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它在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带来的变化令人惊叹。从整体来说，在中国边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也是这一社会变革大潮的获益者，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远离内地的边远地区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通常人们仅从新闻媒体中获取信息，其表面性和浮夸感可想而知。如今，更多的人渴望对边远地区的社会变化有个清晰的了解，就连居住在那里的少数族群也希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能透彻地理解和把握。因此，边远民族地区的境况及社会变革的第一手资料，对感兴趣的人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谈到民族这一话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整个社会被迫从这单一视角来看待它。民族共同体一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成为“‘命运’的共同体”。阶级斗争学说给边远民族地区带来摆脱不掉的心理阴影和痛苦印记。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的若干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是清晰的，人们开始从经济视角来看待民族群体了。一个地区的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统统一股脑地被放在经济这一天平上度量了。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进步。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给边远民族地区带来的变化不胜枚举。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已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社会发展常识。
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推进社会发展的大潮，在寻求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大前提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已成为可能。但如此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变革并非完美无缺，一个不容忽略的提示首先来自内地，一些专家呼吁抢救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振聋发聩的呐喊，涉及的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问题，关系到我们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个社会的大问题。信息发达的内地面临了如此这般问题的困扰，那么边远民族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较少的族群，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陷入了何种窘境？那里的真实境况又如何呢？
在远离内地的呼伦贝尔森林和草原之间，有两件事情值得人们思考。一件事情发生在1996年，鄂伦春族正式对外宣布放下猎枪。这是壮士断臂的气概。一个世代以狩猎为传统的古老民族从此告别过去，并以极大的勇气将野生动物灭绝和生态失衡之责咎于自身。但这究竟源自民意，还是一场政治秀，或许是大势所趋之下的无奈之举？总之，诸多因素促使一个文化链条在最远端断裂了。另一文化事件在大兴安岭北麓敖鲁古雅河畔发端：2001年根河市政府宣布将生活在这里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实施整体生态移民”，并宣称要将鄂温克人世代在林中散放的驯鹿施行人工圈养。那里的施政者在一夜之间发现了一条把鄂温克人带入天堂的捷径，但其结果却事与愿违。事实证明，在这一领域仅仅怀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难免要陷入将古老的文化群体当成决策者手中“社会玩偶”的陷阱。由此看来，一些边远地区的民族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在抢救之列，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究竟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群体？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适应了将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这一谋略的背后是基于土地及疆域完整的理念。随着国家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去政治化的行程悄然开始，取代它的是经济至上论，人们热衷于以进步与落后（非此即彼）这一老式的标准衡量民族群体了。其实，作为不同的人群而言，他们的基本权利、意愿与其他人群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所承载和创造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从真正的意义上说是无法复制的。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所传承的文化与特定地域及生态环境表现出独特的关系，两者互为依存，生死攸关。所以，在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交流中，文化尊重显得尤为重要。
令人高兴的是，青年学者姚玉芹在她的这部著述中大体上涉及了这样一些问题。
姚玉芹对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方式及影响较为关注，并在这一专题研究中倾注了自己的汗水。她选择了草原上的鄂温克人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从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视角切入，展开了自己的专业性调查。她分别于2006、2007年不同时间段，深入鄂温克族牧人的聚集地辉苏木及乌兰宝力格嘎查，走访了20多户牧民家庭，以录音访谈、实地观察等方式积累了第一手新鲜资料。在此基础上，她凭借自己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梳理，完成了这部富有社会学价值的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述，除了在大众传播领域与少数民族心理研究方面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实例之外，也促使人们思考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在人们普遍认可的、似乎难以避免的城镇化建设大潮中，如何规避文化风险，在传统的基点上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如何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提升至维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去实施。又如，如何进一步发挥电视作为当代资讯主平台的优势，发挥文化传播与文化保护的双重作用，兼顾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使其能够从电视这一现代传播工具中清晰地看到自己，从而增强文化自尊心，而不是因强势文化的导入而削弱其文化自尊心。
总之，在我们对那些认真地思考社会现实的学者表达敬意，并寄予厚望的同时，也有理由对本书的作者，对她今后的学术研究历程寄予美好的期望。
乌热尔图
2009年3月
作者：乌热尔图，鄂温克族著名作家，1976年开始文学创作，80年代初，他的反映鄂温克人生活的短篇小说连续三年获得全国优秀文学奖。1985年，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0年，按个人意愿返回呼伦贝尔，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中写作。1992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主要代表作有：《述说鄂温克》、《呼伦贝尔历史地名》、《鄂温克族历史词典》、《蒙古祖地》和《鄂温克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