》自我定位于“新闻服务解决平台”，每天700～800个市民来电，使得其“负面报道”、干预生活的新闻数量远比其他同类节目为多，目前依然达到20%左右。相较之下，“在去年（2004）的全国电视新闻年会上，有的省说他们去年一年才做了八条批评报道，觉得很了不起了。那我们在一档新闻里头就不止八条揭露批评报道了”。
针对《南京零距离》，尤其是栏目创立早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某些选题的低俗化倾向，而其他省市台同类栏目也曾模仿过类似选题和操作。因此，曾经备受争议的市井百态新闻的直播、放大，并不是《南京零距离》和其他栏目在内容上的本质不同，尽管它们在收视率的暂时拉动上效果相同。在我们访谈资料的汇编中，总是能看到，无论是南京本地新闻业者，还是外地同行，常常为南京“舆论监督”相对宽松的环境或是庆幸，或是羡慕。正是这种新闻环境的不同，导致了节目内容上的根本差异，也决定了《南京零距离》一项核心竞争力的无可复制。当许多人激赏“光头孟非”“犀利而个性化的评论”并将其上升为《南京零距离》成功的基本要素时，他们忽视了是什么背景保证了孟非评论不被“毙掉”。中国从不缺少头脑清楚、言辞犀利的人。同样，直播、观众的即时调查，这些技术运用、业务创新也不是难以移植。《南京零距离》唯一无可复制的就是新闻生长环境。最终，直言不讳者缺乏传播机会的后果是，“民生新闻”在各地的复制中，往往呈现出《南京零距离》中内容相对低俗的选题被一再放大，而“舆论监督”的内容少之又少，新闻叙事格调日益感性、煽情、露骨，对“民生新闻”“泛滥”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在同一个国家、同样的政策背景下，南京“舆论监督”相对宽松的环境从何而来？显然，与吕日周曾经在山西长治推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不同，我们在调研中并未发现南京地方有过类似的政令。并且，在地方主政者更替的情况下，南京的新闻环境并未发生过明显变化。因此，继续剖析南京个案对于新闻改革的意义在于，这样稳定的新闻环境在其他地方是否有普遍的生成可能？
2005年初再次赴南京调研使我们了解到，“南京的新闻市场，新闻环境，实际上是跟南京媒体的探索和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是媒体自己打出来的”。而“对电视新闻影响力最大的，或者说推动力最大的是报纸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南京地方纸媒开始了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报纸的价格直线下降到一角钱一份，直到《现代快报》的出现，才改变了仅停留在价格层面的竞争。新的“竞争的结果，是把领导也培养起来了”。“《扬子晚报》、《金陵晚报》、《服务导报》、《江苏商报》，这些报纸四平八稳地做。结果它来了以后，把整个市场给搅了：它批评南京市政府，批评一些市委办局，它敢干，公检法它都敢批评。而这些部门的问题确实太多，因为以前没有人监督，它们就尤其张扬，尤其肆无忌惮。因为这种东西原来老百姓见不到的，所以《现代快报》出来之后，飞快地占领报业市场”。而之所以“《现代快报》是南京宽松新闻环境的开路先锋，因为它是新华社的，它的职能除报新闻以外，还有一个监督地方的功能，所以有时候省委宣传部的东西它不一定听的，不受约束，它知道它的底线是什么，它不要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冲突。所以它和南京市政府的关系弄得非常僵。时间长了以后，当我知道你是个‘太岁’我弄不动你的时候，我也就和你换一种角度来相处。也就是说，它培养了各级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一些领导对舆论监督的宽容度。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一时的成功和市场的刺激，以及特殊情况下对媒体的相对宽容，使其他报纸以及后来的《南京零距离》等民生新闻迅速跟进，承袭并扩大了这种意外得来的宽容度。南京这种环境的取得方式，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市场的爆破力量，同时也暴露了现有传媒体制中人为划分媒体等级、“官本位”在面对同一市场竞争中的不合理之处。几年来，南京电视“民生新闻”借助传播迅速、到达率高的媒介特性，与报纸一同慢慢培养起南京市民“舆论监督”的新闻使用习惯。市民积极利用媒体参与、监督政府职能行为的“南京现象”，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这也为后来《1860新闻眼》试图向“公共新闻”转型，提供了政策环境的些许可能和受众资源的准备。
越来越多的“舆论监督”，自然会受到功能扩张的媒体和利益保障的市民欢迎，但是“过多”的“舆论监督”，会不会削弱当地政府的主政能力，损害南京的地方形象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博士负责的课题组，近期发布的《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表明，“负面新闻”不断的南京市政府社会凝聚力指数在200个城市（不含港澳）中高居第二，而政府推销能力指数也位居第八。前一个指标的设计测量值包括市民满意程度、社会保障程度、社会安全程度，后一个指数则包括城市知名度、吸引外资能力、吸引游客能力。而南京市政府发言人在承认南京市民借助媒介的参与行为对政府的制衡作用“非常大”的同时，也表示这保证了政府及时了解民意。
那么，南京新闻环境改善的个案能否在其他地方重现呢？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就制度变迁而言，其实现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界定为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所谓制度不均衡是指现有的制度无法实现潜在的利益，只有进行新的制度变迁才能实现潜在的利益。假若这种制度变迁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允许个体自发地进行的话，就形成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后者则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入、实施而引起的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同诱致性变迁相比，具有成本低廉的特点。这是因为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它的实施成本和组织成本也要比一般的组织低廉得多。而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遗传惯性，利益集团的斗争等等，都将成为影响变迁后制度的有效性。
《南京零距离》等新闻“舆论监督”能力的获得，显然来自于从业者和受众在制度不均衡下寻利的自发行为。这种行为在启动阶段，因为层级关系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有效制止，在制度重建不断深化后，新闻监督权力功能对于社会总体的正面作用得到验证，诱致性制度变迁得以完成。
那么，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其他各地为什么没有出现呢？首先，从《现代快报》的起步开始，就表明这个过程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比如激烈的新闻市场争夺导致的外部压力；新华社江苏分社子报的特殊身份；当地政府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承受力；南京市民对公共生活较高关注度的传统。这些条件的因缘巧合，不是每个地方都同时具备。其次，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是，目前地方官员的擢升机制决定了诱致性的新闻监督公权功能制度变迁很难在地方自发生成。
中国地方官员的任用机制，一直采用的是组织考核后上级任命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弊端不仅造就“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更为普遍的是，地方官员不得不靠采取掩盖弊政、美化现实来实现被上级提升的愿望。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控制新闻“舆论监督”的频次和力度，而这些往往是动辄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外衣下进行的。因此，如果不改革现有领导干部的选拔、考核机制，由“对上负责”的指定式任命变为“对下负责”的民主选举，新闻环境改善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就不太可能普遍地自动实现。
如果社会民主进程和党内民主改革进度迟缓，可以预计一段时期内普遍的新闻环境诱致性制度变迁希望渺茫。新闻改革自身作为一个缓慢演进的子系统，完全受制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宏观制度环境。面对制度缺陷，无非两种变革途径：顺其自然，静待矛盾积聚到无可遏制的状态下崩塌式爆发，结果是整个社会陷入周而复始地原地循环，如同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国曾经证明过的那样，制度竞争的失败多米诺骨牌式地传递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适时求变，把握进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平衡，在矛盾显现时谨慎地进行制度创新，这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有远见地让度暂时既得利益，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减少社会转型成本，赢得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复兴。对于短期内改善新闻环境的命题而言，只有把希望寄托于理想状态下强制力量介入后的强制变迁。类似吕日周式的个人命令虽然也是强制变迁的一种，但即使“好的人治”也注定是一时之功，只有国家强制力量介入后，不断颁布以民族利益为指针、各阶层利益稳步妥协后的一系列渐进新闻法规，才能实现稳定、高效的制度变迁。
这一过程不必要求一步到位，只要脱离了“文件”式的不稳定管理和“潜规则”的幕后操作，新闻改革就有机会步入一条良性轨道。否则，即使是在南京，这样未被正式制度追认的诱致性变迁，依然充满变数。就在2005年7月底，南京市委宣传部新出台了舆论监督“阅稿单制度”，即批评报道只有经过被批评对象签阅之后才能刊发、播出。尽管只是局限在市属新闻单位，并且是为了“杜绝虚假新闻”，有“如果效果不好，就再改”的承诺，但这项制度究竟会走向何方，带来什么样多重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有关于新闻的法律规制，我们将在本课题的第三篇中另辟专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