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实验：
心理学家赫洛克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反馈效应的心理实验：他把被试者分成4个组，在4个不同诱因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后予以鼓励和表扬；第二组为受训组，每次工作后对其存在的任何一点问题都要严加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只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和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且每次工作后也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结果表明：成绩最差者为第四组（控制组），激励组和受训组的成绩则明显优于被忽视组，而激励组的成绩不断上升，学习积极性高于受训组，受训组的成绩有一定波动。这个实验表明：及时对学习和活动结果进行评价、反馈，能强化学习和活动动机，对工作起促进作用。适当激励的效果明显优于批评，而有批语的比不闻不问的效果要好[朱智贤著：《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21.反向思维效应（reversal thinking effect）
反向思维效应是一种与常理、常规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只有打破思维定势才能获得，有较强的创新性。在传播活动中，“反向思维效应”的应用显得非常重要，体现在正反两个方面，如果运用得好，就会制作出富有新意的节目，提高收视率；如果运用不当，就会使栏目越做越失去受众。
节目的创新要求传者具有反向思维的意识，即在节目内容、节目传播方式等方面跳出已有的窠臼，从相反的角度提出新的创意。比如当国内大量的节目还是以传者为中心，媒体牵着受众走的时候，2005年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这个节目，调动起亿万受众的积极性，让普通百姓走上荧屏表现自己，使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个节目不算是中国的首创，它是在借鉴了美国的“第五季”（偶像）的基础上制作出来的，但是在中国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平民类选秀节目，所以受众感到很新鲜，特别是在大家习惯了接受媒体推出来的明星和被动的接受信息之后，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式，由受众自己来评选老百姓心目中的明星，以亿万人参与强大的互动，把广大受众推到了主人翁的地位，使观众感到非常兴奋。当时总决赛的收视率一度创下11.65％（索福瑞公司）的历史新高[谢耘耕、唐禾：《2006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报告》，《现代传播》2006年第6期。]。这就是湖南卫视编导们反向思维的结果。
但随着“超级女声”的成功，新的选秀类节目此起彼伏，于是这类节目让受众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势，使选秀类的娱乐节目失去了往日的风光，结果同样是湖南卫视的2006年的超女总决赛，收视率降到了2％左右，这个事实说明反向思维的运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传者随着事态的变化不断进行新的反向思维，不断获得新的突破。当然，反向思维也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主要得看其反向思维最后的结果。（赵自然）
22.飞去来器效应（boomerang effect）
“飞去来器效应”是指宣传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宣传不得法或不占有真理，引起宣传对象的反感，对宣传者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飞去来器”是一种掷向远方仍然飞回抛掷者原位的弯棒形器物。用这一比喻说明引起逆反心理的宣传总是导致自我伤害。传播荒谬的观念，而且方法生硬，进行强行灌输，总要引起受众的反感。本来通过宣传想争夺群众，这种宣传反而吓跑了群众，使宣传者被“击中”，这就是“飞去来器”效应。为防止宣传出现“飞去来器效应”，就要求宣传者必须有纯洁的动机，有真实可信的内容，有分寸恰当的结论，有正派的宣传文风，而且情调、风格也必须是健康朴实的。[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受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决不会只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传播者所传递的信息。他们具有决定对信息是接受还是抵制的能力。因此，传者应依据目标受众原有的态度、他们的人格特征、所处的社会环境，采用适当的方法有效地传播信息。否则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出现“飞去来器效应”。
我国的典型报道，就容易陷入这种误区。近年来，虽然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但我们的典型宣传，仍时常不自觉地把典型人物的事业和生活对立起来，把事业和人性、人情对立起来。事实上，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对受众是不具有感召力的。典型人物报道的传统模式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雕像式”：典型人物高高在上、空洞说教，没有亲切感；二是“画像式”：典型形象千人一面、毫无特色，没有吸引力；三为“神像式”：故意回避典型人物的缺点，营造光环效应，缺乏可信度；四是“蜡像式”：典型看似栩栩如生，实则毫无情感和生命力。
这类报道在写作方法上往往角度陈旧，说教味很浓；表现手法单一、缺乏新意，在内容上以点带面，以偏概全，随意拔高，夸大其词，甚至出现移花接木的现象，这样写就的典型报道不但很难感动受众，而且还会让受众对典型人物敬而远之。对此有的受众会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反馈给传者，表达自己的反感情绪，这对于传播者来说，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被自己的报道“所伤”。
2004年新华社有一份“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的问卷调查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调查显示：68％的被调查者认为典型报道的主要问题是“都是优点，没有缺点”；6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类报道“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认为是“空话、套话多”；39％的受访者认为是“对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挖掘不够”；32％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典型人物的时代特色挖掘不够”。由此可见，目前受众对典型人物报道和报道所树立的典型人物仍然有一种怀疑、排斥，甚至逆反的心理[引自编辑部评论：《主流媒体如何增强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之三：重视对几类重要报道领域的改革与创新》，《中国记者》2004年第1期，第15页。]。
每个受众都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他们已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他们会自行对信息进行筛选、鉴别。因此，媒体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要特别注意以人为本，真实地反映典型人物的精神世界，尽量避免飞去来器效应的产生。（车玥）
延伸阅读：
从传播心理学角度看，飞去来器效应的心理机制表现在受众的认知偏差上。受众的认知偏差是指在受众的头脑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对传者或对新闻信息的误解，从而导致对传者宣传意图的偏离。当然，造成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其中也有因传者自身的认知偏差使报道内容导致受众的误读。比如有的见义勇为方面的报道，在大力宣传好人好事的同时，却忽视了对那些挺身而出却惨遭不幸者（如救助他人反遭诬陷或受伤致残，或者牺牲后无人收尸；而被救助者有的恩将仇报，有的翻脸不认账，有的不知去向）人道主义的关怀，使一些普通百姓心里，对那些忘恩负义者的丑恶行径除了愤怒、憎恶外，还很容易萌生“幸亏我没摊上这种倒霉事”的暗自庆幸和今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我忠告。这就违背了传者的意图（即出现了飞去来器效应），这正是传者所应避免的。
23.绯闻效应（gossip effect）
因传播绯闻而引起的轰动性效果就是绯闻效应。这种轰动效果往往会使当事人威信扫地，同时也给受众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汤笑主编：《心理效应解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绯闻效应是古今中外常见的社会心理效应：特别是男女性丑闻传得最快最猛，人们常用这个效应来击败对手。这与人们的好奇心和对性的关注有关。
国外最能说明该效应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了，通过互联网的迅速传播，在全世界造成了强烈的影响。克林顿也因此颜面扫地，大大毀损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饶颖与赵忠祥的纠纷是2004年国内最劲爆的事件，网上一度流传她和赵忠祥的暧昧录音，轰动一时。饶颖曝光她和赵忠祥有过一段长达7年之久的情感纠葛，因为赵忠祥对其实施的行为住过两次医院，给她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两人还因为此事打起了官司。新浪等网站公布的《饶颖日记》详细写了两人之间的性关系。饶颖还开通博客，表示要亲自揭开所有性爱细节，以此告诫年轻人，世界是很残酷的，要注意各种危险。
长期以来赵忠祥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亲切和善的长者形象，突如其来的绯闻事件使其名誉一落千丈。或许是赵忠祥一贯的健康形象令人觉得反差太大，也许是社会过于偏激，随即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之大令人吃惊。无数的网友不惮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这位犯了错误的长者，这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众口铄金。一个苦苦奋斗了40多年的赵忠祥也就从此一蹶不振了。
2005年底，法院对辽宁省葫芦岛市银行职员魏东利用“嫖娼录像”敲诈勒索相声演员李金斗一案进行了一审判决，魏东以贪污罪和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李金斗在长春某洗浴场所遭魏东等人偷拍，并被敲诈人民币80万元。这件绯闻，传得也很快、很广泛，可谓街谈巷议，而且还被某媒体列为2006年“十大性纠纷事件”，可见影响之大，对李金斗的相声事业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由于大众传播的功能使绯闻传播得速度快、范围广，因而对当事人的伤害很大，对受众心理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人们特别是媒介工作者，更要谨慎严肃地对待两性交往问题，以免遭绯闻效应之灾。（杜丙辰）
24.冯·雷斯托夫效应（Von Restorff effect）
指一系列刺激项目中的某一个因与众不同或有特别之处，而比系列中的其他项目更容易记住的现象。反之，在这种场合下，那些相似的刺激物项目较难记住，这种现象称为相同刺激物抑制（亦称相似效应）。[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显著性或者特殊性的信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激活其记忆。任何增加刺激的技术都会提高回忆的效果，这就是冯·雷斯托夫效应。例如，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姚明在中国代表团的队列中十分显眼，成为追捧的焦点。这个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寻常的产品、广告、包装更容易让人回忆起其品牌。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冯·雷斯托夫效应广泛存在。如在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如何使自己能够在众多同行中获得提问机会是有技巧的。有个成功例子，就是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1998年在记者招待会上被朱镕基总理点名提问。当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的记者招待会上，吴小莉举了几次手，负责“点将”的新闻组主持人王启人，却始终没点上她；直到答完第四个问题，朱镕基突然说：“你们照顾一下凤凰电视台的吴小莉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节目。”朱镕基话音未落，全场就发出了笑声，因为，人们想不到新任国务院总理，也喜欢看吴小莉的节目，并且当面“点名”。当时，全国有亿万观众都在收看新任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从此，吴小莉一路蹿红，不仅成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更在内地打出非凡的知名度。此后，无论她出现在哪里，都会成为焦点，在她采访别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反被采访的有趣局面。谈起1998年被朱总理点名提问时，吴小莉说，得到总理点名其实不是偶然的。当时，为了保证能顺利得到向总理提问题的机会，凤凰台的记者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着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当天吴小莉身着一件红色上衣，在一片黑灰色中特别扎眼，她与众不同的着装风格和色彩也是被总理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