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宣传框架内外的平衡性，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涉及到底是社会本位的传播架构还是一个行政本位的传播架构问题。二者的对立并不能通过单纯的报道数量就能说明问题。那种“领导提出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我们的传媒就采访什么问题、报道什么问题”就是行政本位的传播架构。现代社会需要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自我救助，政府的管理需要从中吸取政策的智慧，从平衡性来说，报道的架构应转向以社会为本位的传播架构。如果以此来观之，本次主流媒体在地震中的报道对宣传框架的突破似乎存在不足。如关于“四川省卫生厅官员打志愿者事件”、“成都帐篷事件”等更多的是追逐网络媒体的脚步，而不是自身率先发起。实际上，传媒越早地介入这样类似的报道会更有利于通过传媒的吸纳推进政策吸纳，从而更早地解决相关的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权威媒体跟随网络的脚步之后，迅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因此，权威媒体有理由更快速地吸纳来自民间的呼声。即使期间少数媒体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欲有所突破，但也带来了较大的争议。如《南方周末》于5月22日和5月29日分别推出的“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以42个版面、超过100篇报道，对震灾的方面进行了全景描述。这些报道不仅涉及“赈灾救援”、“医疗急救”、“重建之思”等属于宣传框架内的方面，还对学校之殇以及震灾现场中的人性弱点进行了真实描述。2008年6月3日，一百多名遇难的学生家长聚集在都江堰的法院前，准备控诉校方在学校工程中偷工减料造成的人祸，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并遭到阻止。但这种做法被一些人指责为是吸引人的噱头或者批评《南方周末》是高高在上地指手画脚，是唯恐社会不乱。显然，这类指责认为《南方周末》的做法会削弱社会的动员力。
但如果能够从《南方周末》报道的整体设置来加以审视的话，批评者的意见显然忽略了《南方周末》由破到立的建设性立场：在反思中实现更好地动员。如果说几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让《人民日报》刊登的第一篇关于地震的报道是出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斗争需要，只能报道军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甚至对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还具有合理性的话，这是1976年7月29日新华社的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今天人们还对地震的报道过于秉持保守的立场则不合时宜。一些人对媒体所谓的“出格”举动抱有的不解，要么是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们接受现实的“多元化”能力，要么是深受“黑白”二元思维的禁锢使然。实际上，唯有更多地相信社会，尊重社会，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促使社会更主动地参与到抗灾之中来。
对于向灾民传递信息与向非灾民传递信息的平衡性，传媒通常过于关注向非灾民区域进行信息传递，但这种做法可以适当地加以改变。这里同日本进行比较。2007年3月25日上午9点42分，日本能登半岛发生了6级地震，并造成了数百人伤亡。尽管无论是地震的强度还是造成的后果，能登半岛地震与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但传媒在地震中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可比性的。在这次地震中，日本灾民被安置在了45个避难所。出于对灾民需求的尊重，日本媒体除了大量向非灾民区域进行信息传递外，还着力展开了向灾民区域进行信息传递的“救援行动”。为此，朝日新闻社专门面向避难所的居民发行了四个版面的《能登半岛地震救援》（号外）。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报纸不仅有文字，还配有彩色摄影图片。
在《能登半岛地震救援》首发日（即地震后的第二日），为了真实反映人们刚刚经历地震后的心情，新闻社特意选择了一张送水阿妈的照片——阿妈的脸部略朝下，神情比较暗淡。编辑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是认为阿妈的状态是对灾民心情的最好描写。从第三日开始，新闻社选择的摄影图片保证每一期主体图片都是一个笑脸，以显示人们的希望和乐观。这些号外报纸主要针对灾民的具体生活的情形需要而采集相关的内容，因此极具针对性。以3月30日的报纸为例，编辑们考虑到了灾民长时间地生活在避难所里可能产生的若干问题：活动较少，容易导致血流不畅，甚至容易导致一些血管堵塞；大量的人群集中在有限的空间里，甚至容易产生因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因此，该期号外专门编辑了《不活动容易导致的疾病》特刊，具体内容涉及垃圾处理、个人卫生、医疗诊断指南等。从发行的数量来看，最多的时候达到2000份。新闻社的做法让它获得了灾民的赞誉，人们亲切地称号外报纸为瓦版报纸（即日本江户时代的一种实用性报纸）。从新闻社第一份号外版发行一直到4月7日，一共发行了十三次号外。
最后一次的号外则带来了最好的消息——全市通水了。除了朝日新闻社外，日本NHK下属的分局还积极巡视避难所并恢复受损的天线，向没有电视的避难居住点以及居住人数较多的居住点增设电视设备。同时，分局还通过对灾民的了解得知灾民想看的电视小说以及错过了的电视剧后，专门向居住点配备了录像机，并提供相应的磁带。而所有这些，都被日本研究者认为是保持与灾难者同样的目光。事实上，这种对灾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能够有效舒缓灾民的情绪。NHK的做法则能够促使灾难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日常生活”的状态，从而不必或者不会整日都生活在一种过于紧张的状态，这对于恢复震灾中的生活秩序是极为有利的。
中国国内的一些媒体也有一些创新做法：在这一方面，中国传媒并不仅仅针对灾民，也包括其他社会人群。《南方都市报》在2008年5月14日的报道中，彩色报头尽去颜色，以黑白情景，悼念铭记，以衬悲情。《新京报》曾设两个专题集中报道——5月21日的《逝者》（32个版），5月28日的《活着》（32个版），内容报道涉及了有关生死主题的相对丰富的内容。以《逝者》为例，《新京报》通过征集线索，以缅怀的方式展示了所征集逝者生前温暖而感人的故事。被展示对象的职业涉及医生、教师、干部、警察、司机等，关系上则涉及师生关系、母子关系、公私关系、个人与他人等。浓浓的情愫不仅表达了线索提供者难以忘却的记忆，也展示了人性最为温暖的一面，同时也显示了传媒与人们共呼吸的一面。5月28日，《活着》的《只要你们还活着》一文中，在表达了“逝者是我们共同的悲痛”之后，也盛赞了“活着是我们的安慰”、“活着是我们的欣喜”。针对灾难者可能曾胆怯，感恩可能成为沉重负担，文章写道：
幸存的同胞，经历生死之门，你们是多么勇敢；刚刚站起来又俯身扶救乡亲，你们是多么高尚。我相信在今后更多平常的日子里，你们身上这些人性的光辉会更加耀眼。但是，假如你们在死亡面前也露出了胆怯，假如你们获救之后还暂时不能伸出援手，也请你们放心地将养，你们活着就是榜样。
得救的人们，你们是多么幸运，对于命运的眷顾，你们一定要珍惜。你们要感谢陌生人的援救，感谢全社会的温暖。但是，不要让感恩成为你们的负担，重要的是平等地活着。哪怕你们一时忘记了，请不要自责；假如你们也对某些事情感到愤怒，请大声地说出来。
对于向灾民传递信息，中国广播媒体不仅发挥了应急媒体的作用，1961年的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就将NHK纳入应急管理体系，规定其担负向国民传达国家气象局、政府内阁以及各市、县、镇的医疗单位、电、煤气、水等生活信息的责任。200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将广播电视纳入通信保障之中。还采取了一些成功的做法。除了让深陷其中的灾民了解地震整体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困难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地震后最早推出“寻亲”版块，目的是帮助灾民联系失散的亲人以方便人们之间互报平安。考虑到因为地震可能造成的心理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还邀请心理医生到直播间，帮助灾民释放恐慌情绪。
总的来说，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注重向灾难者传递信息，是对灾难者的倾听，有利于社会风险治理秩序更好形成。日本媒体的做法向媒体行业表明，传媒参与震灾的行动可以从灾民的角度出发，让传媒参与震灾的行动更具人性化、细致化和针对性。国内不少传媒在保持同灾民同一目光这一点上，还存在不足。因此，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日本传媒及中国部分传媒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传媒报道中的社会情商
社会情商是情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指社会对其成员情感的合理化调控和管理能力，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对情感调控的社会机制。社会的“情商力”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社会在进行情感控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情感的公共运用与情感的私人运用的事实。所谓情感的私人运用指的是情感关系都是私利性的，如个人爱恨情仇、嫉妒感、自恋情感等。所谓情感的公共运用则是以社会群体为本位，诸如责任感、正义感、同情感。因此，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具有推进情感社会化的能力，情感社会学对情感社会化定义为：它是社会或文化逐渐控制情感的过程，就是把个人的、自然的情感转化为集体的、社会的情感的过程。更多地做到情感公用，以达到增进社会共识，共渡社会难关，这在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