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辉苏木建起了电视差转台，居住在苏木的牧民最先圆了坐在家里看电影的梦。当时电视每天18点30分开始，23点左右结束。除了19点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内蒙古新闻之外，其他的时间，就是播放录像，尤其是节假日，录像片基本上占据着电视荧屏，而且大多数播放的都是港台的电影。嘎查的牧民对居住在苏木的人非常羡慕，特别是电影迷毕力格苏图夫妇，他们甚至动了搬家到苏木生活的念头，这种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后来，父母同意每个星期天上午帮他们照看孩子、打理家里的事情，让他们到辉苏木的亲戚家里看看电视，享受一下坐在家里看电影的滋味儿。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嘎查牧民开始购买电视。在嘎查看电视成本要高出很多，牧民们除了要购买电视机之外，由于嘎查没有长电，没有电视信号，还要购买风力发电机和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这一套设备对于困难家庭而言简直就是奢侈品。毕力格苏图夫妇非常能干，属于较早富裕起来的家庭，在1993年就买了一台21英寸松下2188型彩色电视机，嘎查里的牧民对此非常羡慕，说他们俩既能赚钱，又懂得生活。从那时起，一到晚上，毕力格苏图家里就聚集好多人，大家围坐在这个小屏幕前收看电视节目。后来，他们家又买了录像机，从苏木或者巴彦托海镇的音像店租录像带。嘎查里如果有人到苏木或者南屯（巴彦托海镇）去办事，一定要帮他们把看过的片子捎回去，再换新的片子带回来，这回毕力格苏图一家可真是坐在家里看自己播放的电影了。看录像带的时候，男人们喜欢看一些武打、枪战、神话之类的片子，比如当时香港的功夫片《笑傲江湖》、《新龙门客栈》、《武状元黄飞鸿》、《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和枪战片《加里森敢死队》、《喋血双雄》、《纵横四海》等比较受欢迎，而女人和小孩儿则比较喜欢看《济公》、《西游记》和《聊斋》之类的片子。
如今，无论是在苏木还是嘎查居住的鄂温克牧民，大多数家庭都有电视机了，坐在家里看电影对于大多数牧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由于苏木有长电，很多家庭还添置了VCD或者DVD，喜欢的片子可以随处买到，反复收看。而住在嘎查的牧民受电的限制，看电视的随意性比起住在苏木的牧民则小了很多，因为风力发电远远不如长电有保障，但是，电视的出现对于大多数牧民来说，还是圆了坐在家里看电影的梦。
三、鄂温克人对“电视用途”的认知
（一）面子和家庭财富的象征
面子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并非中国人所特有的、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密切相关的、正常的心理体验及行为表现，是个人拥有或达到的社会成就以及遵守日常行为习惯的结果的函数。”由此可见，面子虽然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但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却非常重视人情和面子。林语堂在他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提出，“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Three Muses）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中国人正是为它而活着。电视作为一种商品，本身只是人们的欲望追求对象。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屏幕到大屏幕、从单声道到立体声、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每次更新换代都会引起人们的购买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机目前已经成为家家户户都拥有的最普通的家用电器。电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疲劳时的休闲工具，闲暇时的消遣工具，忙家务时的轻松工具和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学习工具。电视机，现在说起来算不了什么，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还不止拥有一台。但是，在今天的鄂温克草原，电视仍然是牧民面子和家庭财富的一种象征。至于是否拥有电视、拥有什么品牌的电视，以及收看频道数的多少仍然是决定牧民家庭在嘎查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就面子而言，由于“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它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在哪里。”因此，对于有电视的牧户来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都有着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且有电视的人家总是吸引着家里没有电视而又渴望看电视的人。尤其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电视的牧民，有的骑着马，有的驾驶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四轮拖拉机到有电视的牧民家去看电视，有电视的牧民家庭显得人气很旺，并且热闹非凡。好客的鄂温克人为了让来看电视的客人满意，总是会多煮几壶奶茶、备一些奶制品和甜点等之类的零食供来看电视的人们品尝，如果赶上家里正在吃晚饭，前来看电视的人也不必客气，自己主动去吃就好了。如果遇到投脾气的朋友来到家里，大家还要喝上几盅，淳朴的鄂温克人并不劝酒，从不强人所难，客人随意。在边吃边聊的过程中，大家还会对各自在白天里去苏木或者城里以及参加各种活动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意见交换，比如各种畜产品价格的变化，嘎查干部的某些行为是否公正，谁家发生了新鲜事等都会在此时进行传播和交流。
由于“面子涉及的是个人的资源让他人来分享”，那些没有电视资源的家庭成员通过特定的关系分享了有电视家庭的电视资源之后，对电视资源施予者所表现出的接受、感激和颂扬等都会让有电视的家庭成员感到自己非常有面子。实际上，当自己的资源与别人共享的时候，资源提供者所要的最好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要获得更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既然面子代表的是“由关系产生的心理地位资源”，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那么，在寂静而辽阔的鄂温克草原，有电视的人家虽然会因为别人来看电视而受到打扰，甚至会增加一些小的开支，但是这些与面子相比，却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中国人的做人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即处处考虑情面。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关于这一点，草原鄂温克人也很看重。
相比较那些有电视而且晚上非常热闹的家庭，没有电视又不愿意去别人家看电视的家庭则显得非常安静，一般情况下这些家庭也都是没有电的家庭，家庭成员会以早早睡觉的方式来打发他们的闲暇时间。电视机，这么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在其他地区目前已经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草原，它却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工具，还被赋予着其他的身份：面子和家庭财富的象征。
至于说到电视机代表家庭财富，主要是指鄂温克人看电视的成本比一般其他地区高出很多。其中电视机并不是主要的支出，一般的家庭都有购买能力，但是其他的配套设备，如风力发电机和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等支出就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承受得起的。就电视机来说，有的家庭是25寸的纯平彩电，图像清晰，看得过瘾，而有的家庭还是14英寸甚至是12英寸最古老的天鹅牌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档次首先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其次是在牧区，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地区属于电视信号盲点区，比如笔者调研的辉苏木和乌兰宝力格等嘎查目前都属于电视信号盲点区域，鄂温克牧民们要想看电视，除了要购买电视机之外，还要自行解决电视信号的问题。辉苏木于1987年建立电视差转台，年久失修早就已经瘫痪，有线电视系统至今没有在此地接通，而“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也还没有延伸到此处。牧民们为了看电视，必须购买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这些设备大概在几百元至上千元左右不等，对于普通的牧民家庭来说还能接受，对于困难家庭而言还是难以承担。质量好价格高的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能收看到国内外上百个频道的节目，一般的则只能收看到三四十个频道。条件好的家庭一家就安装两个个体地面卫星接收器，各自对准不同的卫星，收看不同地区的电视节目，困难一些的家庭与附近邻居家共用一个卫星接收器，开关机和频道转换权都掌握在对方手里，何时开电视，收看哪个频道的节目，几点关电视，这些家庭都掌控不了，只能被动收看。
除了电视机和地面卫星接收设备之外，没有长电的苏木和嘎查，对于想看电视的家庭，还要购买风力发电机或风光互补发电设备，这一套设备在两千多元以上。由此可见，草原鄂温克人看电视的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没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确实难以实现看电视的心愿。在一般地区，如果“电视是一项要求相对富裕才能消费的媒介”那么在鄂温克草原，电视就是一项要求比较富裕的家庭才能消费的媒介。目前，鄂温克牧民们有着明显的贫富差距，有的家庭年收入几十万元，有的却只够自己一个人的吃喝。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满足消费电视的欲望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为此，电视作为家庭财富的象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电视能够缓解牧民对酒的过度迷恋
鄂温克、蒙古、达斡尔等民族都喜欢饮酒，不论日常还是节庆，均以酒佐餐。对鄂温克族来说，喝酒与他们的生存方式相关，也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当牧民独自放牧时，在辽阔的草原面前，自身会显得渺小无助，会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寂寞和苦闷。尤其是进入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又会加剧这种情绪的产生，这时候特别需要酒来麻痹自己、温暖自己。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牛奶加工业的发展，牧民自制的奶食品相对减少，奶酒则更少，而啤酒、白酒则日渐多起来。许多鄂温克男子都喜欢喝白酒，一般都喝8块钱一瓶的海拉尔精纯粮，有时也喝4块钱一斤的60度散白酒。牧民不喝酒的时候都非常勤快，一旦喝酒，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他们可以连续一周到一个月不断地喝酒，整天都处于混沌状态。有的甚至离家数日，不知去向。女人对此也已经习惯，不加规劝。常有牧民酒后骑摩托车或骑马摔死。
笔者在调研期间发现，有些草原鄂温克人确实是嗜酒如命，也包括苏木（嘎查）的一些干部。有一次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的干部陪笔者下苏木，苏木负责接待我们的干部当时在喝酒，我们一直从下午3点多等到半夜11点多才见到他，当见到这位干部时，对方已经喝得走路摇晃，说话时舌头发硬不听使唤。即便这样，对方手里还拿着酒瓶，坚持邀请我们出去接着喝。笔者在苏木调研时是住在一个家庭小旅店，那达慕期间各个小饭店食客爆满，喝酒碰杯的嘈杂声在街上都能听得见。有时半夜起身去院外厕所时，经常被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醉鬼绊倒，最初笔者被吓得不敢出去，甚至晚上不敢喝水，以减少方便的次数，后来也就习惯了。一位客运司机聊天时告诉笔者，说他的父亲对酒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感，每天从早喝到晚，就是戒不了，家里人为此只能把酒藏起来，可是一旦被找到，父亲即便是躲在厕所里，也要喝上几口。正如一位鄂温克老人临死前所说：“我们天天与酒战斗，可从来打不败酒。”确切地说，在鄂温克草原，酒成了一种填补精神空虚的麻醉剂。个别牧民嗜酒成瘾，滋长了懒惰情绪，最终沦为贫困户或无畜户。
有的牧民酒后闹事，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隐患。后来，有的嘎查个体商店干脆不卖白酒，只卖啤酒，就怕牧民酒后闹事。据一个小商店的店主讲，白酒的利润很大，但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卖，既怕牧民喝酒闹事，也担心遭受别人的埋怨。由于草原牧区的特殊情况，许多年来，牧民习惯买东西赊账，而赊账最多的商品便是酒。有的小卖店甚至由于赊账太多而无法维持，只能关门停业。有的牧民因赊账喝酒欠款太多，竟然以牛羊来抵债。每当发放奶资时，奶站门前除了等待领钱的牧民外，就是讨债的商店店主和收取各种税费的人员。有些牧民刚刚领完奶资，转瞬间就所剩无几。由于鄂温克人酗酒成性，也导致好多牧民酒后骑摩托、骑马摔死或酒精中毒死亡。据鄂温克旗巴彦磋岗苏木统计，在1985—1995年间，该苏木共计死亡54人。从死亡人员的原因看，居第一位的竟是酒后导致的外伤、意外事故以及酒精中毒死亡，占死亡人数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