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广告是用商品的外包装进行宣传的一种广告形式。由于商品与包装总是连在一起的，人们在购买物品时，自然就会注意到商品外面的包装形式，因此包装广告也是很能吸引人们眼球的一种广告形式。
张爱玲作品中的包装广告，如《连环套》中的“雅赫雅从对房里走出来，别的没看见，先看见崔玉铭手里拎着的小瓦钵子，口上黏着桃红招牌纸，和霓喜昨日在药店买来的是一般”；《创世纪》中的“南洋捎来的红纸封着的榴莲糕”；“这一天，她又带了一尊蛋糕回来，脱下大衣来裹住了纸匣子，悄悄地搬到三楼”；《小艾》中的“快过年了，桌上的一盆水仙花照例每一枝都要裹上红纸”；《十八春》中的“皮货店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气息，皮毛与樟脑的气味，一切都好像是从箱子里才拿出来的，珍惜地用银皮纸包着的”；“曼璐便把那纸包拆开了，里面另是一层银皮纸，再把那银皮纸的小包打开来，拿出一只红宝石戒指”；《怨女》中的“鸦片烟一天比一天贵，那黝黯的大糕饼近于臼形，上面贴着张黄色薄纸，纸上打着戳子，还是前清公文的方体字，古色古香”；《中国的日夜》中的“又有个女人很满意地端端正正捧着个朱漆盘子，里面矗立着一堆寿面，巧妙地有层次地折叠悬挂；顶上的一提子面用个桃红小纸条一束，如同小女孩头上扎的红线把根”；《谈吃与画饼充饥》中的“现在吃的坏到食品招牌纸上最走红的一个字是old fashioned（旧式）……旧式花生酱没有固定剂，而且招牌纸上叫人搁在冰箱里，可见也没有防腐剂”，“阿拉伯面包这爿店就有，也是回教的影响。一叠薄饼装在玻璃纸袋里，一张张饼上满布着烧焦的小黑点，活像中国北边的烙饼”。
2.外来的现代广告形式
中国外来的现代广告形式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入的。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广袤的市场。外国商人为了更好地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商品，把他们在本国常用的包括报纸、杂志、路牌、橱窗陈列等广告形式也搬到了中国，并大肆进行广告宣传。当时正在西方兴起的报纸、杂志、路牌、电影、霓虹灯、广播、橱窗陈列、展示广告等新型的现代广告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中国传统商人并不十分看重广告宣传，最初的民族资本家也不青睐广告宣传，但在与洋商激烈的竞争中，一些民族资本家受外国商人的影响，也开始模仿使用新式的广告媒体和广告形式，我国近现代广告业也因而得到发展。
张爱玲的作品以表现上海、香港都市生活为主，当时上海的繁华远非香港能比，大量的外来广告随着外来商品涌进上海，是当时上海商业生活的一大奇观。中国广告界泰斗、中国广告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徐百益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洋杂处是上海的特征，而外来侵略者对上海不但进行政治、经济侵略，也进行文化侵略，而且此去彼往，川流不息。他们把近代的广告形式带进了上海，客观上丰富了上海广告的形象”。张爱玲作品中外来的现代广告形式主要有报刊广告、路牌广告、橱窗广告、霓虹灯广告、西洋画片。此外，公共交通广告、电波广告也有所关涉。这些广告的诉求以象征型广告为主，注重广告附加值的渲染，在精美图片和诱人文字的配合下，强调产品内在的情感吸引。
以报刊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广告是由外商引入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但我国古代的报纸不登广告。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就有了原始形式的报纸——邸报，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命令、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官吏任免赏罚的消息和大臣的章奏文报。“报纸广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洋货进入中国市场后，外国传教士及外国商人办的报刊上也就出现了广告。
张爱玲父母长期订有《申报》、《新闻报》，耳濡目染，张爱玲从小就开始阅读报刊，尤其是对小报，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给小报写稿，还对小报发表过许多精湛、有趣的意见。1945年7月21日，她参加“杂志社”主办的“纳凉会”时表示“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认为“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在《到底是上海人（代序）》中还使用过《新闻报》刊登的广告：“《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张爱玲笔下的主要报刊广告出现在《鸿鸾禧》、《多少恨》、《留情》、《小艾》、《红玫瑰与白玫瑰》、《十八春》、《必也正名乎》、《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烬余录》、《走！走到楼上去！》、《银宫就学记》、《华丽缘》等作品中。如《鸿鸾禧》中的“娄嚣伯……靠在沙发上休息，翻翻旧的《老爷》杂志。”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
“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多少恨》中的“家茵拿了信进来，一面拆着，便说：‘大概是我上次看了报上的广告去应征，来的回信’”；《留情》中的“她想起前天不知从哪里包了东西来的一张华北的报纸，上面有个电影广告，影片名叫《一代婚潮》”；《小艾》中的“她们前一向因为看见报上有一种西洋药品的广告，说是搽在脸上可以褪掉一层皮、使皮层变为白嫩，就去买了来尝试”；《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娇蕊在楼窗口看见他站定了买一份夜报，不知是不是看电影广告”、“振保带烟鹂去看医生，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买药给她吃”；《十八春》中的“曼桢在报上找出那张影片的广告，向慕瑾说：‘最后一天了。我劝你无论如何得去看。’”；《必也正名乎》中的“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的“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女’”；《烬余录》中的“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走！走到楼上去！》中的“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阖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银宫就学记》中的“报上的征婚广告里每每有‘愿助学费’的句子”；《华丽缘》中的“报上登出‘警告逃妻汤玉珍’的小广告，限她三日内回家”。
最早的路牌广告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之后传入我国。我国最早的路牌广告是车站路牌广告，根据平襟亚、陈子谦考证，中国人装置路牌广告起源于1911年，当时上海的“明泰”、“又新”两家广告社，雇佣漆匠在铁皮上替日本三头洋行绘写仁丹广告。而使用路牌广告最多的是英美烟草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路牌广告已经非常盛行，有许多公司，如法兴、克劳、美灵登、华商、交通等，都把路牌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1921年成立于上海的“荣昌祥广告社”包办了上海每一条马路，以及沪宁和沪杭两路沿线的所有路牌广告，其创办人王万荣针对当时用铅皮做路牌广告成本高的缺点，率先使用“龙头细布”做路牌广告，“龙头细布”，即白纱布，布料粗、硬、结实，而且成本低，在白布上印黑字，就成了路牌。很快“荣昌祥广告社”便成为了上海最大的路牌广告广告公司，王万荣也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路牌广告大王”。据上海市公用局统计，1933年上海236处公共场所的广告牌已经接近4000平方米，其中政府机构设立的广告牌仅占20处，面积123平方米，而民用商业类广告牌占216处，面积3822平方米。
路牌广告竖立在街边要道口、房顶、铁路沿线、车站码头和风景区。因此路牌的特定环境是马路，其对象是在动态中的行人。“路牌广告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利用墙壁做广告，用油漆刷在墙上；后来这种路牌已不能引人注目，有的广告公司就将五彩印制的招贴贴在墙面上，其后又改用木架支撑，铁皮装置，油漆绘制”，“路牌广告的主要内容是香烟、药品和影剧讯息”。现在的路牌广告画面多以图文的形式出现，画面醒目，色彩鲜艳，文字精练，使人一看就懂，具有印象捕捉快的视觉效应。
张爱玲作品中最出色的路牌广告出现《多少恨》、《年青的时候》、《倾城之恋》、《中国的日夜》及《〈张看〉自序》中。如《多少恨》中的“迎面高高竖起了下期预告的五彩广告牌，下面簇拥掩映着一些棕榈盆栽，立体式的圆座子，张灯结彩，堆得像个菊花山。上面涌现出一个剪出的巨大的女像，女人含着眼泪”；《年青的时候》中的“汝良将手按在书上，一抬头，正看见细雨的车窗外，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自由魂’”；《倾城之恋》中的“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中国的日夜》中的“周围许多缤纷的广告牌、店铺、汽车喇叭嘟嘟响”；《〈张看〉自序》中的“大广告牌上画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也目不暇给”。
橱窗广告是现代化大百货公司出现后诞生的新型陈列广告形式。它“既是商品竞争的产物，又与玻璃制造工艺及声、光、电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运用艺术手法和现代科学技术以实现其广告职能”。我国最早的橱窗广告的是1917年10月20日开业的“上海老先施百货公司”的橱窗陈列广告。20世纪30年代，开设在上海南京路一带的先施、新新、永安、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橱窗广告大放异彩。为了竞争，四家公司不惜花重金专门从港澳等地聘请专门人才来负责橱窗广告设计和商品陈列。此后，一些中、小商店也纷纷仿效，改门换厅，设置橱窗。这股潮流很快波及全国，橱窗逐渐成为稍具规模的商店必备的广告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