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水曾三入日本学习。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等国的法律和日本的教育。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并编译了《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六本小册子，介绍西方古代和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长销不衰，其中《大彼得》更是发行19版之多。
应该大书一笔的是，林白水大胆革新办报业务，是我国第一个完全用白话文办报的报人。“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报纸上的文章大都用文言文所写，读者对象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这大大限制了它的读者面。林白水第一次办报，亦即1901年6月到杭州任《杭州白话报》总编时，就很明确地提出要把“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以及那当兵的兄弟们”作为报纸的读者对象；到1903年在上海办《中国白话报》时更进一步提出，一定要把报纸办得“让各地的人，特别是妇女孩子一看也明白，不识字的一听就知道”。所以报纸一出，就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杭州白话报》最初只印2000份，很快就上升到3000份、5000份，刊物也由开始时的月刊，渐渐地改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最后竟至日刊。《中国白话报》的销量也由创刊时的几百份迅速升至上千份。此后只要是他自办的报纸基本上都是白话文，与人合办或参办的报纸，只要是他写的文章也几乎都是白话文。
林白水对文言八股不屑一顾，他完全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单是新闻标题就弄出不少诙谐趣味来，如《俄国武官不客气的说话》、《商部尚书吃花酒》、《大家听戏，好玩得很哩》，个个浅白而生动。在新闻体裁上，林白水较早使用号外、文摘、时事问答、连续报道、综合报道、集纳新闻、编者按、编后记等多种样式，用以报道新闻、展开评论。他的时评辛辣尖刻、冷峭凌厉、大开大阖，或刀刀见血，或绵里藏针，专寻对方的命穴加以痛击。
黄远生考中进士后，已获得河南省“知县即任”资格，本可走马上任，但他再三向清政府申请赴日留学，最终获准以新科进士资格被派往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目睹官场的腐败、政治的黑暗，“爱国之念”与“谋生之念”交迫于心中，他感到十分痛苦。于是，他不时提笔为一些京沪报刊撰文，就国内、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改善国家和社会的状况而呼号。在同乡李盛铎的鼓励下，黄远生遂绝意仕途，辞官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张季鸾于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堂，专攻政治经济学。那时，他开始对西方的制度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5年到1907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展开白热化论战，他参与编辑的《夏声》也投入了这场大论战，并撰写大量论辩文章，立志要走“言论报国”和“新闻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学成回国，在关中高等学堂做了两年教员。1910年10月，应于右任所邀赴上海创办《民立报》，为以后在《大公报》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宝璜191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官费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1916年回国，任北京《晨报》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10月，徐宝璜与蔡元培、邵飘萍等发起成立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为政治系开设新闻学课程，每周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开创了我国新闻教育的先河。他因此被当时新闻界誉为“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和“新闻界的开山祖”。
任白涛早年投身民族革命，积极参加排满运动；辛亥革命以后，曾在上海任《民立报》、《神州日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负责采写中原一带的新闻，并深受于右任办报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晰的民主主义倾向。191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其间加入“日本新闻学会”，课余将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新闻理论和考察日本报业经营。1922年，他将1916年至1918年写作的《应用新闻学》一书付梓。该书问世后，给正在寻求价值重建的中国新闻界，特别是新闻理论界和新闻教育界带来很大的兴奋，不少大学的新闻系科选用其做教材。
此外，青年时代求学于岳麓书院的刘少少，1905年留学日本，后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他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有报界“怪杰”之称。
二、规律探析
（一）言论自由是记者成才的源泉
1.中国近代争取言论自由的历程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贯实行愚民政策。他们控制和垄断新闻媒介，禁止言论出版自由。清朝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言禁更加厉害。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过要求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清廷未予理睬。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冒着杀头、流放的危险，挺身而出在京城办起了报纸，从而在禁区打开了一个缺口。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才在实际行动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
辛亥革命迅速胜利，给久受封建压迫之苦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极大的振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努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在新闻出版方面，则基本遵循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推行言论自由的政策。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等法规，在无形中被废除。新建立的政权机关在其所颁布的法令中，一般都写上了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他们把言论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原则之一，在其所控制的地区，热情地加以倡导和推行。
在武汉，军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随后独立的省份，也仿照湖北颁布了类似的法规。如《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都无一例外地载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在所颁行的一系列法令中，努力扫除政权机体中和社会上的封建专制积垢，倡行民主、自由和科学。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为奠定共和民主国体与政体，临时政府特颁布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些法令，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为人民群众维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提供了法律根据。
南京临时政府的言论出版自由政策，是和封建集权主义完全对立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试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取代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言禁的一次尝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图建设资产阶级民主的美好愿望。这一政策，进一步传播了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2.言论自由的意义
黑格尔曾经深刻地指出：“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论争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公正意见通过报纸这个载体，得以传播和释放。可以说，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言论自由政策为社会进步提供了一个不以动乱为代价的条件，它帮助社会走向宽容和开放，它给予社会以活力，培养社会适应新境况的能力，推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
（1）提供报纸舞台。随着民主热潮的高涨和言论出版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国新闻事业遇到难得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两次办报高潮，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报纸数目有了很大增加，而且还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报刊。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团体，纷纷出面办报，风起云涌，一时蔚为大观。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席卷全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间，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以上是中国人办的，它们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并且打破了外报在华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及他们办的报刊在这次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国元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售数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均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北京因为是政治中心，报纸数量发展势头最猛，据当时人说，“已愈百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五分之一。“报界奇才”黄远生在短短的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先后主编过《少年中国》周刊和《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和《时报》驻京特约记者，并为《东方杂志》、《论衡》杂志、《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日报》等撰写稿件，民国初年报纸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2）提供思想养分。清末民初，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纷纷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力量；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且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并展开激烈的斗争。一时间，思想家群体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论战此起彼伏。粗略统计，学术界通常称之为“派”的思想家群体就有二三十个之多，这些群体大多以同人共同创办刊物为组合的纽带，往往是一个刊物形成一个思想家群体，如新青年派群体以《新青年》杂志为纽带，如此等等。至于思想流派，有反传统的西化派、认同传统的文化保守派、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化派，以及玄学派、科学派、乡村建设派等。由此思想文化论争也异常激烈，如民国初年的孔教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论争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言论自由的政策条件下，一方面，各种思想观念、主张能够并存并展开争论，多元思想文化格局出现；另一方面，报刊业的发达和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为思想家们结成思想志趣相投的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提供了可能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和转型，包括新闻思想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的报人本身就是思想论争的参与者，他们从论争中吸取养分，丰富了自己的办报思想和报国思想，指导自己的新闻救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