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新闻发言人与媒体——沟通策略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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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新闻发布会案例点评(5)

案例点评:外交无小事,外交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发言是国家外交活动

.师生互动

透过案例深入分析外交新闻发布会上外交语言的一些突出特点。

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称媒体外交。发言人发言出色可能有利于国家外交,反之,则可能有害于该国外交。现针对上述案例的语言特点,对语言模糊策略在外交新闻发布会中的巧妙运用加以简要分析:

第一,利用模糊策略对问答双方的交际目标进行适度把握。新闻发布会的参会记者为获取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常常问一些敏感和尖锐的问题,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就不可以随意地信口开河,必须巧妙运用模糊策略,既回答问题,又实现了自身的交际目标。第一个问答正体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需要在其回答中体现政府的态度和意向,而记者们的提问目标是获取有价值、公众关注的新闻,他们的问题往往集中在一些中美关系的敏感话题上,如台湾、贸易等问题。这时恰当地运用模糊语言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例中,记者想知晓中方希望美方在今后四年中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措施,而章启月适度地把握了双方的“信息源”,运用了“多次强调”、“希望”等含义极其模糊的词语,但准确周密地表达了中方观点,又未完全泄露具体有“哪些措施”。这些模糊词语的运用不但体现了发言人思维的缜密性,同时也隐晦地表明了中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和立场。

第二,利用模糊策略违反或终止遵守Grice会话合作准则。Grice会话(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William James讲座上提出的会话理论)合作准则是指交际双方必须遵循四个会话准则:数量准则(Quantity)、质量准则(Quality)、关系准则(Relation)和方式准则(Manner),以使交际顺利地进行。但答记者问这类会话活动是在一种特殊场合下进行的,因此,作为发言人可以充分利用模糊策略违反或终止遵守Grice会话合作准则。在第二个对话过程中,章启月明显地违反了数量准则,她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提出的中方具体要从哪些方面加强与美方的合作意向,而是使用了“中方高度重视”这样一个模糊概念。同时她还违反了关系准则,记者问的是布什总统连任后中方对于与美国合作的态度,章启月却巧妙地利用“时间差”谈起了“过去四年里”,接着把“绣球”直接“抛”给了美方。然而,她违反数量准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遵守质量准则,违反关系准则是为了遵守会话原则。章启月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所以从大方面讲,她遵守了合作原则,而违反部分准则只是出于外交需要。

第三,利用模糊策略对话题的回答实施有效控制。提问者和回答者大多是一种合作关系,由于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这一特殊会话活动的目标和社会影响,双方都是“愿意合作”,遵守合作原则的。但由于双方从不同的立场、观点、感兴趣的领域出发,难免存在对立性的言语行为,这时运用模糊策略对话题的回答实施有效控制就十分必要。在第三个对话过程中,这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在这种可能因一句话就能引起争议的场合,如果回答得太绝对,反而是不明智的。章启月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模糊策略,首先肯定了“中美目前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好的”这个大背景,马上又提出“出现一些问题或摩擦是自然的”,事实上,在特定的交际场合没必要表达得那么精确,有时还应该把话说得相对模糊,甚至模棱两可,从而使自己做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处于主动地位。

第四,利用模糊策略对问题的语用参数进行合理操控。新闻发布会参与者为达到各自的交际目的均会根据已知的语用参数,如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社会距离、权势关系、各方的权利义务、特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情况而策略地使用模糊手段。在第四个问答过程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关于“中巴关系”的问题,提问方一般都使用正式的、礼貌的、准确的、科学的、紧扣主题的语言发问。而章启月首先选择了合适的语域进入话题,接着通过适当运用语言的模糊表达,称“中巴关系”为“全天候”的关系,这样巧妙地变换了正式语域,减弱了交际场景的正式程度,在起到幽默效果的同时又表达出交际目的和意图。

通过对以上章启月就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等问题答记者问中的对话实例分析,不难看出,在外交语言中采用模糊理论及策略对恰当阐释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语言的模糊表达具有简洁性、概括性、灵活性等特点,不但能够提高表意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使表达起到委婉含蓄、谦虚礼貌、富有联想等交际和美学效果。外交活动往往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本身就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并首先表现在语言使用上。因此,在外交活动中巧用模糊语言,既能显示与众不同、提高效率、增大信息传递效果,又能起到标新立异、加强语气的作用。

二、李肇星、孔泉、陈健新闻发布会

一次,一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李肇星:“你如何看待‘西藏独立’问题?”李肇星答:“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所谓‘独立’问题是一概不能讨论的。”

一次,一名美国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孔泉:“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涉及民主自由和台湾问题的部分在所谓的全文记录中删改了,你认为这种做法是否会损害中国正变得更加开明的国际形象?”孔泉答:“去年年底,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演讲,但美国主流媒体对他的演讲报道很少,甚至不及中国媒体对切尼演讲报道的十分之一。一个国家要有平等意识,既注意自己的讲话别人是否听到了,也要听取其他国家的建议。”

1995年8月22日是邓小平91岁寿辰,有记者问陈健:“今天是邓小平91岁诞辰,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说法是不是还是那样没有变化?”陈健答:“变化当然是有的,他又长了一岁。”

一次,一名日本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问陈健:“美、日两国都在减少军费,世界在向裁军方面发展,世界进入了和平时代,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军费在增加?”陈健答:“我要告诉你的是,中国的军费不足日本的二分之一,但中国要保卫的国土是日本的26倍。”

案例点评: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发布新闻和阐述立场,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特别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们沉着冷静、不卑不亢、思维敏捷、应对自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发言人李肇星的回答:旗帜鲜明,掷地有声。从对话当中可以看出记者的问题比较敏感,比较重大,涉及国家尊严、国家主权,比如西藏问题。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必须立场鲜明、坚定,不能模棱两可,不能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以免让人误解或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外国人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也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李肇星的回答绝不仅仅是准确传达出这样一种信息,还让每一个中国人扬眉吐气,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也让外国敌对势力明白了他们的任何阴谋都是不会得逞的。这一答问告诉我们:作为对外窗口的发言人,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传递信息时不得有半点模糊,必须坚定明确。李肇星的回答条理清楚、反驳有力,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定信念。

发言人孔泉的回答:针锋相对,攻其要害。这类问题一般不好回答,因为记者谈的是事实,需要变换思路,比如从对方是如何做的这个角度来回答。孔泉的回答就妙在这里,他能准确而牢固地抓住“对方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矛盾进行反击,揭其老底,攻其要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对方处于尴尬境地,最后点出问题的实质:有些国家没有平等意识,采取双重标准,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观点,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与此同时,这种回答也含蓄地揭露了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某些事实缺乏应有的公正的状况。正如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所说,现在有一些外国媒体,假如他们在中国某地看见七个大花坛、三个垃圾桶,假定给他们十分钟时间拍摄,他们往往会用七分钟时间拍摄垃圾桶,用三分钟时间拍摄大花坛。孔泉的回答对这些“偏见”媒体无疑也是一种旁敲侧击。

发言人陈健对于邓小平健康状况的回答:利用歧义,巧妙作答。歧义,是语言运用中的客观存在。因此,它本身无所谓好与不好。从语法角度来看,应消除歧义,力避语病;从外交活动角度看,在一定场合利用可能产生歧义的话语,可以达到“正面回答”和幽默并重的效果。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记者的问题相当巧妙:一是提出了邓小平健康状况如何的问题,二是指出原先的发言人是如何回答的,三是无法让陈健再这样回答了。但陈健相当机智,扣住“变化”一词来答,指出邓小平“又长了一岁”。此回答利用歧义,避实就虚,实事求是,滴水不漏。

发言人陈健对于军费问题的回答:巧用数字,对比鲜明。数字是最客观、最直接的信息,当受众面对数字这样的信息刺激,往往产生趋同反应的可能性较大。此处发言人的回答就是运用了具体明确的数字,既指出我国增加军费情有可原,也暗指日本军费太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同时也在含蓄地告诫日方应该减少军费,可谓一举两得,让人心服口服。陈健用精确的数字、准确的事实,充分、形象、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借此机会,对国际上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思想也是一种很好的回击,这比空泛的道理更能说服人,让人容易理解且印象深刻。

综上所述,发言人精彩的回答,不仅需要思维敏捷,懂得回答技巧、策略,还要求知识丰富、全面,熟悉国内外有关情况,并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更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增长才智。发言人毕竟是少数,但人人都会在日常交往和工作中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只要善于动脑、不断学习,也同样可以回答得非常精彩。

参考资料:

赵鸿燕:《政府记者招待会——历史、功能与问答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特里·克拉克:《说出真相》,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王嵎生:《国际风云旗与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

程美东:《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