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都依赖于同一种社会机构——大众媒介的参与，大众媒介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又需要政府决策部门从制度与法律层面给予其规定性。这就触及到前面讨论过的媒介的政治生态问题，影响媒介活动的政治生态主要是公共政策或媒介管理政策。而公共政策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就是通过规范媒介行为来调节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媒介系统朝着政策指示的方向发展。
2003年3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要求大力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将重要版面、黄金时段让位给群众和基层，使新闻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温家宝在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时强调，电视宣传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倾听群众呼声，体现群众利益。李长春在2003年5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阐述中央提出的新闻工作“三贴近”的要求，指出：贴近实际，就是“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从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展示美好前景”；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人的上述一系列言论可以看作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话语与新闻媒介传播观念的现实同构，对电视新闻改革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内容的选择、传播观念与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传播方式等等方面，都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这也正是电视民生新闻“民生为本”的传播理念形成的现实政治基础。
二、电视新闻媒介与政治民主化
1.大众媒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
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大众媒介承担着政治主张的宣传者、民主改革的鼓动者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展示者角色，同时还是各类政治信息交流沟通的平台。正如台湾学者郑贞铭所言：理想的大众传媒应当具备“提供一个交换评论与批评的场所”的重要功能，大众媒介作为信息交流沟通平台的工作机制在于：媒介能够生产现成可得的信息以影响公共利益（public good），并促进一种自由公开而理性的公共对话来引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方向。“大众传播是社会的耳目，它为社会提供做出决断的工具和判断自身的准确声音，它是传递社会价值的主要源泉”。英国学者麦克奈尔将“理想化”的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功能归为五种：一是告知民众在他们的身边发生了什么；二是教育民众，让他们知晓发生了的“事实”的意义和重要性；三是为政治讨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四是给予政府和政治机构曝光率；五是在民主社会里政党对大众公开自己政策和纲领的途径以及鼓吹政治观点的渠道。
而上述五种功能中与政治民主化有着直接关系的是第三、四种。大众媒介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方式就是提供公共话语空间，即公众舆论交流的平台。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代表人民向当局提出异议是媒介的第三个关键的民主功能。在向人民提供基本情况和提供辩论的舞台之后，媒介向政府传达了作为辩论结果的公众的共识。媒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提供信息和辩论的公共服务机构，使民主政体的功能易于发挥，有助于一个社会澄清目标，阐明政策，协调行动，完善自我。
在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作为现代言论自由的原理，提出了获知权的概念。获知权的主要问题是保障市民（国民）获知政府、行政机构等有关公共信息的权利。而以市民、居民的自律性、能动性和对生活利益的关心为“发条”的市民运动、居民运动，可以说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现代市民社会，社会公共事务繁杂，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众传媒同样具有舆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大众传媒可以唤起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在公众中形成较为一致的公共舆论，以推动政府采取相关措施，制定公共政策，改善社会环境，提高公共生活质量。而大众媒介对政府管理活动的民主监督本身也可以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和公共性。社会转型期是社会利益关系大调整的过渡时期，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带来认识上的错位，导致认同危机和信息迷茫。这时候就需要大众媒介出面协调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使之适应社会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变迁。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民意政治，而民意的集中与协调是民意政治的根本。公众的意见和舆论经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碰撞和论辩，往往能达到协调与互动。
公众广泛地参与社会决策过程，既是社会民主的标志，又是真正调动公众的积极性，使之共同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保证。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公众参与决策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既向公众报告决策机构的运行及决策过程，又为公众提供发表自己意见和想法的讲坛，成为下情上呈的便利的渠道，而且还是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相互对话、协商与联系的重要渠道。社会公众对于“议题”的共同了解和关注，是形成社会共同认识的前提。而引发热点讨论，可以成为使公众经过参与对“议题”的讨论形成共同认识的有效方式。正如英国政治学家阿伯拉斯特所言：一个普遍参与的民主是这样一种体系，决议和政策是作为一个最广泛自由和公开讨论的结果而被作出和制定的。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力使政府以及使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意志和公众要求。民主包括争辩和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应该是公众性的决定和普遍性的要求，政府的工作就是接受和贯彻公众意志。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法治来规范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是鼓励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而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鼓励公民对政治的参与的关键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在此基础上，公民还应当享有对政治的监督权。大众传媒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参与不仅仅在于为上述公民权利的践行提供便利与保障，还在于通过对社会改革信息的传播及合法的舆论监督，沟通思想、反映问题、考量政策、引导舆论，从而唤起人们参与政治、支持改革的主体意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都离不开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的途径和方式包括政治选举、政治结社、政治表达等。在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通过提供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来影响公民的政治行为，将是大众传播媒介发挥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影响的最重要的方式。
2.电视新闻媒介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几个阶段
电视新闻媒介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电视新闻媒介对政治民主化的助推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政治民主化的演进，政治民主化程度高，政府对媒介的社会控制就开明，媒介就能充分发挥其推动作用，反之则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电视新闻媒介推进政治民主化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中间还与电视新闻媒介从业人员民主参与意识的觉醒有着密切的关系。归纳起来，电视新闻媒介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起步阶段，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栏目化、规模化阶段，构建公共话语平台阶段。
第一，民主参与、舆论监督的起步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
这一阶段由于媒介功能与属性的单一性，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宣传工具，主要承担宣传报道任务而少有民主监督、民主参与的成份。虽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报纸、广播媒介深度报道、舆论监督的热潮，但就其影响来说，只是波及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和媒介从业人员。而相对于报纸、广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民主参与而言，电视媒介在这方面尚处于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启蒙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事件主要有：1984年，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建国35周年庆典活动。1985年，现场直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第一次实现了重大会议现场直播。1986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纪实》，第一次把立法过程包括委员们讨论时发言的实况，展现在公众面前。1987年3月，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在会议期间八次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实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了党的会议的开幕式，录像播出了11次记者招待会。对于电视直播报道政治活动与政治会议的崭新形式，陆晔教授给予了这样的评价：电视摄像机将广大普通受众带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参与到社会历史进程当中。还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对重大政治会议的电视报道突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报道的禁区，意味着对重大敏感问题的公开报道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总的来看，当时的电视新闻传播只是局限于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重大政治会议、政治活动的转播。再加上电视媒介受众规模有限，电视新闻事业尚不发达，以及电视传播技术的局限，新闻节目形式单一，影响力低下，电视新闻媒介的民主参与、舆论监督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