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原因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开启了一扇阅读张爱玲的窗口。那么，广告大量进入张爱玲作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甲鲁平在硕士论文《文学广告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初步考察》中认为，广告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有三个原因：一是作为生产一方的创作者其生产能力的巨大潜力；二是与此相对应的买方市场的存在；三是为买卖双方提供场地进行交易的媒体——报刊的大量涌现。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讲，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大量广告进入张爱玲的创作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考察，张爱玲作品中的广告是一种客观存在，张爱玲作品中广告的出现是与当时传媒广告业的发展、中外文学传统、新文学的文学情势密切相关；从主观方面说，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作家，敏感、沉静、庄重，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外界原因固然可以对她产生影响，但决不能左右她的创作，不然，她也不会在傅雷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中肯的批评后，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广告进入了张爱玲的作品，既与她的创作准备和生存方式有关，也与她的生活态度和创作观不无联系。
一、传媒广告业的高速发展
一本英文版的“上海大全”类书籍《All About Shanghai》曾以这样的口气赞叹当时的上海：
置身于上海的繁荣中，几乎要使人不知道该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还是巴黎是西方的上海好了。以至初来乍到的西方冒险家或观光客要发出这样的惊叹：
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猎装和BVD内衣陈列在一起，“HOUBIGANT”香水下面，“FLORSHEIM”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夸口它是“环球供应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时空里，中国广告业获得了快速发展。“霓虹灯和车船广告相当流行。广告路牌分布在铁路沿路和城市要道，穷乡僻境也有油漆广告的踪迹。广告月份牌销量数以百万计。此外还有邮政广告，店内广告、剧场广告、空中广告等”，“广告艺术水平提高”，“广告公司运作趋于专业化”。而传媒广告也开始兴盛。1926年，戈公振曾对京、津、沪、汉、粤五地的报纸进行一个月的抽样分析，上海《申报》的广告面积占全张报纸的59.8％，北京《晨报》、天津《益世报》，汉口《中西报》、广州《七十二行商报》的广告比例依次是43.6％、62％、58.4％、52.6％。表明当时报纸广告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上海则是中国广告业的中心，广告活动异常活跃。“不论是广告的形式，还是广告的内容，就那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全国没有任何地方能与之相比”，广告界的前辈金雪尘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也指出“老上海的广告业在旧中国极具代表性，可以说上海的广告业代表了当时中国广告业的水平”。
以报纸为例，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等都大量刊登广告。《申报》从出版第一天起，广告宣传就占据了报纸的重要一席。后来，报社又设立了专门的广告推销科，“1915年4月，《申报》广告面积已超过新闻面积”；从1921年到抗战前夕，随着广告的增多，《申报》经常出版3大张至6大张，而且常常头版刊登广告，有时整版就刊登一幅广告。根据《申、时电讯社十年》纪念特刊的统计，到1934年，《申报》的固定资产达200万银元，每年的营业额也达200万银元，其中广告收入约150万银元，占75％，发行收入约50万银元，只占25％。广告成了《申报》的经济“命脉”。
《新闻报》比《申报》晚出21年，但它是中国现代存在时间最长的《申报》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后来居上。该报以商界为主要发行对象，并适应小市民的趣味，重视广告业务的开拓，每日广告要占版面的十分之六以上，1923年，《新闻报》创刊30周年之际，对外宣称：“日销十五万份，广告十之六七，广告费收入每年几及百万元”。刊登张爱玲作品的杂志《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小天地》、《大家》、《古今》、《新东方》、《苦竹》等又如何呢？“在期刊的运行体制中，工商界的介入已成了一种流行色。刊物的广告插页虽然多了，运作却也相对灵活”。在期刊运作方面表现最为成熟的杂志无疑要数《万象》，其主要风味是对以市民为基本定位的俗文学的张扬与推介，翻开1941年的《万象》，会发现这本以“人间万象”为期刊名的杂志，许多广告占去了一页版面或半页版面，令人咋舌。而《大众》杂志“突出的是广告铺天盖地，每一期上都有数十页广告”。苏青办的《天地》杂志，共出了21期，张爱玲的《封锁》、《公寓生活记事》、《烬余录》、《私语》、《道路以目》、《谈女人》、《中国人的宗教》、《童言无忌》、《造人》、《打人》、《谈跳舞》、《〈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及译文《女装，女色》等文章都发表在此杂志上。《天地》杂志第2期就刊登了当红杂志《杂志》和张爱玲《金锁记》预告广告；第11期有《小天地》创刊号的预告广告；第17期总共只有九篇文章，却有两篇图书再版广告，一篇是苏青的《结婚十年》，另一篇是张爱玲的《流言》；第18期则刊登了张爱玲与炎樱合办的时装设计广告。
一些广告人也涉足报业领域，创办自己的报纸，较为有名的如来岚声办的《繁华报》与《时代日报》、胡雄飞办的《星报》、钟鼎臣、潘毅华办的《新上海报》、徐善宏办的《铃报》。此外，还有专业广告报纸，最早出现的专业广告报纸是《告白日报》，于1891年4月9日在上海租界创办，由养正堂文报馆编辑。相似的报纸，全国还有《东方广告报》、《福州广告报》、《中国广告报》、《广告世界》、《竞商广告周报》、《广告之日刊》等。专业广告杂志则有1935年5月创刊的《广告与推销》。广告人自办报刊，一方面推进了传媒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广告的刊登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途径。如上海集成大药房广告部1940年出版发行《惟乙铁》弹词开篇集，为宣传该药房出品的营养补品。封面由虞洽卿题词，彩照为名坤伶李砚秀。扉页还上有弹词名家12帧署名照片。为使无线电听众能够及时收听名家演唱，还列有“标准上海各电台周率表”以及该药房播送弹词开篇每周轮流节目表。书内刊有《花木兰》、《狸猫换太子》、《哭沉香》、《劝世人》、《恨鸦片》等58篇弹词唱词，每篇唱词之间穿插二三十种药品广告，并载有李砚秀服用“惟乙铁”给集成大药房的信函等。
与此同时，传媒在商业化的追求中，并没有把文学作品置之度外，相反，“一直在密切配合这种操作，这就是以增加报纸趣味性而吸引读者的商业化选择”，比如《新闻报》，它的特色是侧重于经济新闻，以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为此，该报每日介绍商场动态，发表商业行情，最早开辟“经济新闻”专栏，并优待长期订户，订户订报时间长，报费就降低，因此，它的踪迹遍及了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新闻报》周围形成了一个市民味很浓的“柜台报”阶层，从而与《申报》并驾齐驱。“《新闻报》所以能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深谙报纸要创效益更要回馈社会的道理”。应该说，《新闻报》的这种做法极具代表性。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就直接引用过《新闻报》上的一则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这样，就形成了“媒体与文学的共生现象”，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是被动地刊载于报纸杂志，文学与报刊文本是同存在、共发展，互为因果的。这种共生现象，一方面使报刊与文体相互改造，另一方面，又使得写作者必须量体裁衣，有针对性地制作自己的文稿。因此，在现代传媒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体裁势必成为作家写作的模型，每一个作家写作时，不能不认真考虑报纸或杂志的文体需要。“张爱玲的小说首先在《紫罗兰》获得成功，在于张爱玲小说不仅适合于《紫罗兰》的口味。而且也非常适合刊物的体制。篇幅长短适度，大体适合市民阶层的生活悠闲者阅读，是现代报刊所喜欢的方式”。所以，对许多文人来说，给报刊写稿，不仅仅是表露自己思想、观念、对人生和社会看法的窗口，也是自己赖以谋生的手段。而从谋生的角度看，给报刊写文章与写广告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报酬却有很大区别。给报刊写稿，当时的稿酬并不算低，比如《申报》副刊，千字能得三、四块大洋，一般报刊，千字也有两块大洋左右的收入。但这较之商人黄楚九花300元之巨请文人吴趼人撰广告文学《还我灵魂记》，不知低到什么程度了。
二、中外文学传统
广告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文学产生后，很快就把广告活动作为了自己的描写对象。虽然这种行为不具备自觉性，但客观反映了文学与广告结缘的久远。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对广告的描写和使用从未停止过。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即有“箫管备举”（《周颂·有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卫风·氓》）等有关广告之句。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有“君使服之于内，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的实物广告。先秦时期的《韩非子》中的“自相矛盾”和“买椟还珠”的故事，也是用当时的广告入文说理的典范。其中“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广告语；“买椟还珠”可能是最早的包装广告。屈原在《楚辞·离骚》中描述商纣时姜子牙敲屠刀作屠宰广告的记载，“师望在肆”，“鼓刀扬声”。《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知之。往见伯乐……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马价十倍”，这应是运用名人做广告的鼻祖。
西汉时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让美貌的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的美女广告也被太史公写进了历史。此后，唐代的诗歌和传奇、宋代的诗词和话本、元杂剧、明代拟话本以及明清小说中，描写广告的作品不绝如缕。杜牧的《江南春绝句》中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白居易的《曲江》中有“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中有“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李中的《江边吟》中有“闪闪酒帘招醉客，深深绿树隐啼莺”；张籍的《江南行》中有“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刘长卿的《春望寄望王涔阳》中有“依微水戌闻钲鼓，掩映沙村见酒旗”；韦应物的《酒肆行》中有“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唐代诗人对酒旗的吟诵之风不乏感触：“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水浒传》里不仅有“三碗不过冈”的酒旗，还有“快活林酒家”，写着“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