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对象的外延
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发源地在欧洲，并延伸到美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区和国家。本书之所以选择“欧美”公共广播电视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发源于欧洲，之后加拿大、美国等国也相继建立了公共广播电视的服务模式，但是欧美价值体系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欧洲政治民主的历史和强调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使公共广播电视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以保障公共利益原则；在以自由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美国，广播电视业以市场化、商业化为主。美国虽然通过立法手段敦促商业广播电视实现公共利益，但却不能保障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很好地实现公共服务的宗旨。
不同的社会价值体系使欧美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不同的命运，值得对比研究。
另一方面，欧美价值体系虽然存在差异，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却为欧美经济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成为全球范围内广播电视市场化改革的哲学根源，并导致了欧美公共广播电视近20年的危机，欧美公共广播电视都面临着制度变迁的命题，欧洲和加拿大广播电视政策同样受到美国广播电视市场化的影响，在技术决定论、传播技术与民主、技术与民族国家等议题上呈现出相似的话题。当然，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尤其是其典范英国BBC，并在全景式的描述基础上做个案的分析，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
另外，本书把研究对象置于市场化的历史背景下。从经济学的观点，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增大，经济活动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或者说市场化就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为分配向市场调节转化，它的特点是以效率为目标，以竞争为手段，以价格机制为基础。但是，市场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权，还要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约机制。本书中的市场化特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古典经济学的复兴，并在欧美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肇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并影响至今。
第三节研究现状及成果
一、以引介为主的国内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关于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介绍始见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内部刊物《世界广播电视参考》，该杂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介绍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一些情况。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1980年4月的《国际新闻界》登载了裴玉章的《广播、电视的“神经”和“耳目”——NHK的舆论调查》，这是国内较早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介绍国外（日本）公共广播电视的文章。
关于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研究，苑子熙在其《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中较系统地介绍了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
1990年4月的《国际新闻界》译介了美国传播学者维拉德.D.罗兰得和米奇尔·特瑞塞的文章《公共广播电视面临世界挑战》，1994年2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了郭镇之的《加拿大广播制度纵览》，1994年8月的《电视研究》刊登了汤民国的《公共广播电视的使命》，这是几篇较早在公开的学术期刊上介绍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的文章。此后，郭镇之（1996，1997，1998）、陈崇山（1997）、姜红（1998）、金冠军、郑涵（2002）、吴非（2003）、陆地（2004，2005）、刘燕南（2005）等对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与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引介与研究；陈卫星（1999，2004）和胡正荣（2001，2003，2004）分别从传播制度、传媒政策的角度对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做过较深入的分析；展江（2000，2002）则从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的视角分析了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价值；夏倩芳（2005）从广播电视规制的角度论述了美英国家放松规制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挑战等。截止到2006年，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多见于《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传媒报告》等期刊和“中华传媒网”等网站。主要研究成果有郭镇之的《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遗产及当代解释》，金冠军、郑涵的《当代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基本类型》，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展江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胡正荣的《结构·组织·供应链·制度安排：对当前西方媒介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夏倩芳的《广播电视放松规制与重新界定公共利益》，陆地等的《国际公共电视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与国内联系紧密的加拿大华人学者赵月枝（Zhao，1998，2001，2003）从传播民主化的视角对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做过较多论述。
在台湾岛内，学者的研究多从媒介政策的角度研究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与变迁，并从理论层面涉及到台湾本土的实践层面。该领域的学者有李金铨（1983）、李瞻（1990）、彭芸（1995）、冯建三（1999，2000，2001）、管中祥（2000，2004）、戴皖文（2003）等。其中，冯建三在《公共广电、市场竞争与效率：关于BBC前途的论述》中提出了关于BBC前途的“五种论述”；彭芸在《振荡下公共广电制度的定位与竞争策略》中提出了“公共广播电视的使命与公众参与”，戴皖文在《解构数位公共广电服务》中提出了“数字化与地方化合一的PBS模式”等。相关文献多见于台湾《广播与电视》期刊。另外，台湾的公共电视策略研发部通过其网站“岩花馆”，也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岛内外公共广播电视的资讯及研究。
二、批判的传播学取向的欧美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
在欧洲和北美公共广播电视事业发达的国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公共广播电视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和方法。北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始自达拉斯·斯密塞（Dallas Smythe）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并影响了新一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其中，达拉斯·斯密塞的政策研究关注公共利益、公共广播电视系统、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并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受众为大众媒介的主要商品”的理论，认为大众媒介的运作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再把他们卖给广告商的过程。
斯密塞还在其主要学术著作《依附之路》（1981）中，用辩证分析法揭示了加拿大依附发展问题中的垄断资本现象。和斯密塞一样，经济学家出身的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建立在美国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转变的大背景下。席勒的第一本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帝国》（1969）揭示了美国政府、军方与大众媒介如何联合，共同控制社会和进行全球资本扩张的过程，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观和政策。他随后的著作《传播与文化主宰》（1976）还对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可以说，斯密塞、席勒的研究始终将传播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揭露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而新一代的学者如美国的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 Chesney，1999）等更积极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政策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