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叶张爱玲去世至今的海内外时期。1995年秋，张爱玲在美国公寓的悄然谢世使海内外的张爱玲研究骤然升温，形成一股合流。既有全面清点和总结张爱玲文学成就和遗产的，也有从多视角“重新看张”的，还有关注张爱玲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及文学承传关系的。从研究范围来看，张爱玲的散文、剧本、“红学”研究、评论、翻译都进入了研究视野；从研究方法上看，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法等理论都用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从研究文本上看，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显示了研究者的专心和实力。“张爱玲研究的日益成熟，张爱玲的知名度从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媒体争相介绍张爱玲及其作品，进一步引发了对张爱玲本人的好奇和探究，人们开始关注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此时的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刻意制造兴奋点。张爱玲在媒体的传播中被凸显和放大”。此阶段的论者难以数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李欧梵、陈思和、范伯群、季进、朱栋霖、丁帆、朱晓进、刘锋杰、金宏达、杨泽、陈子善、王一心、刘川鄂等人的研究成果。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陈思和的《民间和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从都市文化的民间形态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上对张爱玲作品的社会审美价值做了详细的探讨；范伯群、季进的《沪港洋场中的苍凉梦魇——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对于现代通俗文学和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辟有《张爱玲等的小说》一节，对张爱玲进入中国文学史进行了权威性的确认；刘锋杰32万言的《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将目光集中于“人”的身上，重新阐释张爱玲，是对诸家张爱玲研究的研究，堪称一部张爱玲研究史。在浩若繁星的张爱玲研究者中，刘锋杰被夏中义盛誉为“从傅雷、胡兰成、夏志清、唐文标、柯灵，到陈思和、孟悦，先后七子”后，“居第八”。
金宏达笔名子通，是新时期大陆最早推出张爱玲作品集的研究者之一，他不仅有张爱玲研究专著《平视张爱玲》，提出张爱玲研究“平视”的观点，其主编的《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回望张爱玲》系列与杨泽主编的《阅读张爱玲》、陈子善主编的《私语张爱玲》、《作别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气》、《记忆张爱玲》等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同时，陈子善多年致力于张爱玲作品的挖掘和考据，使得张爱玲的多篇佚文得以重见天日，《说不尽的张爱玲》汇集了他全部的张爱玲史料考证文章，展现了一位张爱玲长期研究者的潜心和实绩。王一心是大陆最早的张爱玲文学传记作者，至今共写有五本有关张爱玲的著作，从多种视角不断拓展着张爱玲研究出路。刘川鄂是一个有20多年看张论张经历的张迷，他不仅是国内最早一批以张爱玲为学位论文者之一，也是国内第一批张爱玲传记作者之一。他的《张爱玲传》、《张爱玲之谜》为人们认识张爱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此外，王宏志的《张爱玲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和温儒敏的《近二十年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则深入细致的论析了张爱玲在国内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接受情况，张瑞田的《近五年张爱玲研究综述》、王卫平、马琳的《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刘维荣的《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黄玲玲的《六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研究述评》、田甜的《缚茧与破茧——新世纪张爱玲小说研究综述》、王敏的《从“消失”到“重新发现”——评半个世纪的“张爱玲热”》、卢云峰的《20多年来大陆“张爱玲热”的文化剖析》、灵真的《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何杏枫的《张爱玲研究在北美》则对海内外的张爱玲研究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更多的张爱玲传记、影视文学作品则为张爱玲研究增添了更为形象的素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1996年第1期上还开辟了张爱玲研究的专题。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举行了“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研讨会会聚了海外和大陆的学界泰斗，造就了不可或缺的新千年“张爱玲热”的人文景观。进入21世纪之后，张爱玲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型，对张爱玲的研究从纯文学的研究发展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的包容视角已是研究者的一致话题，在“张爱玲神话”渐渐消退后，研究的高昂热情终于回归常温的律动，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不断充实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殿堂。
确实，张爱玲朴实而孤寂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财富，不仅其荒凉的生存方式、心理征候、艺术性情不断挑逗起人们好奇的探究欲望，其研究极冷极热的发展过程与商业化色彩也给人们持续提供着时尚的话题。60多年的张爱玲研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张爱玲研究格局，张爱玲研究是愈来愈细微化了，也愈来愈泛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不仅现代生活的一切细枝末节可以印证于这位洋场仕女的私语中，似乎生活的全部意义也已集聚于她极度个性化的创作中。但或许正如金宏达指出的那样，“对于张爱玲研究而言，现阶段的重读和重写，基本是在做更广阔更深层地发掘，在肯定的基调上应予以更繁复的伴唱和更高度地赞扬”。
一是以文学研究方法为主，跨学科方法的研究有待拓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张爱玲研究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开展，研究者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了多角度探讨。有的从文化哲学、人类学角度，解读张氏悲剧的文化心理；有的从影响研究角度，探讨其与中西文学的关系；有的从原型、母题、意象研究角度，观照其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另外，“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等也是较受重视的研究角度。近年来，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学研究受到关注，研究者大多围绕叙事视角、叙事模式、叙事策略探讨其成功叙事的经验。而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文学研究方法。金宏达认为，海外的研究者引用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每每给人新的启迪，然而间存食洋不化之病，且有人为拔高之嫌，如何信而有征，还张爱玲以本来面目反倒成为一项任务；而国内研究者又每每在张氏作品的思想意蕴与理念架构上流连不已，而少有人对张爱玲艺术世界的复杂组合与衍变张力从事更新角度的开掘。因此，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改变，也许能让人们找到张爱玲的新价值。周芬伶就坚持认为：“由于她曾生活于上海和香港两大租界，对于殖民地的文化和风俗具有独特的视野和见解，成为后殖民与后现代的研究的极佳文本；而她作品提倡的小市民价值与通俗情节，又成为民间与都会文化的深刻展现”。
二是着眼于文本的内部研究，对文本的外部研究较少。作为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无疑，张爱玲的独特价值已经清晰地矗立在人们面前了。但将她的创作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物质生活相结合，并以此观照她创作的精神特性和独特个性的研究，除以李欧梵为代表的少数研究外，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生活一种独特‘生态’，它介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也介于才子佳人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色调复杂，意蕴独特”。当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学“营养”被蜂拥而至的研究者吸食过后，“张爱玲从文本到人生，‘多肉’的部分已经被一批又一批的‘食客’嚼啃得差不多了。研究者若非视力过人，早已面临拾人牙慧的窘境；读者若非反复咀而不厌，也已面显疲惫之色。张爱玲研究今后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精耕细作，一是另辟蹊径”。因此，对张爱玲文学文本的外部展开研究就有可能推陈出新，获得对张爱玲研究的新认识。
三是对张爱玲创作中商业性成分的研究成果还不丰富。现代稿费制度的确立，使得中国文人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经济独立和人身的解放，“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思想自由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这一重大的社会意义反映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个性主义的张扬和自由空间的拓展，自然也离不开我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稿费制度的建立这一特定的社会变革特点”，但“在商业社会中，社会需求决定着社会生产。书刊出版的数量其实受制于当时文化市场的兴旺程度。而这一程度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家所能获得的稿费数额，以及社会可以养活职业作家的人数”。因此，对于那些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作品销路狭窄的作家来说，单靠稿费是难以保持真正的经济独立和创作自由的，灿若群星的现代作家不得不另做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迎合读者，如鸳鸯蝴蝶派作家；第二种选择是投奔革命，如丁玲、艾青、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周扬、萧军、舒群、冯雪峰……；第三种选择是到学校里供职，鲁迅、郭沫若、矛盾等大家尚且一度如此，其他如刘半农、朱自清、闻一多、许地山、冰心、郁达夫、徐志摩、台静农、朱湘……更是难以尽数；第四种选择是投身出版业，如巴金、叶圣陶、郑振铎、靳以、丽尼……张爱玲是一位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自由之身使她脱离了政党、阶层、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束缚，她没有做出上述任何一种选择，却坚持以文学创作为手段养活自己。因此，商业性与文学性在她创作中是如影随形的两大成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创作中的商业性成分不仅使张爱玲免于饥寒之苦，能够持续为现代文坛奉献作品，也使她的创作别具一帜，为她的创作增添了无穷色彩。如何认识和看待这种商业性？它对现代文化市场有何启迪？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从广告视角研究张爱玲创作的意义
表面看来，学界对张爱玲似乎已阐释过度。但张爱玲丰富的创作和复杂的文本内容为阐释张爱玲提供了多种可能，正如金宏达指出的那样：“有人喜欢套用一句熟语说‘说不尽的张爱玲’，张爱玲至今仍是人们的一个话题，有一些研究者依然对她保持兴趣，更有许多‘后来人’——攻读硕士、博士的年轻学子还接踵写有关她的论文。张爱玲研究即使不是方兴未艾，蓬蓬勃勃，也还未萧条冷寂，也远未结束。事实上，有关她的研究还有许多课题待做……”当下的经济生活及其引发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规律的某种重演，正是这种历史的契合，让人们在张爱玲的生活及作品中发现了生命穿越繁华的意义。舍弃这种繁华是无助于阅读和理解张爱玲的，因为“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从文学作品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模本的重现，已故多年的张爱玲的魅力不断被挖掘出新的可能性。熟悉了张爱玲的散文、小说之后，开始了对张爱玲的生活、情感，甚至吃喝玩乐的细枝末节的追随。通过这些形式，对张爱玲的阅读再一次拓展开来了”。但在张爱玲研究史上，至今还少有人从广告文化这个角度对张爱玲的创作作出过解说。
魏可风于2003年9月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堪称是第一部探讨张爱玲身边广告的专著，但它研究的既不是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也不是张爱玲生活中接触到的广告，它研究的乃是张爱玲生活时代的广告时尚，“《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完全就是借着张的名头的上海物质生活模本，其内容是到每一间咖啡馆和西饼屋细细验证张爱玲当年吃喝过的东西”。广告是繁华的代名词，它不仅是现代物质生活最形象的展示，也是现代精神生活最直接的注解。本书取名《广告张爱玲》，并不是为张爱玲做广告，而是旨在探讨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和张爱玲广告式的文学活动和创作理论，试图从广告这一经济——文化现象来探索张爱玲创作的文学意味和市场意识，借助于形象的文学文本来解读实际存在过的广告图景，发掘一个逝去时代的广告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