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黑洞效应（black hole effect）
黑洞效应是指车辆白天驶入隧道入口处时驾驶员因明暗差距过大不能立刻适应的现象。一般有10秒钟左右。如行驶速度为60公里/小时，10秒钟就会行驶167米，在这段距离内，驾驶员的视觉不能适应，是有危险的。通常可在隧道口设置一盏电灯，进隧道时应减慢车速。[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黑洞效应是指人由明入暗，由于明暗差别过大，眼睛一时适应不了的现象。这就好比现在的媒体世界，在原来的传统媒体世界中，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是有限的，而现在，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冲击着人类文明。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海量信息，许多受众在心理上有进入黑洞的感觉，一下子难以适应。网络时代为信息传播带来了全新的环境，网络传播克服了传统的以单向传播为主的局限，信息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自由地双向流动，实现了传受双方的互动，使信息交流变得更加轻松、方便、快捷和自由，从而提高了传播的效率，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但由于网络还属于相对较新的媒体，还没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它，所以，人们在使用网络或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时，不太能把握住“度”，难免会出现黑洞效应，给我们带来了诸如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色情泛滥和侵犯知识产权等社会问题。
2005年6月，美国Google公司推出了Google Earth这一地球搜索工具，它提供的一系列服务给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通过下载地图，人们可以获得车辆驾驶方向、世界卫星图片和当地商业建筑等信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搜索旅店、公园、道路交通状况、地铁甚至提款机等信息。
但也有人认为Google泄漏了公民的个人隐私，特别是Google支持用户上传地图标注，这意味着即使Google提供一张毫无标注的卫星照片，也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由互联网用户自行改进成地图，大到街道名字，小到一座居民楼的主人姓名，都能迅速被标注在上面。印度、韩国、泰国和俄罗斯等国曾相继对Google Earth服务发出警告，称Google暴露了其国家的军事机密，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胡磊：《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伦理探析——以“Google Earth”事件为例》，《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第56页。]。
因为网络存在时间较短，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公开和信息保密之间存在矛盾，信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让受众知晓一直存在争议。网络突然让网民享有足够多的自由，但是怎么把握自由的“度”却成了问题。可以说，网络正处于“黑洞效应”的作用下。
要克服视觉上的“黑洞效应”，需要在隧道的入口处挂一盏灯；要克服传播上的黑洞效应，同样也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加强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制定网络信息传播伦理规范，加强教育和舆论监督，帮助传播者和受众适应网络所提供的自由。（杜丙辰）
延伸阅读：
黑洞效应的产生是一个暗适应的过程，即当环境从强光向弱光转变时，对光刺激的感觉阈限值下降，光敏度提高，逐渐适应低强度照明的过程。在社会知觉中，也有类似的黑洞效应，如从一个熟悉的简单明了的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十分复杂的新环境时，人们往往一下子无法适应，社会知觉阈限值下降，当个体逐渐熟悉了新的生活环境之后，其社会适应能力就会提高，黑洞效应就会失效。
42.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应是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于1963年提出的，一只南美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扇翅膀，可能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即著名的蝴蝶效应。意为，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可以带动系统中长期的巨大连锁反应，并由此衍生出混沌理论。[新华社电：《最初提出“蝴蝶效应”混沌理论之父去世》，《北京青年报》2008年4月19日。]
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如今，广义的蝴蝶效应已经不限于当初洛仑兹的蝴蝶效应仅对天气预报而言，而是一切复杂系统对初始值极为敏感性的代名词或同义语。将蝴蝶效应转用到传播活动中，是指在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系统中，任何一个肇始于某个节点的微小的初始信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传播迅速繁殖，不断刺激并作用于受众的心理，由此造成的对受众心理的影响不断聚集升级，从而涉及到受众的行为，引发始料未及的社会风暴，造成足以震撼全球的影响。
媒体报道经常使用蝴蝶效应来说明某一事件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例如，在2008年3月，当三鹿奶粉从被消费者投诉，到8月1日经调查得出结论：“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到9月中旬各大媒体关于问题奶粉的报道大面积出现，三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质变，从一个个案上升到一种现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三鹿诱发的蝴蝶效应已经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场龙卷风：食品公共安全遭到威胁，婴儿奶粉引发“行业危机”，进而引发了“Made in China(中国制作)”的品牌危机，最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危机。它引发的各种反思，指向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龚莉萍：《三鹿事件：拷问危机公关职业底线》，《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0期。]。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网络传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加速了并更进一步扩大了蝴蝶效应的产生和影响。互联网的技术特质和传播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系统，任何一个变量在这个系统中都有可能成为引发蝴蝶效应的那对翅膀，继而引发社会风暴，而这个变量甚至可以小到字数寥寥的一条网络新闻，一篇发表在BBS上的帖子，一则博客日志，或者一段上载到视频网站的个人视频等。
根据所引发结果的不同，网络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可以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种。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言论，会在网民中激起非理性共鸣，再通过网络以几何速度传播，在转载中不断被添油加醋、加工夸大，那么引发恶性蝴蝶效应的可能性极大，继而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恶性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中屡见不鲜，美国一名23岁大学生曾在网上发放有关Emulex科技公司的虚假消息，使其股价在一天之内大幅下跌六成。“非典”期间的愚人节，一名停课在家的14岁香港少年将新闻组、ICQ上流传的“香港将宣布成为疫埠”的谣言复制成《明报》即时新闻网页的形态，并上传至近似明报网站的网址，引发当天下午香港居民的抢购风潮[朱亮：《网络传播加速蝴蝶效应新闻界时刻坐在炸药桶上》，http：//news.hainan.net，2005年6月30日。]。
与恶性的蝴蝶效应不同，良性的蝴蝶效应也会凭借网络极大的影响力起到出乎意料的正面影响。
以博客产生的蝴蝶效应为例。2007年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主播芮成钢在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ruichenggang）中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文章，表达了他对故宫中星巴克的看法，文章在博客中一经发表，便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截止到2007年8月13日，共计有571610人次的阅读量。同时这篇博文也引起了众多网站和传统媒体的跟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最终星巴克也于2007年7月撤离了故宫。
蝴蝶效应表明，一个坏的微小的东西，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和调节，则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有可能成为“龙卷风”或“风暴”。相反，一个好的微小的东西，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则会产生正面的轰动效应。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而言，应该恪守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正确地引导和调节受众心理，规避“蝴蝶效应”的不利影响，发挥其积极效应。（石慧敏）
43.霍布森选择效应（Hobson's choice effect）
“霍布森选择效应”源于一个故事。1631年，英国商人霍布森贩马时，把马匹放出来供顾客挑选，但附加上一个条件，即只许挑选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显然，加上这个条件实际上就等于不让挑选。对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后人讥讽为“霍布森选择效应”。[安东：《最小笨蛋的秘密》，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既有立场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有选择地处理和加工（如同霍布森在贩马时对马匹进行了排序），受众能接受的也只是符合传播者传播意图的信息（如同顾客只能挑选霍布森放在最靠近门边的那匹马），受众的信息接收行为实际上受到了传播者的控制和影响。
21世纪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意味着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流动与全球化共享，使跨文化传播成为人类日益普遍和频繁的超越理解及互动的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仍然继续其垄断全球的国际传播。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直白地说：什么叫现代化、全球化？美国化就是。相关数据也表明，“世界每发布5条消息，4条来自美国，同样，5个视听节目，4个是美国制作的；全球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一般信息中的80％、服务信息中的95％都来自美国。”[罗建华：《“传播逆差”背后话语权的丧失与维护——关于“文化赤字”问题的阅读札记》，《新闻记者》2006年7月。]因此，在美国强势信息的垄断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信息传播活动中必然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以我国为例，虽然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都派有驻外记者，然而在大量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的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并非都是来自他们的一线采写、拍摄，往往采取引用美国媒体信源的方式来弥补。伊拉克战争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许多直播画面常常是来自美联社等美国媒体；而在日常的国际报道中，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也大量使用CNN的画面甚至是报道。除此之外，中国在对国际事件报道时即使呈现出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但其整体的议题还是没有发出自己的独立之音。
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对国际报道的收视行为便陷入了霍布森选择效应，即他们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选择。尽管国内各类媒体也进行了众多相关的国际报道，似乎也给受众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但实际上提供给受众的仍然是与CNN、ABC、CBC报道的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新闻视角和内容，报道中渗透着的仍然是西方的价值观和人文取向。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就等于无法判断，由于在国际报道中接触到的多是西方的报道和视角，因而国内受众在判断国际事务时，所持的意见和价值取向便与西方日趋相似，仿佛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甚至出现了舆论被同化的趋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由于全球媒体强大的新闻垄断和国内网络的畅通与发达，国际上的重大新闻的议题与框架设置权，正在悄悄地从中宣部和外交部转移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媒体手中了。”[李希光：《谁在为中国媒体国际报道设置框架——〈中国青年报〉国际报道议题设置与框架选择分析》。]
面对这种严峻的事实，中国媒体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努力在国际报道中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避免国内受众的“霍布森选择效应”。2006年底，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刚刚去世，一些西方媒体就按着“颜色革命”的基调来报道土库曼斯坦国内的政局变化，关于土库曼斯坦的假消息满天飞。在此情况下，中国青年报社国际部的编辑与驻外记者一直保持畅通的沟通和彼此的信任，先后发回了《我在土库曼斯坦朋友家过新年》、《尼亚佐夫之后的土库曼斯坦》等报道，向国内读者如实地反映了土库曼斯坦人民拒绝“颜色革命”的真实心理，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关健斌：《勿“鹦鹉学舌”忌“拿来主义”——从驻外记者的眼光看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石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