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历史时刻”。让人悲痛者，有冰雪灾害，有汶川地震；让人欢欣者，有北京奥运会，有“神七”太空漫步；让人感慨者，有改革开放三十年集体记忆。而在这中间，正是我们的媒体工作者，让这一个个历史的节点，变成为全民族乃至全世界集体关注和深刻记忆的“媒介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工作者是当代的“史官”，是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不亚于任何一位我们耳熟能详的先贤。通过一场场现场报道、实况转播、专题记录，分析讨论，我们得以在更近的距离、更直接的方式，去感受正在发生着的悲欢喜乐，去关注民生，去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命运。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媒体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某些角度上去观察的话，也许会得出“缓慢”的结论；然而从更实际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则毫无疑问，远非“一日千里”所能够概括的。就关注的焦点、发展的规模而言，在几乎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几乎是从无到有地成为了当下中国百姓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新媒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实际上已经位列世界的前端。这样的速度和规模，当然无法离开中国这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背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离不开传媒工作者们的点滴思想火花和跬步千里的基础建设的努力付出。
从技术角度，我国的媒体行业，特别是电视业，与世界最尖端的发展，几乎保持着同步。这一点，也许从这些年来电视台和节目制作机构所使用的电视拍摄和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上就能得到最直观的体现。如何利用好技术的发展，以及不断跟上观众更快的信息需求，这恐怕比硬件更新要艰难得多。经营管理、节目创新和技术创新，是近十年，乃至近三十年来整个媒体行业中热闹的话题。有一个细节是，当年申办奥运成功实属不易，然而申办成功之后，如何培养一支能够应对自如的媒体力量，小到比赛现场摄像，大到大型活动的创意团队等等，其难度都不是普通人能够简单想象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以一路小跑的方式在经济上追赶世界的速度；在传媒领域，这种追赶更为急迫。
经济增长的结果，社会对于信息量以及信息表达方式的要求，使传媒业成为一个以“变革”为关键词的领域。去年的一个节目，今年也许就已经过时。昨天的一个好点子，一夜时间，可能就面临遍地开花而不再新鲜的困境。其次，就电视频道而言，我国免费电视频道的数量，已经位列世界前端，观众换台平均时间只有短短的三秒，加上网络媒体更多元化的信息提供方式，使得普通观众的欣赏水平和信息需求提高得非常快，并且难于预测。再次，虽然我国的媒体节目生产，仍然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序、高效的生产链条，但是激烈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这对媒体及其从业者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或者说推动改革的力量。
当我们面对这些成就、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不妨借用一句电影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建国以来，甚至早在建国以前，我们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传媒人才培养体系。各种层次的专门性学校，以及实际工作中的培养机制，这些是我国传媒行业能够坚持专业化、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所在。但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是不会带来发展的，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为了奥运会，我们可以厉兵秣马，进行针对性的专门培养；也可以在连续直播的实战中，锻炼一线队伍的应变和把控能力；或者在数字化进程中，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整个国家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广电的改革和发展，也同样不再是初期那种大刀阔斧解决最简单的“有无”或者“吃饭”的问题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经验主义，也需要代之以更严密的科学发展观的眼光和思维。
因此，在广电乃至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既然已经对于“软实力”也就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那么就不应再犹豫——而应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人才培养方面新的体制和机制的变革需求，特别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实施建议。
以吴延熊博士领衔的中国传媒大学课题组的专家学者所进行的这项研究，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他们以扎实的基础工作，科学的调查方法，积极务实的眼光，调查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传媒部门，走访了这些单位的经营管理、内容制作和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一线工作者。因此，这项研究及其成果，既反映了来自一线的声音，也具有学术层面的抽象和提升，无论对于决策部门，还是对于媒体部门，抑或教育部门，都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广电行业的继续教育，也正是一个需要三方，乃至多方会同解决和发展的课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关乎从业者个人的发展，同时它也关乎我国传媒行业和整个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是否能够以一个可持续的态势发展的重大课题。而这需要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来开拓思路，积极推动。再过十年，或者五年，当我们再来审视这个话题的时候，或许就能够这样说：“千乘载花红一色，人间遥指是祥云。回望海光新。”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人事司司长张玉民
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