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表明，当发展中世界出现战争、冲突、恐怖主义和灾难时，具有很高的报道率。尤其是在主流电视频道，如BBC和ITN有三分之一多的报道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剩下的报道是关于体育的或西方名人访问发展中世界的。像BBC2的晚间新闻和第四频道的新闻对诸如贸易和政治的问题给予了广泛的报道。但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主流电视新闻更可能关注发展中世界的那些戏剧性和负面的图景。
当新闻记者报道灾难时，他们选择能吸引观众注意的新闻角度和富有视觉效果的画面。如关于地震的报道会呈现毁坏、混乱的场景，倒塌建筑的画面，疯狂的救援努力和对救援的呼吁等。这些成为地震/灾难报道的基本主题。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西方新闻记者应该避免报道这类事件令人恐怖的后果。但当这些成为报道的唯一主题，变成经常性时问题就出现了，每一个时候都有类似的灾难发生。然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实际上很少能把一个危机与另一个发展中世界的危机相区分。这类新闻和其他的冲突与暴力在视觉上具有冲击力，实际上形成了这类报道很高的比例。因此，观众觉得发展中世界只不过是一系列的灾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报道提供的关于政治冲突和战争事件的原因与背景解释是很有限的。在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关于电视新闻报道卢旺达1994年难民危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参考数据，它们都强调战争的规模和卷入战争的巨大人数，而很少给出为什么这些事件会发生的解释。在叙述时的一个困难就是非洲倾向于被看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具有不同文化、具有复杂政治和经济历史的大陆。他们的研究发现，观众能够回忆起的关于发展中世界的画面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包括饥荒、贫穷、难民、战争和冲突）。这类画面主要来自经常报道这些负面新闻的媒体（报纸和电视），正如在伦敦的一个焦点讨论组的一个女性评论的，“每天你打开电视或翻开一份报纸，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或者越来越贫穷了，或破坏。全都是这些东西。”
该项研究发现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西方媒体深思：（1）广播者根据商业标准做出的关于观众愿意收看什么的判断，从长远来看导致电视观众对发展中世界产生负面反应。这部分是由于电视报道倾向于关注具有戏剧性、暴力的和悲剧的画面，而很少给出它们报道的事件的相关背景和解释。电视发展围绕着观众收视率提升的粗略的观念可能使这种情形更为糟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电视节目制作者实际上是在培养观众关于发展中世界和其他国际问题的负面态度，而这种态度从长远来看，将减少观众的收视兴趣。（2）电视报道中低水平的原因解释和背景揭示。一些电视报道根据“后殖民主义信仰”（post-colonial beliefs）而部分呈现和告知观众原因，观众被错误地告知关于发展中世界的信息。新闻中缺少其他的解释，观众（和部分新闻记者）会用那些有关非洲和非洲的内在缺点的后殖民主义观念来“填补这个空白”。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一大部分观众几乎不能理解电视所提供画面的意思。正如一个人指出的：“我几乎有一种常有的感觉，那就是关于被报道问题的背景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适当地告诉我们。”（3）关于电视新闻背景和原因的高质量的解释能从根本上改变观众对发展中世界的态度，提高观众对这类节目的兴趣。
第三节 妖魔化再加边缘化
西方媒体对非洲的妖魔化和边缘化几乎同步进行。妖魔化表现在：一是经常用一些局部的、抽象的贬义词来描述非洲，抹黑非洲形象；二是根据“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标准选择来自非洲的新闻。这是西方媒体对待非洲新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尽管对西方媒体来说灾难和冲突就是新闻，但是一旦这种灾难和冲突成为常态，当世界其他地区有更多其他的戏剧性场面更能吸引西方观众时，西方媒体就会边缘化来自非洲的新闻。边缘化非洲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西方媒体对非洲不够重视，很少报道非洲，使非洲很难进入西方媒体设置的国际议程；二是西方媒体报道有关非洲的新闻时淡化处理，如放到不重要的版面位置，放到不重要的时段播出，或将其淹埋在大量其他信息中。
一、大量使用贬义词汇
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非洲负面形象？谁能够从新闻记者夸大和不真实的整个非洲刻板印象里获得什么利益？像这样的一些名词和形容词：茅屋、黑暗、部落、King Kong（金刚大猩猩）、部落意识、原始、游牧、泛灵论、丛林、同类相食、野蛮、不发达、第三世界、发展中，等等，依然是报道非洲故事时经常使用的词。非洲被西方媒体反复棒杀：灾荒、战争、政变、流行病、干旱、部落主义、艾滋病来自非洲等还在继续宣扬。这种大肆宣传和欺骗能拯救生命吗？正是由于西方媒体频繁使用一些过时、不恰当、带有歧视的话语描绘非洲，所以西方公众一提到非洲，这些词汇就会涌向大脑。
对非洲以外的人来说，在53个国家生活的8.6亿人的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难以想象的文化多样性、多种族性、多宗教信仰、多元政治和多种经济组织被长久地诋毁抹黑了。这些东西被生活在欧洲、北美——美国大城市的消费者忽视或不被注意。在西方媒体记者的笔下，非洲，这个大陆和它的子民被贬抑为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疾病、野蛮、泛灵论、瘟疫、战争、灾荒、暴政、原始的场所或堡垒，普遍存在的印象是饥饿瘦小的孩子，苍蝇在他们的食物和脸上乱飞，他们因饥饿而膨胀的胃。这些普遍存在但强大的潜意识信息单元在全球电视观众中得到流露，非洲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没完没了的问题不值得关注，可悲、黑人、不祥的预感、强烈的憎恶、劣等的人性，等等。这点在第一章 用关键词描绘非洲时就说明过，此处不赘述。
然而，西方媒体几乎很少提到非洲对工业化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它对世界发展、全球技术和国家财富的不可或缺性和相关性。仅仅占世界人口4.1％的一部分人却消耗了世界资源的大约60％。如果不能获得来自非洲的某些原料，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就会像“太阳下的葡萄”一样萎缩。同样，关于非洲难以计数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则更少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传播，它们为西方私人和博物馆收藏。大量的利润被那些国外的销售者以专利版税、佣金、展览、纪录片、电影、展出或其他形式在美国和世界艺术和工艺品消费者市场获利。非洲独一无二的纺织设计品现在被国际经济组织和全球销售组织大量非法运输或公然复制。然而，那些西方媒体巨头只能发现那些负面的东西，当非洲成为报道对象时，它们塑造非洲的世界形象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资本的贪欲，同时诋毁非洲的全球形象。这是一种外来者——主要是欧洲人——用贬义词汇强加在非洲身上的形象，其潜在的动机是获利。这种形象在他们心中就像黑暗令人想起恐怖一样。
西方媒体频繁使用这些词汇，使这些词成为非洲形象的隐喻（metaphor）。列维·施特劳斯认为，每个社会要理解重要的抽象事物都会运用具体经验作为隐喻。对西方绝大多数公众来说，非洲是一个不可接触的抽象事物，西方媒体制造的这些具体的隐喻就变成他们认知非洲的工具，它们形成并塑造公众对非洲的理解，也因此使公众能运用这些概念来处理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非洲信息。因此，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绝不是非洲的自画像，公众看到的并不就是真实情况。因为西方媒体条件反射地塑造、锻造并且垄断了这些形象，它们对有关非洲的参考资料有时是带着歧视和蔑视接受的。罗德·查韦斯（Rod Chavis）认为，通过媒体的暗示，继续贬损非洲和生活于其上或流散地上的子民，是白人显示其优越、淳朴和简单的一种手段。甚至非洲人后裔，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文化竞争力能够作用于非洲在全球形象的投映。他们以他们的“遗产和过去的历史”为羞耻，他们站在媒体一边通过故事、通讯、特别报道和晚间小插曲个性化地投映非洲的形象。
事情的真实情况是，非洲的矿产资源、战略金属、自然资源是欧洲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经济发达国家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继续描述非洲的阴暗面只会使无知永久化。非洲被刻意塑造出来的负面形象在西方媒体中得到提升，它渗透进灵魂，事先作用于行为，暗示着毫无价值，漠视非洲人的人性，贬低他们的思维，然而它也使人类的神圣性和相互关联性变得越来越小：这是在这个星球上平等地享有财富的关键因素。
二、“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新闻，好消息同样是新闻。但根据西方新闻价值观，西方媒体在选择非洲消息时坚持的原则却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因而非洲国家通常很少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日常关注，除非那里正在发生大事情，如一场迫在眉睫的大灾祸或大灾难。2006年8月8日，媒体管理人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非洲和西方的新闻工作者就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方式意见分歧尖锐。非洲新闻工作者批评西方媒体呈现非洲的阴暗面，而西方的新闻工作者坚定地捍卫他们自己的立场，说他们不能忽视非洲的问题，他们报道描述的都是“严酷的现实”。
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尽管西方媒体对来自非洲的负面报道反应积极，然而它们在报道非洲的正面发展时却缓慢。尼日利亚《这一天》（This Day of Nigeria）编委会主任哥德温（Godwin Agbroko）指责西方媒体并不平衡对待新闻，因为在报道非洲问题时存在一些虚伪。西方媒体对造成非洲当今现实的历史因素，如殖民主义不感兴趣，它们只从它们自己的视角来审视非洲。来自赞比亚的一位代表责问，为什么西方的主流新闻机构，如BBC、CNN、AFP和路透社对报道非洲的负面问题反应很快，而报道非洲积极发展却反应很慢。《金融时报》编辑巴贝（Barber）否认西方媒体敌视非洲的观点，说他们不能忽视非洲诸如腐败、冲突以及政治领导实行的独裁等问题。
西方媒体根据“坏消息就是好消息”来选择非洲新闻故事在津巴布韦危机中得到很好的体现。2000年至2002年，津巴布韦符合宪法规定的全国公民投票、没收白人自有农场的争议、议会和总统选举的争端，使得津巴布韦政治暴乱不断升级，食物短缺，经济停滞，法律和秩序几乎整体崩溃。这些故事使得津巴布韦进入了西方媒体的视野，西方媒体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报道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津巴布韦接纳了包括美联社、CNN、路透社、英国《卫报》等世界许多大媒体的常驻机构或记者。土地改革不仅激化了津巴布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而且还直接触动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利益。与此同时，美英等国家不满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长期独揽大权和限制反对党活动的行为。土地改革的争议加上在选举中出现的争端刚好给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制造了指责津巴布韦政府的口实，并对津巴布韦进行了大量的负面报道。
英美媒体妖魔化报道津巴布韦的论调也主导了其他西方国家关于津巴布韦的报道。挪威赫德马克高等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Hedmark）非洲研究中心的恩科西（Nkosi Ndlela）根据挪威媒体对津巴布韦2000年土地改革和2002年总统选举的报道所做的一个案例研究表明，挪威媒体对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选举的陈述和报道是非常不对称的。挪威媒体把复杂的津巴布韦问题简化为一个“典型的”的非洲悲剧和绝望故事。认为挪威媒体在报道津巴布韦危机时坚持西方媒体有关的“刻板成见报道框架”，倾向于把非洲描述成一个灾难不断的大陆。挪威媒体并没有提供一个全面而平衡的关于津巴布韦危机的解释，相反，倒是陷入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时所使用的主流范式，这就是非洲范式。挪威媒体并没有在给予选举和土地改革多样化解释之间达成平衡，因此失去了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细致地报道津巴布韦危机的机会。当然西方媒体选择坏消息报道的背后也有经济利益和价值观的考量。
关于英美媒体如何报道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政治选举危机，学者张巨岩在《权力的声音》一书的“美英舆论和津巴布韦”一节中分析过，认为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在英美媒体中没有任何积极形象可言，英国媒体对津巴布韦的报道，折射的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历史之上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工业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正是西方媒体关于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选举问题的不公正和偏向，津巴布韦议会2002年1月31日深夜通过《信息获取和隐私保护法案》，即《新闻法》，旨在规范媒体在新闻报道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行为。可以说津巴布韦通过《新闻法》主要是针对西方媒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