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新制度经济学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即试图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制度因素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的耦合，以建立一个涵盖资源、技术、偏好和制度，即不遗漏任何重要经济变量的经济学分析体系，构筑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新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本书主要参考、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新闻是具有“双重性”的特殊商品，传媒经济的产业属性和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党报集团的产权关系复杂，制度设计对其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助于我们站在产权角度思考党报集团的资本运营问题，透视党报集团的制度变迁，创新设计党报集团资本运营的新制度、新体制。
（三）思想创新
研究党报集团资本运营问题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这一主题，笔者通过较为深入的探索与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思考：
1．党报集团是意识形态中最敏感的地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最敏感的地带，论及党报集团资本运营必然要涉及党报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属性以及资本的政治经济属性，可以说党报集团资本运营是敏感中的敏感。一直以来，对于党报集团是否引入资本运营、是否能够进行资本运营、党报集团实行的双轨体制能否使其成为资本运营的市场主体，争论从未停息。其实，无论是党报集团已经走过的十三年历程，还是着眼于未来，党报集团都有选择资本运营战略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党报集团选择资本运营战略是新时期党报集团战略转型的必由之路。
2．党报集团有其特殊性，资本运营有其对运营主体、运营方式的一般要求，这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针对党报集团特殊性与资本运营一般要求的矛盾，我们需要打破常规思维，抛开既定的框框，从基本问题入手，重新审视党报集团的体制，重新定义党报集团的性质，将党报集团的事业集团定性转变为企业集团，毕竟党报集团不同于党报，党报集团定性为企业集团不会影响党报的性质，也不会必然影响其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建立党委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保证党管媒体的“四不变”。
3．党报集团资本运营是建立在传媒业资本运营基础之上的。虽然党报集团资本运营的探索步履缓慢、曲折坎坷，但传媒业资本运营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资本市场目前已有少数传媒股在践行如何在传媒业建立新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总体而言，传媒业资本运营正在由边缘向中心转移，由资本运营的初级方式向核心方式转变，由非相关行业向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集中，传媒业资本运营在运营的风险性、传媒的话语权、资本的筹集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显示出与一般资本运营的多重差异。
在观点创新方面，本书有些观点和提法与当前的要求、提法不尽相同。但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总路线、总政策和具体路线、具体政策关系的论述，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宣传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实践，给予笔者写作本书的信心和力量。毛泽东同志说：“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人民日报》编辑部正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教导，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写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道时，主要抓住清除“左”的流毒这个总政策来展开，而不拘泥于某些具体条文。所谓总政策是指在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诞生的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它解决了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像农业投资、农副产品提价、农业经济结构和农作物布局的改变等等。它的中心是肃清“左”的影响。它告诉人们：当时农村工作的总政策是纠正“左”的倾向，即：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左”的影响，联系实际认清“左”的危害，帮助农村干部明白“政策上要放宽，思想上要解放”。
与这一总政策相关联的是包产到户等具体政策，有关部门开始是说“不准包产到户”，后来是说“不要包产到户”；到1980年9月，中央提出在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到1982年1月，中央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当年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在有关工作总结中写道：“包产到户从不许推广，到有限制地放开，到大推广，报纸宣传起了推动作用。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央文件某个具体条文，被实践所突破，显得不那么完善，不那么正确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宣传应该怎么办？我们认为，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与党中央的政策唱对台戏，文件是中央制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由中央来纠正。但在中央没有修改以前，报纸宣传也不能把某项具体规定视为‘禁区’。应该根据总的政策精神，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探讨，发一些实际的东西，说明这样做效果好，利多弊少，试试看行不行？启发大家参加讨论。采取这样一种宣传方式，既贯彻了中央总的政策精神，又可以弥补不足之处。我们的宣传，要讲究方式。当然，讨论也是有倾向性的，到时机成熟了，中央有了新的规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宣传，群众也就不会感到突然。”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就是当前指导文化体制改革的总政策。
2006年3月，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体现了上述总政策。他特别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要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要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
2009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鼓励和支持拥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地方、中央部门和单位整合出版资源，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部门和单位的新闻出版单位在财经、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牵头组建专业性出版传媒集团公司；鼓励和支持中央和地方国有出版企业对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出版单位进行联合重组；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参与出版传媒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大力培育一批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专、精、特、新”的现代出版传媒企业。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在三到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超过百亿、销售超过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培育一批导向正确、主业突出、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专业出版传媒企业。
正是在上述思想和精神指引下，笔者才大胆放开思路，解放思想，探索党报集团的问题根源，在文化体制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指引下，研究探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