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更加“上纲上线”的文章，说什么“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我们顾全大局，不与批评文章展开辩论，但却承受着重大压力。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一些媒体喧闹批判的时候，我国经济理论界发出了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予苟同。吴敬琏指出“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决心。如1991年8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们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筑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这是我们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批判“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岿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前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前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某大报认为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提出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们就此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士，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年，我们力所能及地做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四、大音稀声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又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则侧重于阐述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观点。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知名大报所转载。
曾几何时，那些抨击“皇甫平”的人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以高票获得一等奖。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作为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位老兵，我心依旧。舆论一定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一定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这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周瑞金：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