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对出版产业的关注只是在社会效益和政治喉舌的作用上，并不关心和考核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益，更不用说建立出版产业效益评估体系了。而现在随着出版集团的纷纷建立，出版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竞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从出版、印刷到物流配送、发行的完整产业体系，如何评价这一产业体系内各出版企业的效益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中国出版产业发展历程及其所遇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同时设计一套适用于出版产业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有着现实意义。
一、中国出版产业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在这一阶段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它们当时的规模和管理已经具备现代出版产业的雏形。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其最鼎盛时期年出书达到近5000种，经营品种多元化，不仅包括图书出版，还包括期刊出版，有自己的印刷所、图书销售网络以及图书馆。这样的规模和经营方式与当时的国际出版企业相比毫不逊色。解放后，中国出版产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性质”，这样的定性束缚了出版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出版产业化进程。一般来说，中国出版产业化的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市场化探索阶段（1988年至1992年）
该期间之所以被称为探索阶段有两个原因：首先，政策松动促使出版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尝试。1988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行政管理局颁发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及《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允许出版单位多种经营，提出出版社必须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既是图书的生产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根据文件精神，各出版社进行了人事改革、经营体制与分配体制改革，采取了承包经营的方式，承包的主要内容包括出书品种、质量、数量和利润。从统计数据来看，图书品种从1985年的4.6万种增加到1992年的9.67万种，同比图书总印数增加2亿册，总印张则每年递减3.7％。可以看出图书品种迅速增加，平均印数下降，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买卖书号，图书出版业散滥现象十分严重。1992年1月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编辑室和编辑个人不要搞承包，因为不利于保证社会效益”。此后，许多出版社用目标责任制代替了承包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散滥问题。其次，1992年3月的订货会是出版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出版社、基层书店参加最多的一次全国书店订货会，是产供销一体化的一次尝试。
（二）阶段性转移阶段（1993年至2002年）
从1993年开始到2001年，出版产业的主线是由“规模数量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阶段性转移，这一期间再次强调“出版物是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要抵制和扫除黄色、腐朽的东西，让优秀的出版物占领市场”。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对出版产业采取“断奶”措施，实行出版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照章纳税、财政不补贴”的新体制，下放了定价权。与此同时，由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得有些出版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大，国家一方面对出版产业实行征税，应交税种达到十四种之多；另一方面对一些类别的出版物给予减免税优惠。在这一期间，出版企业产业化发展和出版企业社会舆论职能作用同时并存。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批改革成功的出版企业开始崛起，资本实力增强，产业集团化开始推进。从1992年4月开始至1995年，山东、四川、辽宁、江西、新疆、浙江、天津等先后成立了出版发行集团和印刷出版贸易集团，这一时期所成立的集团主要是依靠行政隶属关系组建，靠当地政府推动或由当地政府批准组建，带有很强的地域性。有代表性的出版集团有：山东出版总社（集团）、四川出版集团和江西出版集团，这些集团的共性是要么由省政府领导，与新闻出版局无行政隶属关系；要么干脆与省新闻出版局合为一体，总的来说运行得并不成功。从1996年1月起至2001年，由中央政府主导，推动和批准成立了广州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以及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这一时期成立的集团特点是在政府导向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经营单位以资本为纽带简单组合，开始注意跨媒体的组合和兼营，但是地区性特征非常明显，这六个集团之中除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属于行业性的跨地区出版集团外，其余五家都是地区性出版集团。
（三）出版体制改革深化阶段（2003年至2007年）
十六大之后，新闻出版业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新闻出版单位占21家。
在这一阶段，由中央政府主导，以资产为纽带，跨地区、跨行业的试点出版集团纷纷成立，截至目前，已经成立了二十四家出版集团，这些集团在深化内部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等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些出版集团在内部深化体制改革，建立效益考核体系，积极面向市场，甚至于开始探索跨部门、跨行业的兼并与重组，并准备上市融资。2006年7月，中央《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出台，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上市融资；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等，坚冰终于破开一角，中国出版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5年11月22日，中国最大的国字号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从事业单位整体转制为企业，而将事业单位人民出版社剥离出去，这一举措体现了按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总体思路，标志着中国出版产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出版体制改革创新多种多样，除了像中国出版集团国有独资企业的模式外，还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股份公司模式，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人民邮电出版社内涵式发展公司模式等，实现了真正以资产为纽带的资本整合和跨地区、跨媒体的整合。
（四）股份制改造上市阶段
2007年12月21日，“出版传媒（601999）”在上证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揭开了传媒集团上市融资的序幕。中国出版、湖南出版、江西出版、重庆出版、吉林出版、世纪出版、安徽出版、凤凰出版等十多家出版集团都在积极筹备上市。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出版传媒”利用上市资金，搭建起资源数据网络中心，集团通过网络中心可以与遍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签约作者和经销商，围绕图书的创意、组稿、设计、制作、销售等环节进行交流。出版资源与资本的产业化融合，使辽宁出版传媒的主业更加突出，结构更加合理，核心竞争力得到增强。
从事业单位到企业整体上市，中国出版产业走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历程，在这二十年里，新闻出版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版企业23个集团已经或正在变成企业集团公司，100多家图书出版社改制成功。通过对全国24家出版集团的调查显示：17家完成转企改制的出版集团公司，平均总资产增长66.2％，利润总额增长25.3％，最多的翻了三番；而7家未改制的出版单位，平均负增长43％。改革促进了发展，出版产业呈现出整体繁荣态势。改革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出版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7年23家出版集团的总资产、净资产、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四项重要指标与集团成立之初相比，有了大幅增长，其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四项指标与1999年相比分别增长242.95％、306.33％、177.01％和87.93％，与改革力度不大的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第一批高校出版社改革试点的19家出版企业平均总资产增长率连续三年保持在13％以上，2007年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20％。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出版产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中国出版产业化面临的问题
（一）管理体制落后
1.管理体制落后造成管理对象属性不清
出版企业将出版物，无论是书籍、音像制品还是期刊卖给消费者就是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希望消费者用他们稀缺的资源——时间和金钱交换该产品，而出版企业可以获得销售出版物的销售收入，循环往复，从中获利。出版物的商业性决定了出版企业创收的动机，出版物的意识形态的特征要求出版企业注重出版物的社会效益。然而，在实践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却难以达到统一。中国在逐渐减少对出版企业的财政支持，向各出版企业征税后，大多数出版企业都将创收当作企业从上到下的一致追求，于是出版物意识形态的特征被忽视，商品特征得到强化。在实践中，一些内容不健康、格调低下的书籍、音像制品迎合了一部分人的不健康的需求，虽然为出版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却危害了社会意识形态。而另一部分出版社利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优势，运用自己所掌控的公共物品资源进行创收，出版社买卖书号、学术期刊向作者收取高额版面费等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屡禁不止。这种现象的存在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和制约了出版物公共性职能的发挥。
2.管理体制落后造成行政割据严重
（1）行政割据是出版产业跨地区经营的巨大障碍
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新闻出版企业归属地区、部门所有，存在重复建设的现象。各地行政部门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出版企业，往往采取地区封锁、市场封闭等手段，排斥其他地区的出版物进入本地区图书市场。地方割据造成各地区“诸侯”割据高筑行业准入壁垒，阻碍了资源的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形成了一大批小而全的出版单位。这种局面使得出版企业难以实现跨地区经营。
（2）行政割据成为出版产业跨媒体经营的巨大障碍
出版物具有范围经济的特征，产品本身强烈要求二次出售，甚至多次销售，《哈利·波特》的电影、书籍以及音像制品的多元同步发行为出版商带来了高额利润。但是在我国由于出版资源配置权掌握在不同部门，例如音像制品的出版、复制、进口工作由新闻出版署管理，而内容审核由广播电视总局和文化部门负责，批发、零售、出租和放映由文化部主管，这样的管理体制使得各部门各自为政，按照本部门的需要制定相关政策，行政多方干预，互相推脱责任，结果是产业难以实现跨媒体经营。
3.管理体制落后造成出版产业的经营受到束缚
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企业的管理从市场准入到出版企业的选题策划、书号核定以及发行渠道的确定，无所不包，出版企业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尤其是行政主管局转制组建的企业集团，不能自主经营，人、财、物的配置仍受到行政的干预。另一些出版集团，由于和政府主管局脱钩，产生了各种矛盾和摩擦。出版企业疲于应付各种“婆婆”：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各自所在省市行政单位等。由于各个“婆婆”要求不同，使得出版企业无所适从，严重束缚了出版企业的生产经营，阻碍了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图书库存积压严重
2006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年末库存44.59亿（册、张、份、盒）、库存额524.97亿元，与2005年相比库存量增长4.98％，库存额增长8.71％。图书库存积压严重，存货周转率低，表明企业管理效率不高。之所以库存严重，与出版企业的选题雷同、目标市场不细分、市场营销不利有很大关系，但也与在传统技术条件下，起印平衡点带来的起印量刚性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