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问题，谈一下语言样式。刚才我谈到过，所谓播新闻、说新闻的问题。1979、1980年那时候，有人发表过文章，说“说新闻”的问题，所以在第二次播音会议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又出现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只是因为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她很平实地讲解新闻事实，就被有人吹捧为“20世纪最优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连她爸爸都说“这么年轻的孩子，别那么夸她”，他们的领导也说，“我们不能像内地那样播新闻，我们不会，只能走这条路”。走的这条路也没有出我们的圈啊，我们1979年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拿它来做一个甚嚣尘上的话题，翻来覆去地讨论？我们的精力还没有到这种充分的程度，应该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追时髦是广播电视的一个弊端，也是理论界的一个弊端，包括我们现在的文学、文学批评、文艺批评，都走到这样一种浮躁的、浅层次的境地。
语言的样式，20世纪60年代初，1961，1962，1963吧，我们新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播音艺术的高峰，在这个高峰里，齐越的朗诵式，夏青的宣读式，林如的讲解式，费寄平的谈话式，都给我们提出了很新颖的语言样式的概念。我说“朗诵式”，而不是“朗诵”，是“式”。这四种“样式”，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体现了在有声语言方面实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他们树立的榜样，随着“文革”被摧毁了，当时我们在理论上也没有给以充分的阐释，事实上他们把有声语言的基本样式都体现出来了，还有什么别的样式吗？朗诵式也可以播报新闻，宣读式当然可以，讲解式也可以，谈话式也可以，因为播报新闻没有具体语言样式的要求，它只是要求有新鲜感。对新鲜感的体现和对新鲜点的把握，还有状态的积极、节奏的运用，这和它的样式关系不是很大。朗诵式照样可以有新鲜感，也可以有新鲜点的把握，具体节奏的驾驭，听起来就是新闻。这四个“式”，在新闻节目里都可以叫播新闻。理论上阐释的不足，我们的继承也很不好。几乎都继承了宣读式，朗诵式很少，方明继承了一点，于芳继承了一点讲解式，谈话式几乎没有人做到。谈话式对我们播音界来说，是一个非常久远的话题。
我们一进入播音岗位，老一辈艺术家就告诉我们，“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要“说意思”，要“像说话”。尽管这种理论话语的色彩不浓，但是说到了根本。有了稿件，要把稿件变成自己要说的话；没有稿件，也要说，有内容、有感情地报。所以，我们总觉得谈话式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人类的生存状态里面，语言在生活空间里都是谈话，不是吗？也有不是谈话的，比如在劳动的协作过程当中，有了最原始的诗，有了唱，但基本形态还是说话。到现在还是这样。哪个不是说话？都是在说话，只是在不同的样式上说话。出口之前的内部的感觉必须找到说话的感觉，达到非说不可的地步，但是一出口，就不一定是日常生活说话的那种形态。（演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在说话，但是语言的样式是朗诵。非要把它变成日常生活的谈话，那就不是这种词句，“抬起脑袋看见月亮，低下脑袋想起老家”，认为这是说话。怎么能这么浅薄地理解语言？
现在我们播报新闻也是说话，但是说话它有很多的要素，内心要素是非说不可，有强烈的播讲愿望，这样的出口才有根据，才有价值，才不是无病呻吟，才不是梦呓。然后出口之后，肯定有样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为四大样式之外，结合语境还有四大体式——高雅庄重体、正规平实体、通俗灵动体、消闲自在体。这在生活当中，应该是随处可见的事情。曾经举过例子，俩人谈恋爱，女的说，“你看你老不出来，咱俩见面的时间太少了”，这不是说话吗？男的说，“你忘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朗诵？这是他对他爱人说的话。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到我们播音中，就要严格地区分“播”和“说”？为什么？我认为，只能证明语言的一种蒙昧状态，理论、实践的蒙昧，所以我才写了一篇《语言启蒙行动宣言》，应该是启蒙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总是存在这种混沌状态，那会经不起任何挫折，更经不起任何外力的干扰。
1982年的第二次播音会议上，1986年的宁夏银川会议上，我们的两个大的全国会，都在统一着不同样式的节目，包括新闻、主持人节目等等。当时，主持人的形式出现以后，大家都在积极地研究，总觉得是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而没有想过这是另一支队伍、别人的事情，不管是从基础理论、美学理论上，还是从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上，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历史原因比较复杂，整体上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任务的转移，对市场经济开始进行认识，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里面，广播电视解放思想了，有的实事求是，有的不实事求是。
比如，广播电视的改革中心就是要突破“喉舌论”，不当“喉舌”了，行不行？于是，在主持人的理论上也出现了“你们播音员只是搞政治宣传，我们是在说自己的话”，什么观点！远离政治，还是抛弃政治？这难道仅仅是语言之争吗？类似这些东西。于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家打着“主持人”的旗号，另立山头，有些领导也尾随其后，大声疾呼“甩掉播音腔，远离播音员”。1985年简直是乌云滚滚，到1990年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后来，有的台领导变了，说还得和播音员学基本功。我请问谁给播音员定的位，“只能在话筒前、镜头前播报别人的稿子”？历史没有作这种定位，党中央也没有形成红头文件，历史在发展，谁不允许新闻播音员去采访，去编导？不是不允许，我想是无奈。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们很多台，包括天津台在内，打破规律，播音组解散，都下到编辑部编稿、采访去。没坚持两年，又回来了。为什么？他们下去了，谁来播？有那么多人才储备吗？编稿、采访的人比他们水平高得多，而且有的人有些地方进不去啊，比如时政采访，有很多的局限。现在也是这样：主持人去采访理所当然，新闻播音员采访，绝对不行，得守住这个“摊”。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还是自己的愿望的问题？都不是。让播音员去采访，不一定差。所以我们提出“一专多能”，坚决反对“采、编、播合一”——这是一个错误的口号！——一两个人可以，100个、1000个人可以，如果让整个队伍都走“采、编、播合一”的道路，就是在解构播音，是取消主义，它意味着语言质量的急遽下降。所以，播音员可以也应该去采、去编，要随遇而安。不要因为没学采，所以就这样播算了，就是你亲自去采，到话筒前也是你主要、首要的职责。采访是把现实生活搜集素材、提炼以后写成文字，播音员是透过文字看到大千世界，这是两个创作过程，不能用前一个代替后一个创作过程，首要的还是话筒前、镜头前的工作。一天都去采访，到话筒前精疲力竭、神色苍白，唇舌无力，说话都费劲，还播什么？！这是失职，而不是增长才干！广播电视不是练习的场所，而是实战的场所。
现在这种“二元对立”正在消减。有些评奖的时候，是播音还是主持分不清楚了。早先一个获奖的节目，前半截就是播稿，后半截接了几个电话，这是什么节目？今后我们的新闻随时要和前方的记者谈话、交流问题，还有很多更新的方式；主持人节目里面也要配片。比如，赵忠祥在《人与自然》里就出了三次镜，说了6句话，大量是他配音，到底是主持人节目还是播音节目？非得划分，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什么是“主持”人们还没有形成概念。在没有形成概念之前，我出一个主意，凡是设主持人的节目，就叫主持人节目。什么是主持人？主持人节目里面的播音员就是主持人。不用管他采、编没有。受众看的是你在话筒前、镜头前的情况，不能说“这稿是我编的，我给大家播一下”，做这种声明有必要吗？这些东西都困扰着我们。很多人不理解，“由播音员转成主持人”。我还说，罗京在《新闻联播》里处于一种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在《当代工人》里主持，和袁隆平的对话也非常精彩。非要把我们的队伍分成两半，“哼哈二将”各站一边，要么主持，要么播音，有必要吗？如果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不是要“二元对立”，而是要靠我们的主体怎么发展、怎么丰富。现在有的新闻播音员，离了稿不会说话，还应该练习即兴口语。有的主持人只会啰里啰唆说两句话，让他读个信、配个片，根本不成句子，不合格。我们培养学生的时候，必须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没有或当播音员或当主持人的这种定位的概念，这最有利于我们形成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否则，我们的典范就出不来。我们呼吁那些有志于研究主持人的理论家，包括第一线的专家，写出一本像样子的有体系的主持人学的书来，供我们学习。24年过去了，不是没有这个水平、精力，因为学术路径出了问题。必须把播音和主持合到一起来，这是方向。
第三个子系统，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非常重要，它是形成东方大众传播学，或叫中国大众传播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众传播怎么出现的？大众传播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的格局，可以由少数人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供大家听、看人生百态、大千世界。这种科学技术手段的形成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联系。交通工具再发达，坐飞机到香港也得两个小时四十分钟，到乌鲁木齐得三个小时，而且去了以后，别的地方去不了。有了广播电视后，我们可以听、看其他地方的东西，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别人有什么道理。它和人际传播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它是植根于人际传播，经过过滤和选择，把人际传播里精华的、有意义的东西收集到大众传播里来，让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看。
但是，当前理论界，包括传播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大众传播人际化”。大众传播本来就是反映人际、传播人际关系的，为什么还要提这个口号？是我们的大众传播只传播神仙鬼怪，没有宣传人吗？还是只传播古代、外国，没有当下？都不是。大众传播有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不是人际化的问题。恰恰好多问题就是因为“人际化”了，才出现问题。
比如两位嘉宾，一男一女，有妇之夫、有夫之妇，主持人问，“你们赶紧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结婚”，这不是提倡“重婚”吗？“再商量一下，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不是违反政策吗？什么意思？人际传播里完全允许，招待会、晚会，闹一下，允许这种行为，大众传播里，绝对不允许！我们欣赏什么呢？欣赏不修边幅，欣赏生活常态？违反政策和道德，这是人际化吗？有人说，有的主持人主持时撸胳膊挽袖子，是体现一种紧迫感、新鲜感。像这样一些奇谈怪论把我们的大众传播搞糊涂了。为什么现在色情、暴力的东西如此之多？我认为，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电影有无穷的魅力，为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不是生活的原生态。“二战”结束了，前线的士兵回来了。未婚妻去迎接。两人在车站发现了对方，开始相向奔跑。天空正下着雨，女的打着伞。两人刚要拥抱的时候，镜头切开了，镜头移开了，伞落到了地上，天上落着小雨。这多么高雅啊！为什么一定要把动物性展示得淋漓尽致？！能不能给我们启示？我们广播电视节目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创意，可以有新鲜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低俗的东西拿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绝对有联系，但是我们要选择、提升，让大众传播对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都有意义、有价值，大众传播是这样的一个传播功能。所以，大众传播里的很多失误是由于过于人际化造成的。比如，警匪片里，怎么逮犯罪嫌疑人，都描绘出来了，这恰恰提示了现实中的犯罪分子，使其反侦察的能力增强了。过分的人际化以后，就会让生活中粗糙的、芜杂的、垃圾的东西涌入大众传播。这是人际化的一种危害，不值得提倡，现在需要“解毒”的东西很多。
我们现在大众传播里面，为什么显得色彩不够丰富？内容不够充实？这和我们整个的传播体制、机制都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容易克隆人家的东西？克隆后不伦不类，虽然有的挺火，但火的价值显得单薄，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现在有些评论家担忧，大众传播的浅薄已经没法评论大千世界的是非了，大众传播为了迎合利润，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这不是大众传播最要研究的问题吗？
现在有些问题已深入人心了：宿命论、拜金主义、感官刺激的问题，使人们认为广播电视就是玩弄传播、玩弄人生。但是孩子们、广大农村的人们从电视里能得到什么？现在最缺乏的是：体现时代精神不够，表达人文关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