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节目要“汇天下之精华”，面对人类文明、先进文化，一定要广采博收、撷英集萃，向受众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因此，“群体性”是这种传播的显著特点。在这种传播中，一个个体人是无能为力的。众多的文化人，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虽然他们不能担当有声语言的创作任务，我们却可以依靠他们出任记者、编辑、撰稿人。社会发展很快，可有的时候，我们还难免带有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以“自给自足”为荣。实际上，大工业生产是“分工合作”的，个体人已经纳入了生产链，成为生产工序的一部分。
自己植棉、织布、制衣，自己种粮、碾米、做饭，也不过达到温饱而已，谈不上衣食精美，何苦“费力不讨好”呢！可能有人采编播样样精通，那是绝无仅有，作为整个队伍，不过是美好愿望而已，尤其是当代社会，更是心造的幻影，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全能”，实际上不过样样稀松，真的还不如一展自己之所长为好。什么“自己写的稿子自己播能表现个性”，是不是会写“一”的孩子，不管写得好不好，都是个性的表现呢？
二
有稿播音，常常被说成是“念别人的稿子”，好像一念稿子就失去了自我，就没有了自己的东西，这确实是一种最没有受过启蒙教育的认识，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自恋情结。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一位老师不要求自己的学生好好念别人写的文章。反对“念别人的稿子”的人，自己也一定念过不少别人写的文章，为什么对于“念别人的稿子”如此反感呢？不客气地说，这种人太多的是自信，太少的是自省。自以为“全能”，国人无过其右者，“当今之天下，舍我其谁？”“大众传播”是要进入“人际传播”的呀，我这样做，正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人格”和“魅力”的统一，多么前卫，多么时尚！于是，“念别人的稿子”是播音员的事，主持人是要贴近受众的，是追求亲和力的……这种把播音员和主持人对立起来的观点，正是对有稿播音，特别是对别人写的稿件的轻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共同责任，是通过大众传播提升受众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对念别人的稿子的否定，会导致大众传播的“私语化”，会断绝业内人士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强力支持。不但虚置了高明的编辑和记者深厚的文字功夫，也会使相关专家的真知灼见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所谓稿件，是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心血结晶，而不是杂乱无章、毫无推敲的文字堆砌。即使像李白的“下笔千言，倚马可待”，那也是经过了多年的磨炼才达到的境界，一般人恐怕很难做到。
三
稿件虽然是别人写的，但是一旦需要转化为有声语言，就必须进行加工创作。就是自己写稿件，也要进行同样的加工创作。写稿和播稿终究是两个创作过程，不可混淆，不可替代。有人认为自己写自己播才能播得好，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把体验当做表现，用无声的字句顶替有声的话语，把出声念字混同于声情并茂，连基本概念都模糊了，还奢谈什么有稿播音呢！
有稿播音绝非有的人贬斥的那样，是什么不动脑子、见字出声，没有主见、没有应变，一句话：作别人的“传声筒”。固执此见的人，大概从来只说自己的话，没有认真实践过有稿播音的创作活动。凡是在话筒前、镜头前严肃认真地进行过有稿播音创作的传播者，都会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艰辛与甘苦。齐越、夏青等老一辈播音艺术家，孙道临、董行佶等老一辈朗诵艺术家，一辈子用别人写的文字作品播音、朗诵，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而在这些播音和朗诵作品中，他们的语言功力、艺术风格，不是令人心驰神往吗？新闻稿件，特别是那些紧急的、重大的新闻稿件，尤其需要应付裕如，政策分寸、艺术分寸必须准确而贴切，这种临场应变的难度，绝不亚于提个问题、接个话茬儿那种应变。播音和朗诵一样，创作主体的融入，正体现出抑扬、褒贬、文野、雅俗的判别和处置，同样一句话，既可庄重规整，又可嗲声嗲气；既可正面表达，又可反面揶揄；既可热情赞颂，又可冷漠憎恶……完全不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念字机器”。如果闭眼不看事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非要叫做“传声筒”，那也改变不了有稿播音的传播声誉和审美价值，齐越老师说：“是的，我是个传声筒。我传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的是人民和党政治上和谐一致的声音；我传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做这样的传声筒，我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见《献给社会的声音·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82页）把有稿播音看成“传声筒”的人们听一听吧！同样是“传声筒”三个字，齐越老师和你们的认识却有天壤之别！恐怕在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的感情色彩也会大不相同吧！
四
有稿播音，上溯到读文诵诗，历史渊源久远；即使不久网络文化盛行，也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现在的节目样式五彩缤纷，谈话体、访谈类、聊天式节目正在走红，那也不能削弱有稿播音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的广播电视，怎能变成即兴说话的一统天下？不用说新闻节目的主体地位动摇不得，就是其他节目中的重大、深邃的内容，也不能以即兴说话来代替，更不用说政策条文、声明公告、特稿专论了。何况节目的限时、限事，现场的隆重、热烈，话语的简洁、精到，都应该严谨凝练地表达，日常生活的口语是难以胜任的。谈话和聊天过多，新鲜感会逐渐淡化，只要话题稍显平庸，内容稍显浅薄，受众的兴趣就会转移，连这形式也失宠了。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稿播音一定要随着内容和语言样式而变化。鲁迅和老舍的文章，轻快和深沉的基调，等等，不可能只用一种表达方式。当下的文字作品吸收了大量的口语成分，稍有一点语言功力都不会千人一腔。目前有稿播音存在的问题，如呆板、生硬、冷漠、平淡，大都属于文化底蕴欠深、人文关怀肤浅、驾驭节目疲软、语言功力不足，而不能归咎于有稿播音本身。
有稿播音的“播”，并不是“念”和“读”的同义语，它涵盖了语言传播中的各种表达样式。“有稿像无稿”，就是指自如跳脱的情状；“无稿像有稿”，就是指严谨缜密的谈吐。语言传播中，有稿和无稿播音总是交替使用的，不见一字的、不改一字的两极，完全可以单独存在。但是，我们不应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犹如语言传播中的两翼，他们相辅相成、互补互融，我们全都熟练掌握，全都运用自如，在话筒前、镜头前左右逢源、比翼齐飞，不是可以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胜吗？
关于规范意识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二十五
广播电视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为了社会，参与社会，它不同于友人之间的谈话，也迥异于亲人之间的絮语。它是媒体与大众之间的公开交流，要服务大众，更要引导大众；让人人可以听，更要让人人能听懂。因此，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必须树立规范意识。
一
规范，有自然形成的，如天体运行、花开花落、人类呼吸、饥餐渴饮……有社会约定的，如伦理礼仪、法规体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规范就是自由。在生存中，在生活中，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的一员，完全脱离了自然人、个体人的孤独无助、我行我素的状态，个人意志、个人愿望、个人行为、个人形象都已经纳入了社会的共生共存之中，同社会相悖的一切，只能抛弃、掩藏、消融、化解，否则肯定会被社会拒绝。
规范，有政治规范、经济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等等，语言文字规范，是在这些规范的前提之下，约定俗成的动态系统。语言文字规范强调规范过程。在规范的过程中，逐步达到新水平、新高度。规范过程，并非使人们进入谨小慎微的无奈境地，好像动辄得咎。事实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世界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各种规范。大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小到“交通规则”，无一不在使人们的生活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给后人留下了多少辉煌！如果各行其道，能有今天的进步么？
二
规范，不应肤浅地理解为“同一”，不应武断地指斥为“刻板”。有些人非常喜欢游戏，但是又十分反感规则。他们认为规范是一种枷锁，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扼杀了人们的个性。他们愿意玩无规则游戏，任意驰骋而毫无约束。特别是把“规范化”同“个性化”对立起来，似乎二者水火不相容，一说规范化就意味着没有了个性，要有个性就必须打碎规范。这样，规范和个性都变得唯我独尊了，都成为遗世独立了，这是一种误读。难道象棋特级大师们只有突破“马走日”、“象走田”的规则，才会表现自己的个性优势么？那些固定不变的规则，可以任人随意更改么？
个性，只有在整个社会各种相关规范的基础上，只有在整个社会共知共识共享的契约中，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必须体现共性，失去了共性，个性就会飘忽不定，就会离群索居。尊重和鼓励个性的发展，决不是主张取消共性。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常识。
目前，对于节目主持人的评价，就有忽视共性、轻侮规范的倾向。具体评论某一位节目主持人，完全可以不涉及规范化与个性化的关系，只要点出他们的特点、优长，也不妨碍赞不绝口、拍案叫绝。如果非要张扬个性，也没有必要千方百计地否定规范。现状是，有些节目主持人，由于过分轻视规范化、过度追求个性化，已经陷入了自我膨胀的泥淖，急需对他们大叫一声：“请注意有声语言的规范！”而不应该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三
规范，一般人总局限于字音的准确，而无视它应该作为审美的基础。我们一再强调，只有“信息共享”、“认识共识”，才可能产生“愉悦共鸣”。
一方面，似乎只要字音准确就是规范；另一方面，以为不规范也能产生“美感”。这样就营造了一种氛围：达到规范者，不过雕虫小技而已；生产“美感”者，必有学富五车之才。阉割了规范，必定削平了美感。缺乏美感，既无特色，又无风格，怎能轻易推崇个性？美感，确实是“整体和谐”，各个层次、各个视角，都会纳入“整体和谐”的语境里。在审视中，可能各有所得，可能各见所失，但是，却不能赞美抛掷传统、远离规范的有声语言有什么“独特个性”，更不必“独具慧眼”，把其中的痈疽也叹为观止地誉为“艳若桃花”、“美若琼浆”。
现在，正流行的“港台腔”，原是港台人士努力学习普通话而尚未熟练的话语腔调。前后鼻韵不分、轻重格式颠倒、主次关系错位、高低长短无度，僵直生硬的无奈转而加强起伏跌宕的变化，综合起来造成“嗲声嗲气”。会说普通话的人们，完全可以使用标准的语音、词汇、语法、语调进行交际，还可以进入大众传播。可惜，对域外传媒的夸大其词，对殖民心态的追新猎奇，对强势媒体的自惭形秽，对庄重规范的无力创新，竟以“港台腔”招徕受众、哗众取宠，还振振有词地拿“大众文化”来辩解，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亵渎，这是对普通话的丑化。
普通话的审美价值，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认同。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时时遇到阻碍和干扰，但她那顽强的生命力，处处表现出她那简洁、准确、深刻、优美的品格，常常显示出她那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乐感，达到审美层面的“民族化”、“风格化”、“意境美”、“韵律美”，更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钟大吕”。方言虽有其特殊的审美意义，带有很浓厚的地域色彩，但那只是边缘文化的一隅，不能作为语言的主流形态。不过，普通话自身也有规范与否的问题，普通话并不拒绝“取其精华”。
四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新闻播音员、体育解说员一样，普通话都要达到一级甲等，这是法律规定的，不应例外。取得了规范的自由，就可以生长出千姿百态的、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争奇斗妍。摒弃规范就是作茧自缚，无异于销蚀自我、萎缩生命，再好的种子也会过早地夭折。
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应该视为“红灯停，绿灯行”那样的强制措施，而不应把规范化过程中的个别失当、一时不确，以“不科学”、”不合理”而全盘否定。任何规范都有这样的情况，从开始的粗疏到其后的精细，逐渐补充，逐步完善。要求一出台、一问世就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违背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何况语言文字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规范化进程将是永无止境的呢！
作为大众传媒的公众形象，树立规范意识是一种责任，也是一项义务。强化这种意识，才能够扩大语域，加大活力，深化气韵，灵动交流，不但能够成为使用语言文字的表率，而且可以不断创作出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品！这样，众多的“语言大师”、“语言艺术家”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