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所谓媒体是“第四种权力”，并不能掩盖西方新闻媒体为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服务的工具性本质
从西方新闻史来看，尽管在法律上规定报纸的独立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报纸并不是单纯传播和报道新闻的媒介，而是政党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特别是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各个政党为了夺取国家政权，纷纷通过拉拢、供养报纸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正如美国学者布莱耶所说：“报纸继续作为主要政党机关报，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刊登新闻，报纸反映并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恶斗。”在政党报纸的巅峰时期，每个政党几乎都豢养了大量的报纸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在政党的操纵下，报纸之间的争斗甚至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这充分体现了报纸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新闻宣传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新闻机构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是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表面上新闻媒体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第四种权力”，既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如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为政府和政党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的独立地位有名无实。比如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垄断经营愈演愈烈，时代华纳、迪斯尼和新闻集团三大传媒巨头几乎分割了美国的绝大部分传媒机构。这些传媒巨头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上的支持，往往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很难保持完全的“独立”，是不会对政府提出严厉批评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新闻媒体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者根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只不过他们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否认新闻媒体的这种工具性，鼓吹其享有所谓不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第四种权力”地位。
5.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一些媒体常常把奇异性和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媒体的市场属性很浓
西方新闻媒体是为私人资本家所有，实行的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垄断化的新闻体制，这使得西方新闻、言论丧失了公正、独立、客观的原则。在市场化、商业化、垄断化日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体为追求赢利，大量刊发黄色、庸俗、低级、暴力等内容，严重危害公共道德和社会风俗；绝大多数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滥用“新闻自由”，不能真正履行对公众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西方新闻体制造成的痼疾。在这种新闻体制下，西方媒体常常把冲突性、奇异性、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这在美国“黄色新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形成两种突出的倾向：一是渲染消极现象。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戏剧效果，往往把注意力放到暴力、色情、金钱、丑闻和怪异现象上，越是消极现象，就越是得到大肆渲染，于是，“报忧不报喜”成了正常现象，“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二是忽视深层问题。媒体一味追求眼前发生的昙花一现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无暇顾及社会深层存在的弊端和痼疾，只有等到这些弊端和痼疾经年形成爆炸性问题后才得到报道。这些倾向的出现是西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必然结果。
三、西方新闻观已对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长期左右我国新闻宣传的极“左”新闻理论和灌输模式被破除，一段时间里，新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尚未确立起来，致使我国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部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观涌入中国，在实践上给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所谓“客观公正”为新闻理念，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能正确地坚持和理解弘扬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媒体受西方所谓“客观公正”等新闻观的影响，对我国提倡的正面宣传不屑一顾，认为正面宣传是“奉命作文”，不是“真正的新闻报道”；有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从而弱化了媒体功能。实际上，正面报道一样要遵守新闻规律，一样需要激情和热情，一样需要深入和改进。但是，在一些人那里，由于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对待正面宣传上，总是简单应付，敷衍了事；在改进正面宣传上，不肯积极主动，下工夫不多，致使正面宣传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情况时常出现。
其二，媚俗、炒作、造假屡禁不止，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市报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国媒体逐渐进入市场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媒体把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奉若神明，在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大肆刊发媚俗报道，竞相“刨粪”，炒作所谓新闻热点，不少报纸成了低级庸俗趣味的传播场所。比如，2007年从“杨丽娟事件”到“华南虎事件”，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制造的这一系列所谓热点，都难脱媚俗、炒作之嫌。一些媒体掉进了西方那种靠搞猎奇性、煽动性的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的泥沼中。此外，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现象屡禁不止，这从近年披露一些重大虚假新闻中可见一斑。从根本上说，媒体中的这些媚俗、炒作、造假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反映的也是新闻观问题。
其三，追求新闻娱乐化，迷失了应负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是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理念的驱动下传媒实务领域发生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将名人趣事、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报道的一个重点，强调故事性和事件的煽情效果，用戏剧或文学创作的手法描述新闻过程，片面追求报道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西方的这种新闻观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也出现了盲目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倾向。比如，2007年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跟进报道的“钉子户”事件，就有“新闻娱乐化”的倾向。一些媒体在此事的报道中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使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
其四，一些媒体常刮“唱衰”之风。西方媒体一向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第四种权力”，为发挥其所谓“环境监控”与“社会预警”的功能，往往睁大眼睛搜寻阴暗面，把报道社会负面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西方新闻观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所谓“客观报道一切”的旗号，极力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大肆刊发负面新闻，常刮“唱衰”之风，好像不能从大好形势中挑出毛病来，就是“失职”，没有负面效应就失去了其“公正性”。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奉行的一种所谓“媒体价值论”的核心。
以上这些错误的新闻观和消极现象的出现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必要，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