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数字化生存
一、传媒化生存
1991年1月4日，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法国《解放报》撰文认为海湾战争不会发生，然而不久战争爆发了。战争结束后，他出版了文集《海湾战争不曾发生》。当记者问他是否愿意到战场上看一看时，他回答说：“我靠虚像生活。”在他看来，包括CNN在内的大众传媒发动了一场虚拟战争，战争所有的编排变化、战略战术运用都已经被电视记者和战略分析家预演了一遍。“海湾战争被复杂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在缺少事件的意义上，它根本没有发生”。我们看到的战争其实是传媒上的战争，传媒取消了意义和现实，提供的只是虚像。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会发现鲍德里亚独具慧眼。对于这场战争，全球的受众同样是通过媒体认知的，尤其是电视对战争的直播，使得战争变成了一部影像，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类似于好莱坞大片的奇观场面：对巴格达空袭的直播画面看起来像一场盛大的焰火晚会，这是影片《独立日》高潮段落的再现；美国军车穿越沙漠的画面再现的是奥斯卡经典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场景；对七对来自田纳西州的“上阵父子兵”的炒作明显是借用HBO拍摄的“二战”题材电视系列剧《兄弟连》的情节；而拯救失踪女兵林奇更是《拯救大兵瑞恩》的搬演；萨达姆在联军轰炸后现身巴格达街头的报道有抄袭好莱坞喜剧片《真假总统》的嫌疑；伊拉克电视台在鼓动巴格达居民奋起反抗时，竟然使用了美国奥斯卡获奖片《角斗士》中的音乐。
1.媒介环境
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世界，大众传媒创造了第二个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托尼·施瓦茨甚至将电视喻为“第二个上帝”。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头的那棵大树下就是信息的发布地，而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我们的交往半径和对世界的认知范围呈几何数增长，一种大型的传播手段应运而生。大众传媒把不在场的东西呈现给受众，打破了交流“在场的有限性”。既然面对的是一种“不在场”，人们只有借助媒介来了解信息和理解意义，面对面的直接经验被一种中介化或媒介化了的间接经验所取代。
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现代传媒刚刚兴起时，大众传媒仅仅是观察和记录某一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人们从报刊中获取的只是各类新闻信息和娱乐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于高新技术的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产生，大众传媒深度参与日常生活，我们已无法将大众传媒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开来，无法设想在大众传媒缺席的情况下有效组织社会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的社会就是媒体社会”，我们的生存方式已经变成传媒化生存。
然而，大众传媒并不是人类的奴仆。“它提供给人们的现实不是我们所处的真正的现实，而是经过媒介营造的‘媒介现实’，它的权力就在于它有权对现实进行‘选择’‘过滤’‘加工’，然后再以自己所喜好的‘单项流通’的方式‘灌输’给广大受众”。现实环境因此变成了媒介环境，套用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我们可以说“媒介即环境”。“大众媒介在我们同世界本身之间竖起了一道不见实物只见虚影的隔离帷幕，即媒介环境”。“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和追随者认为，传播媒介是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那复杂、多样的对客观世界的表述，它的所有表述本身就足以构成我们生存的新的环境，即非个人客观环境的、经过加工转述创造出来的媒介环境”。
在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现实，“第一种是现实的客观现实，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第二种现实是媒介现实，指媒介所呈现出的文件情景。第三种现实是受众现实，指受众通过媒介获得的对客观现实的认识。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媒介现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对于传播者而言，媒介现实是传播主体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它反映了传播者的主观现实；另一方面，对于受众而言，传播中经过符号化的媒介现实，大都是他们无法亲身感知的现实世界的他人经验，是相对于受众主体的客观现实”。
构成媒介环境的主体主要有媒介事件和媒介人物。丹尼斯·戴扬和伊莱休·卡茨1992年在其专著《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认为“媒介事件”是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通过电视的现场直播，本来在一个较为狭小地方发生的事件，可以表现出对时空以及一国、数国乃至全世界的“征服”；而且这类事件一般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一定意义上，大众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他们在书中列举了一些典型案例，如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的婚礼、肯尼迪的葬礼、登月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并结合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观察了媒介事件的脚本、协商、表现、庆祝、萨满教以及播出效果等六个方面。事实上，媒介事件并不只是电视事件，只不过就总体而言，电视在营造媒介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
法国学者帕·尚帕涅在《生产舆论，新的政治游戏》一书说：“游行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参加人数多少，而是记者是否感兴趣。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转引自〔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库特·兰和格拉迪斯·兰对麦克阿瑟1951年从朝鲜战场回国欢迎活动的电视报道的研究，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选派两班人马，一班观看电视报道，另一班分布在沿途迎候麦克阿瑟的人群中。结果显示，在现场欢迎麦克阿瑟的人要等较长时间，而麦克阿瑟的车队开来时又一晃而过，整个事件感觉平平。与此相反，观看电视报道的人感受却大不相同。电视摄像机架在麦克阿瑟后面的那辆车上，电视镜头时而朝向欢呼的人群，时而对着做微笑状的麦克阿瑟，给人以隆重热烈、胜利凯旋的印象。
大众传媒还具有塑造社会活动家等媒介人物形象的功能。公众对于媒介人物形象的材料，基本上取之大众传媒营造的世界，人们所见所知的不过是经过传媒折射的现实人物的影像，甚至人们对现实人物本身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仅仅是媒介上的人物。“社会活动家们要赢得舆论，就需要传媒根据公众的既定信念来‘包装’，因为公众习惯于有意无意地用影视媒体提供的理想化形象来衡量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即使是使用文字语言，“作者使用语言的力量，诱导或甚至是逼迫着读者去进行想象，对脑子里原有的关于人的容貌情态的表象进行了不由自主的分解和综合，以按照作者的规定迅速形成一个新的表象”。
2.媒介环境的影像特征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用意象形态来描绘媒介环境的虚拟特征。他在其著作《不朽》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老祖母生活在摩拉维亚村庄，她的一切意识都来源于生活经验，她知道过去十年中全村发生过多少起谋杀案。而另一位在办公室坐上八小时，然后回家看电视的人，当他听播音员说最近民意测验显示，他所处的国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时，他会高兴地打开一瓶香槟。但他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居住的街上发生了三起盗窃案和两起谋杀案。意象形态的强大就在于它使现实成为一个无人光顾的大陆，而意象又显而易见地成为大众的“现实”。意象就是一种影像。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洞穴理论”，用来说明媒介环境的影像特征十分贴切，尽管柏拉图的本意并不在此。他将缺乏哲学思考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由于他们被锁定在一个方向上，只能将目光投向洞穴深处的一堵矮墙，而矮墙上有他们背后的火光的各种投影，所以这些囚犯们不免把矮墙上的投影当成是这个世界的实在，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在传媒化社会中，囚犯就是受众，他们背后燃烧着的火相当于大众传媒。
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著对媒介环境的影像性有形象的阐释。他的开山之作《舆论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身外世界(实性世界)，人的行为已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产生脑海图景。“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李普曼还提出与此相关的“刻板成见”的概念，大众传媒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在李普曼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得能被重视或普及，可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流行现象。藤竹晓写道：“在这一巨大的信息环境里生活的人，却几乎不具备验证、确认这一信息环境的能力。……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
鲍德里亚进一步提出了“仿真”“超真实”“内爆”的概念。“仿真”是“通过各种模型生产出一种复制品：一种以假乱真的东西”。他认为，仿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仿造品的时代，介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间的时期。在这一时代，符号表示了阶层、级别和声望。第二个阶段是生产秩序，它伴随着资本主义，使客体无限的两重性成为可能。如同本雅明所说，在电影和摄影时代，谈论原版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可以不断地被复制。第三个时期是当今的模拟时代，文化不再是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真品。真品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所致。仿真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超真实”的幻境，一种比现实还现实、比美好还美好、比真实还真实的仿真模拟。超真实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真实与非真实的内爆过程。鲍德里亚所说的“内爆”并不完全同于麦克卢汉所说的“内爆”，他将内爆描绘成“一种导致各种界限崩溃的社会‘熵’增加的过程，包括意义内爆在媒体之中，媒体和社会内爆在大众之中”。在当今的仿真世界里，面对信息的无休止的狂轰滥炸，所有的事物都坍塌（折叠）进其他事物之中，所有事物均在内爆。鲍德里亚不仅描绘了政治与娱乐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以及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界限的内爆等，同时还宣称“整个社会都已内爆”。
3.传媒化生存的负面性
对于媒介环境的影像性，鲍德里亚似乎有些悲观。“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并且，“在模拟的情景中，不仅世界消失了，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提出”。由此，他感慨道：“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
更为可怕的是，在传媒铺天盖地的笼罩下，无处可逃的我们久而久之便习惯于传媒所提供的广阔而又闭塞的环境，沉溺于传媒所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中，自觉不自觉地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满足于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五彩缤纷而又子虚乌有的梦幻世界。不仅如此，人们往往不加选择地将传媒世界作为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将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与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我们很难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的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造的轨道之中，自觉地放弃个性与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利，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
在大众传媒十分昌盛的时代，人们习惯于把媒介折射的现实当成现实本身，而对实际存在中的现实却默然不知。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有一个社会学公式：“如果人将某种状态作为现实把握，那状态作为结果就是现实。”这被称为托马斯公理。这种情形再进一步，就会产生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现象。“这是指最初对情况的错误理解和报道，会造成公众的一种潜在心理和紧接着的行为，从而导致真的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
以《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闻名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此体会深刻。他在《变革时代》一书中写道，有一次里根接受记者采访，当谈到美国的种族问题时他信口开河地说道：你们记得不记得就在‘珍珠港事件’后的一天，罗斯福总统一道命令就取消了美军中的种族隔离？面对记者的质疑，他解释说，当时珍珠港一艘军舰上有一个黑人厨师，当全舰官兵都被打光时，他抱起一架机枪打下来一架日本飞机。第二天罗斯福就下令取消美军中的种族隔离。记者这才明白：“总统记得一点也不错，但那不是事实，而是一部电影里的情节。”还有一次，以色列总理拜见里根，里根对他讲了参与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往事。不过，以色列外交官告诉总理的那件往事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根先生根本没有到过欧洲，所谓解放集中营乃是发生在电影里的事。其实，就连里根在电视演播间因一句对前苏联宣战的玩笑话而引起举世震惊的事情，也可以追溯到媒介环境的影像特征对他深层意识的作用。当时在他面对着电视演播间的话筒时，焉知他的脑海图景里不正闪现出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镜头。怪不得索尔兹伯里发出了和鲍德里亚一样的感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哪里是实地，哪里是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