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改变的媒体环境，香港电台以“成为新媒体环境中举足轻重的公营广播机构”为抱负，将其经营理念确立为“坚持编辑自主，保持不偏不倚，服务社会大众，提升竞争层次，制作优质节目，培育多元人才”。其中，“不偏不倚”是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的指导性工作原则：“我们奉适切的不偏不倚为圭臬，要求节目制作人表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处事公正及尊重真相。我们不可任由来自政治、商业或个别基层利益的压力，或一己的成见，左右我们的专业判断。”[《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守则》，http：//www.rthk.org.hk/about/guide/c41.htm.]在此指导原则下，香港电台制作了一大批深入人心的节目，在市民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公共广播机构形象。2005年关于市民对香港电台所提供服务的意见调查表明，77.2％的受访者对香港电台印象良好，64.5％认同香港电台的新闻或资讯有公信力；[《公众对香港电台的服务意见调查》，http：//www.rthk.org.hk/press/chi/20051026_66_120659.html.]2006年对媒介公信力的调查也显示，香港电台的公信力在香港的电子媒介中位列第一。[梁丽娟：《新闻公信力调查结果公布》，《传媒透视》，http：//gbcode.rthk.org.hk/gb/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70112_76_121291.htm.]香港电台将节目制作的首要目标设定为香港大众，多年来生产了一大批如《铿锵集》、《不再歧视》、《告诉我明天会更好》等备受港民喜爱的节目，为在主流媒体中没有发声渠道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话语平台，也为香港的多元文化打下了基础。
三、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是否充足
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检讨报告在探讨香港的公共广播服务是否充足时，大概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在公共广播的新闻和时事节目中，报道和评论的界限不明，事实与观点之间的区分不清晰；第二，公共广播节目缺乏多元性；第三，现有公共广播节目的组合独特性和创意不足。据此，报告书提出未来公共广播机构应发挥以下四项具体功能：第一，巩固公民意识及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第二，促进社会共融及多元性；第三，推动教育及鼓励持续学习；第四，激发创意，推动追求卓越的风气，丰富香港市民的多元文化生活。
香港是一个现代化并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新闻和言论自由是香港安定繁荣的基石，为政府和市民所珍视。然而，无论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都先天欠缺一个完善的民主化制度，因此，公共广播被赋予了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政治角色，政治议题成为香港公共广播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媒介推动香港公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香港电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香港1967年暴动之后，殖民地政府意识到要提高市民的本土意识和对社区的归属感，于是大力扶持香港电台发展，以顾及更广范围的香港市民，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香港电台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其公共性逐渐深入人心。在一国两制的过渡时期，以香港电台为首的香港媒体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媒介系统，以反映回归过程中香港市民的心声。1989年下半年，香港电台公司化被推上议程，行政局指令香港电台独立于政府之外，预定1993年4月开始实行公司化。在这种氛围下，香港电台的发展开始超越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更多地承担起以媒介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责任。1992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经讨论，反对将香港电台公司化，认为回归后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也需要一个政府的电台。1994年港府宣布香港电台公司化搁浅。[张圭阳：《初探香港电台公营广播之路》，《传媒透视》，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61016_76_121165.html.]尽管如此，回归之后，公民权益意识日益高涨，对新闻自由、社会多元等核心价值更为关注。香港言论自由的传统，以及传媒凝聚民间社会力量的能力延续了下来，公共广播媒介在社会政治中体现出一种“代议功能”，反映市民意见和诉求，监督政府政策。
从回归至今，尽管香港电台以编辑独立的原则努力实践着公共广播的理念，但是其政府部门身份却让它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首先，香港电台与政府间的紧密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包袱。香港电台的运营经费来自政府的一般收入，当它坚持“非政府”的立场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监督，而不是宣传政府政策时，政府就会疑虑香港电台以“新闻自由”的名义进行“政治干预”，继而就可能从财政方面对其施加压力。一方面，政府对香港电台的划拨经费有缩减的可能，另一方面，既定政策也不允许香港电台大规模寻求赞助。加之2008年数字化技术将登陆香港传媒，在新的媒介环境之下，香港电台的资金压力将使其面临被科技淘汰的可能。其次，对于运作灵活、竞争激烈的媒介行业来说，香港电台的政府部门身份对其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香港电台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往往要严格遵守政府体制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媒体的运作却需要随机应变，这两者显得格格不入，严重影响了媒介机构的创新性。另外，2006年以来审计署对香港电台的严厉批评，就证明了媒介机构在政府体制架构下所可能出现的管理问题。[《审计署揭批香港电台管理不善出现“糊涂账”》，星岛环球网，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hk_macau/t20060421_195823.html.]再次，香港电台在人事任命、财政和行政运作等方面都完全受控于政府的掌管之下，对广大民众来说，这样的运作方式会使其在监督政府、确保编辑自主等方面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严重影响香港电台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在过去70多年的发展中，虽然香港电台作为香港公共广播的旗舰在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普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香港电台的现有体制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其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职能的发挥，香港公共专业联盟甚至在意见书中表示：“已经令香港核心价值响起警号，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出现倒退。《公共专业联盟就“公共广播服务检讨”的意见》，立法会CB(1)2011/06-07(03)号文件，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itb/papers/itb0629cb1-2011-3.c.pdf.]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香港对公共广播的诉求还存在一些特殊性。香港是一个娱乐业十分发达的城市，在媒介商业化发达、娱乐产业繁荣的环境下，社会对评论节目和评论多元的需求也就愈为强烈。2006年底香港中文大学就香港传媒公信力议题对传媒工作者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传媒工作者自我评定的公信力创16年来的新低。[梁丽娟：《新闻公信力调查结果公布》，《传媒透视》，http：//gbcode.rthk.org.hk/gb/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70112_76_121291.html.]香港大学同一时期发表的有关“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评价”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传媒公信力评分持续下跌，数字是三年以来的新低。调查中，市民认为“传媒充分发挥言论自由”的比率变化不大，但是认为“传媒有误用新闻自由和报道不负责任”的比率却明显增加[《市民对传媒公信力跌至近三年低位》，http：//hk.news.yahoo.com/061017/60/1ut18.html.]在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煽情、色情和血腥元素充斥之下，以有品质的评论与其平衡；继续维护言论自由的氛围，但又不让这种自由被滥用或误用，都已经成为香港公共广播所要面对的问题。
另外一个特殊性在于香港的文化多元化和种族多元化因素。香港向来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是在回归之后，中国本土文化更多地回流到了香港地区。在这种改变之下，社会对于公共广播服务内容多元化和促进社会融合的要求就愈加凸显，需要以多元的服务促进市民对不同文化、语言、宗教和种族的认识与包容。此外，香港政府一直宣传香港为“亚洲国际都会”，但是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居港的外籍人口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在亚洲一直与香港竞争“国际都会”的新加坡的外籍人口比率要高出许多。[《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http：//www.bycensus2006.gov.hk/data/data2/index_tc.htm.]对于香港公共广播服务来说，增强媒介内容的多元化，加强当地民众的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对于推动香港的繁荣发展、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
四、检讨报告的结论及所引起的争议
检讨报告在探讨了几种可能的方案之后，建议香港另行成立新的公共广播机构，名为香港公共广播公司。报告肯定了香港需要比目前更多及更好的公共广播服务，并且详细勾画出了新机构未来的架构及规模。新机构以独立于政府的方针服务社会，负责为市民提供普及、多元、独立而独特的公共广播服务。管制方面，新公司董事局成员来自各个界别，由行政长官委任。财政方面，报告建议公共广播机构采用“综合财政模式”，包括收取用户牌照费、指定比例的差饷收入拨款，以及政府拨款等。新公司的政府拨款有多重问责措施，包括邀诸评审员审核节目是否符合制作准则，外聘核数师，受审计署审核等。拨予公共广播机构的款项应列为独立支项，以突出公共广播机构的独立性；而综合财政方案应分期实施，首个财政周期的开支全数来自政府拨款，拨款最迟于第十年减至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