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科发展（中西）与教育体系建设
在西方探讨媒介素养的诸多文献中，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学科问题的具体陈述，而往往是问题取向的多元论证。在国内学界，有关陈述却呈现出大体三种论调：（1）媒介素养研究源于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核心是对媒介的认知和使用，因此其主要存在领域是传播学研究或者说广义的媒介研究，并认为媒介素养研究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可参见张宏树：《媒介素养：大众传播理论新方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2期，第294～297页。]之一；（2）由于媒介素养的实践形式偏重于制度化的教育，因此是教育学至少是方法论层面的核心学科之一；（3）媒介素养是一个研究领域，并不隶属于某个单一学科，尤其是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究其原因，也许可以解释为：（1）现代学科体系并不是国内原生的，而是移植于西方，尚需一个学科自我性的确立过程，这一过程就包含着对相关尤其是“热门”研究领域的“圈地”（这其中所暗含的是实用主义哲学观的上升）；（2）同时，垂直一体的学科管理体系（主要是对单一、垄断性学术资源的管理，包括资金、人才等）导致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垄断，而学术资源的相对稀缺造成这种圈地运动在建构学科合法性的同时带有浓厚的逐利特征；（3）学科之间固有的边界冲突，在问题导向的融合式研究（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惯性地表现出来。这其中不仅渗透了党政管理在学科领域的意志体现，也部分地反映了精英主义与市场、国家力量的互助关系。
六、党政权力行使与危机社会管理
公权力是中国社会整合的主导性力量，也是社会主流话语的支配性要素。当媒介素养的理念引入中国语境后，自然就诞生了按照公权力行使要求而组织的相关陈述。除去上述探讨的诸多附属于公权力话语的表述之外，直接衍生于其中的还包括：（1）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2）领导者的媒介素养水平调查；（3）部队官兵的媒介素养；（4）危机事件与公务员的媒介素养，等等。
中国社会主流话语与媒介素养研究话语的关系初探
为了更深层次挖掘媒介素养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合法性，以及这一“接合”过程的阶段性特点，我们不妨首先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的几种主流话语模式，再对其与媒介素养研究的关系进行一番尝试性阐释。
一、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
中国社会长时间以来的“总体性社会”[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页。]特征，决定了主流话语的绝对权威地位和显在性[根据西方学者，尤其是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结合起来考虑，简言之，一定的权力行使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其进行修辞和辩护，从而形成“文化领导权”。参见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5～72页。]，及其对其他派生话语的主导权。这一点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仍然惯性地表现出来。
笔者经过梳理，总结出几个具有主流色彩的话语类型及其相互关系。
（1）政治话语：基于总体性社会的整合特征，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话语的组织者上至国家政权的管理机构，下至作为个体的公民个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话语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公民个体的陈述往往并不机械地与宣传话语相一致，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人们的认知出现怀疑倾向，双方之间呈现出谈判性特征）；同时，这一话语往往还和国家民族话语紧密相关，并主导着后者的具体表达。
（2）精英话语：此种话语一部分与政治话语重合，因为总体性精英[总体性精英，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掌握着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经营资本集团，这个集团是以占据总体性资本为基础的，其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或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89页。]往往掌控着国家权力；一部分具有独立性，并往往具有文化精英的立场，其维护的是文化的等级体制和一定程度的公共利益。
（3）媒体话语或称市场导向话语：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位列政治话语之下（并不触及政治话语的边界，确保政治正确）、精英话语之外的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话语模式。由于媒体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其所传递的叙事倾向也日渐呈现出市场导向，比如我们经常“置换”语境而贯之以道德评价的“低俗化”。
（4）现代性话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逐渐以“发展”（由“发展是硬道理”到后来的“和谐发展、平衡发展”）为主题占据社会舆论主导位置的话语模式。在这里，笔者希望提出的是有关现代性的一个表述问题。这就是现代性虽然带有进化论和普适性色彩（或称西方化，诚如我们常识中以西方模式为目标），但无疑也表现出“本土化”特征，并以此指向了对现代性的两个方面的批判：第一，现代性本身被挪用到不同的民族文化语境，产生出这种或那种选择的现代性，比如我们日常话语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第二，本土精英们的共谋关系使得本土化本身并没有趋向于对同质的全球化产生抵制，而是表现为一种全球化的功能。换言之，以本土化方式实现全球性的目的，比如我们熟知的肯德基连锁经营。[主要观点参见詹姆逊著，王逢振、王丽亚译：《单一的现代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8～9页。]
（5）大众话语：可以说，这种话语的产生与扩散是和新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早在上个世纪，本雅明就曾提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精英主义论调不同的机械复制艺术观，认为机械复制艺术具有一定的解放意义，它打破了传统的崇拜性的权威艺术，取而代之以大众反映的更为民主的“流行文化”，开启了从“氛围文化”向“民主文化”发展的进程。在“民主文化”中，意义不再被看做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可以被质疑的，意义产生于消费，而非生产方式（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阿多诺的观念截然相反）。其后，大众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菲斯克也提出了以受众消费为主导的通俗文化理论，认为权力集团批量复制的文化产品和“民众”的抵抗性意义生产活动有质的差异（所谓两种经济理论）[参见约翰·菲斯克著，王晓珏、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2～39页。]。通俗文化并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消费行为产生的。受众的意义生产具有“文化偷猎”的策略性（tactics）[strategies是对权力关系的控制，拥有自己的地点和运作基础的主体将自己的意志和权力施加于客体化的环境；而tactics则既不拥有专门的地点，也没有自己独特的可以认知的话语，它是弱者的艺术，只能在strategies拥有的地方运作。它只能利用有组织的策略权力的漏洞。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菲斯克提出了受众生产意义的第二种经济理论，但是与节目作为一种商品的生产之间的政治经济学关系，却是其无法逾越的。换句话说，菲斯克提供了快感的消费想象，但却有意无意地抛却了对于经济决定作用的考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受众乌托邦的描画，意识到的是一种具有限制框架和先决条件的消费或者说通俗文化。参见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62页。]特征。而今的社会文化界对于草根文化、民众文化、底层文化绘声绘色的描述，似乎预示着大众话语时代的到来，但是笔者经理论考察发现，这种乌托邦性质的（尤其是对技术话语及其繁殖能力的膜拜）表达往往没有深入的社会背景分析，带有本质主义或者媒体中心主义[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第2期，第23～50页。]的偏执色彩。所谓的大众话语，虽然带有一定的解放意义，至少是带来了社会舆论空间中某种看似多元论争的格局，但是却往往是受限的、盲目的、杂乱的和缺乏结构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霸权”[根据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描述，此处的大众话语与葛兰西对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区分具有相似性，而市民社会的存在，尤其是“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称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往往是霸权/文化领导权得以延续和坚挺的保证。参见季广茂：《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5～72页。]的机制之一。
（6）最后，我们不得不简要提及的是各种话语模式间的交互制约关系，如上述现代化话语就往往在本土化过程中受制于政治、民族和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也常常受到市场话语、政治话语等的影响，政治话语一直以来处于主流话语体系的绝对支配地位，等等。
二、中国社会主流话语与媒介素养研究话语的关系
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研究脱胎于西方学术话语与中国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接合”过程。因而，在延续某些具有普遍适用性原则的同时，内地学者的表述带有了诸多的“本土”特征：(1)中国社会以政治为核心的主流话语，将媒介素养研究纳入了党政权力行使及其主导的现代化过程、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象征体系（也可称为总体性表达），并逐渐呈现出工具化[正如陆晔所说，“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当媒介被认为是各种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时，媒介素养教育自然被认为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一个途径”。这不仅是实践层面的社会反应，也往往出现在学者们的论述当中。参见陆晔：《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社会控制机制——香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特征》，《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第57页。]等倾向。(2)社会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的阶层定位与西方不同，主要关注的不是工人阶级或者说中产阶级，而是更多地从弱势群体（这是一个对群体所掌握资源的综合界定，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而非简单的职业划分）、成人与青少年的角度进行着建构。
【结语】
作为一种陌生化的学术尝试，本文对中国内地媒介素养研究的话语生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尤其考察了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对媒介素养研究陈述的影响。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常识意义上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一种脱冕式阅读，并从这种阅读中发现权力的存在。
随着以传播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的西学东渐的热潮正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并点滴地将每一个抱有全球化想象的人、每一个热望现代化的国度和种族融入其中。学者的研究一方面要描述这一现象的各个侧面，更要理性面对这种潮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将那些藏匿事实的“黑箱”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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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