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因素
战争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必然伴随的现象，战争还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因素。美国学者伯克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中，通过对8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结构到17世纪时如何发展成一种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的核心命题：诸多伟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西方国家体制的兴起，催生了以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二元属性为本质特征的欧洲现代文明。
伯克在该书中提出的文明斗争冲突理论认为，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兴起和变迁转型当中，战争行为，尤其是诸文明之间所爆发的战争，具有重要的、独特的和多重的作用。这一现象在整个中世纪和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表现得十分清晰。伯克认为，利用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的确可以对从8世纪到17世纪期间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的起源作出诠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台驱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发动机。另外还有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战争也是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原因之一。文明的冲突与国家间各种斗争相互结合，决定着国家建设的程度和成功与否。各种文明之间常常绵延数百年之久的冲突斗争，才是铸就西方国家体制的大熔炉。
战争在国家转型中的重大支配作用极为明显。在欧洲国家体制兴起的过程中，战争一直是一个持续不变的动力源，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一下：政治似乎是战争的某种表现形式。暴力是如此的泛滥，使我们足以把战争视为现代西方国家体制起源中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化的要素。欧洲、古罗马、伊斯兰、维金、拜占庭、各种斯蒂匹武士、奥斯曼、美洲土著、欧亚大陆以及蒙古诸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导致了欧洲国家的建成和国家的变迁转型。由肆意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诸部落所建成的各种政治结构形成了后来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结构。伯克通过对日耳曼部落社会从非中央集权的网状结构系统向中央集权化的加洛林王朝体制扩展过程的考察，解释了早期欧洲文明的起源。因为部落社会的权力分布是网络状，而现在民族国家的权力分布应该是集中制。
在伯克之前，美国社会学家梯利1975年在其关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经典解释中就认为，正是由于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法国、西班牙、瑞典这类国家才激发出对征收税赋行政能力及官僚制中央集权的需要。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中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伯克的研究为梯利—吉登斯的战争事务与国家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原理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就美国本身的发展历史来说，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构建最重要的源泉，大规模的国家构建都是随着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结束而来的。如此看来，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各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更不足为奇。
因此，战争本身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欧洲近现代战乱不止，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欧洲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总体上是一个从分裂重新走向融合的过程，是一部战争史。同理，部分非洲国家之所以会给国际社会国家建设失败的形象，出现分裂、动乱，战争不断，军阀混战，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处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建构好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出现分裂、军阀混战、部族冲突，似乎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必然的副产品，欧美民族国家也是从分裂、战乱、冲突中诞生出来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混乱的王朝战争，恰恰是近代民族国家孕育诞生的前夜。美国不也经历过南北战争，在领土扩张过程中不也存在白人大量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事实吗？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片面报道非洲的战乱和冲突，诋毁非洲国家民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内部冲突分裂等，是用一种成型民族国家的眼光来挑剔非洲国家，而忘记自己的国家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走来的。如果彼此换位，西方国家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而非洲国家是成熟的并趋向融合的民族国家，那么西方国家在非洲媒体上的形象是不是也是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形象呢？西方媒体把非洲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苦难归咎于非洲黑人的愚昧、低劣、野蛮，显然违背历史发展的真实。照照历史的镜子，它们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欧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也表明，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但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可能逐步实现，这就使建立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也正是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现代化程度低的根本原因，一旦非洲国家完成民族国家建构，非洲必然会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轨道，从而根本改变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因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聚焦于非洲的战乱和冲突，不过是百步笑五十步。西方民族国家建设走了一百步，已基本成熟定型，而非洲民族国家建设才走了五十步，还在为实现统一民族国家认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努力。另外，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国家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乐于看见其余的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尤其对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非洲，所以在非洲国家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支持或反对其他民族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和由谁来完成的。西方媒体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成为西方国家干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地、现实地看待非洲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第二节 民族冲突是西方国家种下的恶果
民族（部族）矛盾往往是导致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的部族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冠，至少在2000个以上。这些部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部族矛盾错综复杂。部族有很强的“领地”观念，部族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政府在制定、实施各项政策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部族矛盾，甚至引发部族战争。持续多年的索马里战乱和刚果（金）的武装冲突就是典型的部族冲突。中非小国布隆迪内战（1993～2005年）持续12年，部族矛盾是主要原因。
由于语言风俗、文化宗教、道德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处必然导致一些矛盾。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现代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一体化。世界近代史表明，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一体化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为例，民族一体化经历了近百年的过程。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政治新闻时总是强调非洲目前存在的民族问题，然而，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非洲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非洲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是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的遗产。西方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实行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策略对非洲民族和国家认同建构造成尤为恶劣的影响。“间接统治”是欧洲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典型制度，它是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在那些建立了不同民族之间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殖民地，间接统治破坏了原有制度中的平衡性，从而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正如尼日利亚报纸《这一天》编委会主任戈德温·阿戈布洛克指出，西方媒体只热衷于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非洲，而无视造成非洲现状的历史根源。事实上，非洲目前的冲突和灾难与殖民历史有着很大联系。例如在卢旺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图西族在先后得到德国殖民政府和比利时当局的支持后，对胡图族农民的压迫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殖民统治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在独立后的适当时候开始激化。1994年卢旺达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西方媒体把它描述成部落之间的仇杀，以致未能引起国际社会重视，阻止这次悲剧的发生。而造成胡图族和图西族冲突最重要一点就是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强行划分这里的族群，在卢旺达“以夷制夷”，用占少数的图西族统治占多数的胡图族，让原本和睦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反目成仇。
殖民统治建立后，为巩固殖民统治并及早防范可能兴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西方殖民势力力求对非洲各地的政治单位进行确定。西方殖民政府为了便于间接统治，强行建立或划分了部落，从而强化了人民对部落的归属感。如北尼日利亚，由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既保留了土著首领的权力，又保留了土著社会的制度，这实际上也就保留了土著居民对部落的依附和忠诚。尽管这些部落（族）曾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结为一个行政实体，但各部落的土著居民与他们的首领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都从未有过明确的认识。基督教传教士也成为殖民政府在培养“部落精神”方面的助手。据北京大学李安山考证：英国殖民部曾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对殖民地进行所谓“部落精神”的培养。英国殖民政府力图利用非洲当地族体上的差异来达到政治目的——阻止泛非主义的传播，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即是通过传教士来“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部落精神”。所有被传承下来的对部落的忠诚，都成为建立对国家忠诚的障碍。权力的分散，意味着独立来临之际，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在战后非殖民化进程迅速发展之际，间接统治的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通过间接统治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及其制度，此时严重地束缚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使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之初便埋下了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种子，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换言之，殖民统治的经历使非洲人民强化了对部落或部族的认同感，而没有培养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西方在非洲强加的多党制导致民族（部族）问题成为非洲冲突的另一主要根源。在非洲政坛，许多政党都有部族背景。事实表明，以部族为依托的多党制，因社会结构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很容易导致暴力冲突。非洲发生的冲突，大多有部族矛盾的背景。这些部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未能聚合成为统一的民族。由于都有特定的利益，随着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需求的增大，必然会产生矛盾，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就非洲许多存在民族冲突的国家来说，尽管经过国际调停可以开始和平进程，但如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部族）关系问题，实现民族一体化，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不能实现。
而正当非洲国家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时，西方鼓吹的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一定程度上为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生存提供了舆论土壤。自上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发达国家为继续保持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维持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竭力以世界主义或全球意识来取代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意识。这对正处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利条件。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想要继续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即全球意识。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为继续维护其旧的殖民主义利益，更加注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并不断在此领域发起舆论攻势。其目的就在于使那些获得了独立的前殖民地仍像过去那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听其摆布。因为就后殖民主义时代而言，“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是其最本质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