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语言和谐艺术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品位与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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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广播语言传播的媒介文化形象(12)

致力于开创先进文化和开发先进生产力的今天,“己所不欲”指的是蒙昧、虚伪、失信、违规、霸权等等干扰对话的消极因素。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我为社会网络的中心点,立足于此映射他人,尊重推己及人的感通性,以达到发展个人内在的人格资源,那么在这后面还有一个更加不能忽视的价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人在与社会、自然、宇宙的关系网络中承担的天赋责任。值得现代性的大众传播者借鉴和发扬。“己欲立”、“己欲达”的内容除了自由、公正、民主、法制,还应该包括普世的平等、礼教、责任、同情、公益等等。儒家思想的这两个重要的人文关怀原则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感通和互动,以期达到的境界不仅是个人的完善发展,更要追求天人和合感应的融通和谐。

西方哲学在黑格尔时代就明显地探察到东方哲学“太一”观念和对整体性的强调;当代哲学主流也愈来愈关注“道法自然”的思想和天人和合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东西方的哲学和美学都深切地意识到和谐是宇宙生命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美学追求的前提下,我认为,在广播传播中,实现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整体和谐,势必经历三个过程,即正、反、合。前文已经谈到了很多“不合”的现象及其根源。至此,我想更多地谈一谈“合”。从有声语言表达的创作过程来看,表达主体至少要经历三个层面的努力,即理解—体贴—精神自由,才能够体验语感通悟带来的审美和谐。

“理解其实总是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所以,理解是意欲交往和对话的主观愿望和主体能力,是迈向和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在理解性上存在先天的弱势,弥补的方式就是以陌生化、明朗化、形象化的语言材料及组织方式来明确和深化表达的意义。在广播传播中,大量集约化的观念性话语容易增加语言传播的“费力程度”,而陌生化、明朗化、形象化语言材料的循循善诱更容易接近听众的经验视阈。表达主体具体依据听众的收听心理规律,将传播的内容(包括由客观事物、事件所引发的知识、见地、思想、情感等),重构为易于收听的语言材料,激发听众触及有声语言时刹那的惊奇感,自觉主动地填充自身独立自在的视阈融合的完形结构。所以,如何实现语言表达的易理解性是表达主体与听众共享内心经验的捷径。

表达主体需要通过感性的语言材料将内心经验外化,才能实现回到内心触发更多灵感,并且与听众产生审美共通感。厄廷格尔把共通感定义为“通过直接地接触和观看最简单的事物而对明显显示给整个人类的对象所具有的一种富有生气而敏锐异常的感觉……”他认为共通感的真正基础是生命概念,他强调这是一种使一切有生命东西区别于一切死东西的“共同感觉”。共通感作为一种本能的和内在的心灵激素,推动人们去认识与人的幸福和生命有密切关系的东西。当表达主体通悟到具有普遍性但又有差异性的共通感,并将自己对这种感觉以富有个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听众会感到一种充满生命律动和活力的幸福感。因这种幸福感,主体间的心灵距离拉近了,具有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产生的前提。

体贴是主体间性东方式的表达,同时也是东方传统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核。它不仅属于道德价值体系的范畴,同时属于美学领域的高级层面。广播有声语言的体贴宗旨时时处处体现,比如表达的字正腔圆,不单是对听众听觉感知和理解的体贴,也是对中国人审美习惯的体贴,更深一层讲,也是审美标准和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精神自由是人类贯穿宇宙和生命历程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它偶然性地、随机性地、刹那地在内部自我交流中实现,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不满足于内部自我交流。在与他者的外部交流中,有声语言表达因“主体在场”而成为最能沟通心灵和情感的符号方式。当具有共通感的体贴从感性的语言材料表达中萌生,就不再只是停留于语言本身。“声音源出于生命,也把生命注入接受声音的感官”。因此,主体间的体贴开始扩散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具有无限拓展性的生命感悟使人们能够在精神层面自由地穿行。有声语言表达不仅送达观念性内容,而且将其所蕴含的通感和情感再现、放大,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宇宙联结为自由的整体。在广播传播中,有声语言表达实现了精神自由,也就实现了共同体文化模式的互动和整体和谐的美学理想。

通过对以上三个层面的阐释,我们对大众语言传播的美学理念理解为多重关怀和终极关怀随时随处地邂逅,不离不弃,相伴相生。语言传播的美学不是曲高和寡的虚妄和高不可攀的绝顶,而是遵循大众传播和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从心理认知、审美感受、性灵体验和精神建设等各个层面观照受众的整体和谐。

整体和谐是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多维审美观照的整合。具体和谐是相对局部的、细节的,逻辑感受和形象感受在具体和谐中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触动听众千差万别的细节的个体感受和感觉片段往往在具体和谐中得到反映。但是,如果整个表达中贯穿的是同一化的方式、样态或同一基调的情感表达,也是不能达到多重和谐的整合的。比如,在广播中,时事评论节目的表达,一般的要求是在理解性的层面满足听众对事实和观点的知晓,但是假如只满足这个基本的层面,如果缺乏语言表达形式的清晰、生动和耐听,就无法全面实现与听众的视阈融合。前面谈到过,广播有声语言的观念输出和交流以感性材料为介质,直接诉诸听众的感性欲求。在特定的情境中,听众对某个内容、主题的知晓渴望非常突出时,他们会暂时忽略语言表达形式的某些不到位。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炮火突如其来地打响、“非典”时期全国抗炎斗争突变的新情况、2004年台湾大选中层出不迭的丑闻……在这些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瞬息变化的新闻事实面前,听众的求知欲和理性分析判断的渴望相对强烈,对语言的理解性、观念性层面的注意和兴趣会令他们“委曲求全”,暂时放缓或搁置追求听觉美感、感性认识和情感共鸣的需求。有声语言由于受到精神性观念的充实,语言使文字从本来有自在目的的东西变成失去独立性的表现精神的工具。所以,前文实例中的表达方式,仅仅将就适用于具体语境的特殊性,广播中大量的常规节目还是必须遵循听众对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实现人性关怀、人文精神音声化的功能。而有些表达所选择和组合的语言材料与欲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形成错位、无效或空集,给听众的知晓带来阻碍或误解;或者表达缺乏独到的见解、丰富的内容和触及人内心的情感,难以吸引并激发听众的思考和反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表达主体的声音悦耳动听,听众也会因其内涵的肤浅、苍白而心生反感。总而言之,有声语言表达在理解性认知和情感互动的层面都要达到具体和谐。

达到多重和谐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节目样态的灵活与语言表达样式的自如;声音形式的优美与思想内容的深刻;话语组织、修辞的别致与意义、意味的深远;有声语言的音声感染力和副语言的协调配合;内部创作的情感、理性的酝酿与外部表达的分寸恰当得体;运用表达的内外部技巧时,技巧之间相互作用的增值效果,等等,都是实现多重和谐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关系对”。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说,“无论这种情感的转变是迅速,短暂,零碎,还是犀利而暴躁,像闪电似的交锋还是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情感中的色彩和分寸都能够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但是,有声语言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语言内容一不小心就被表达的个别的、特殊的细节弄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对于广播有声语言来讲,“特殊个别细节”经常是机械地、割裂地、盲目地运用表达技巧造成的,比如,过分地在一个观点上“兜圈子”,造成语意的重复和累赘;也可能是声音形式上的,比如节奏回环往复的频率过高,缺乏统一中的变化,造成听觉感受的单一;也有可能是主体表达定势的固化,比如细致处用情专而且深,但宏观的昂扬高举、大开大合却表现成薄弱的“亲切谈话式”,等等。我们决不否定细节对整体的效用,但更关注的是细节的质量和张力。细节的质量表现出“精神的联系和意蕴”,能够直指听众的内心经验,使整个表达意味深永;细节的张力能够和谐地联结整体中其他的组成部分而不使自己成为“孤独的灵魂”。多重和谐是全局的,是多空间的,是不断优化调整的,一句话,是有声语言表达中各种关系的和谐。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多重和谐表现为表达主体所能驾驭的情感分寸和精神世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黑格尔说:“艺术正是要在感性因素中活动,把精神引导到一个领域,其中像在自然界一样,基调是徜徉自得的幸福感。”表达主体以重点对细节进行处理的方式来表达情感的专注和真挚,目的是体现有声语言的具体和谐,但是具体的细节要达到和谐须是建立在情感控制基础之上的。播音名家齐越先生播读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一度动情哽咽,不得不中断播音。心情平复之后继续创作的效果,齐越老师是不大满意的。在表达主体情感自然流露中,听众的感受容易被迁移,并且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不加节制或节制不利的情感表现使原本存在于内容中的矛盾得不到和解与转化,会导致向某一个方向的极端滑去。这种现象破坏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蕴,而且使主体间精神在迈向“自由王国”的境界时受到极大的干扰。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道出了多重和谐的内在神韵。多重和谐的境界一般是效法自然的心理感受。本书涉及的自然的美感不是“美是生活”原则倡导者所主张的“自然美只在内容(本质)而不在形式,艺术美只在形式而不在内容”,不是纯自然的对生活的摹写,而是经历艺术功力的历练而达到的超越现实生活的自然。目前广播节目大量运用谈话式的语言表达样式,主要目的是追求广播的贴近性,有些表达主体因此推崇越自然越好的表达观念。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表达主体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被不加修饰和创作地搬到话筒前。生活口语中必定有精华的成分,但它往往承受不了大众传播语境下的责任和功能。谈话式的表达毕竟不是随心所欲的“闲聊”、“唠家常”,也不是或语流凝滞、或啰里啰唆、或支离破碎的生活口语,一句话,谈话式表达不是“客厅语言”。对于广播节目来说,有声语言一旦完全陷入谈话式的表达样态中,势必造成整个节目的单调和困乏,“过耳即忘”、“稍纵即逝”的当下感很难引发听众的审美兴趣和积淀。许多优秀的节目善于在谈话式表达样态中恰切地运用思辨和抒情,并在节目内容上加强有距离感的思考和抒情,这样不仅增强了节目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在表达形式上更加鲜活灵动、丰富多彩。当表达主体对生活的本质能够融会贯通地认识、理解和感悟时,在语言的形式上至少可以避免陷入两个误区:其一,自然就是生活;其二,美就是不自然。有声语言和谐的自然或自然的和谐就是在遵循宇宙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e837绎生活美的本质并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表达。

和谐也可能发展变化为不和谐,这个变化折射出表达主体创作观念和境界的改变。比如,一位主持“音乐与车”主题节目的主持人,曾经以充满自信的、明朗的声音和体贴听众的细腻打动了很多人的心,无论是业界还是听众对她的专业评价都很高。但是,当某种状态走向极致的时候,相反的效果——不和谐产生了。无论哪次节目都一成不变地以毫无虚实变化的用声、句尾下坠的语势、平顺急促的语流来主持,与听众的交流和与节目嘉宾的交流,话语方式也没有适应性可言。无论主持什么主题和类型的节目,她都呈现了其顽固的定势。我认为,声随心动,表达主体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导致语言表达的异化。当个体自以为可以成为对象的主宰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刚性和志得意满是无法驾驭的。当有声语言中的不和谐出现时,毫无疑问,语言表达主体对主体间的内应力就明显地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