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使得整日呼吁、推动社会公平的新闻人，在自己所供职的媒体内部却被划为“三六九等”？这种划分又是谁、以什么依据划分的呢？追根溯源，政治场域始终坚持把新闻场域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这一制度能够存续的原因，在于它模糊了我国电视媒体的产权，电视台虽然被以“国有资产”进行管理，但它所产生的问题，和所有垄断型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产权不明”带来的是收益分配的不尽合理。产权不明确的制度缺位，使得从经济收益的支配权看，电视台的产权演变成正式员工集团的私有财产，他们代为管理的结果，是达成集体默契的自我倾斜，尽管在心里认为这确实有违公平，但正如“腐败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如果进行调整，又并不情愿。这样，在电视台内部，“在编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政治场域的代理者，虽然许多人也会对来自外来场域的干涉感到不满，但也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又和这项制度绑在一起，于是，政治场域通过社会资本的差异化塑造了两个利益阵营，分化了内部一线行动者的合力。因此，“少数人”在制度的名义下，行使“合法的伤害权”[15]，“同工同酬”这一市场法则最基本的要求，却无法在倡导人文关怀的媒体实现。“社会资本”最大成为目前新闻场域的法则，也为电视新闻内部行动者惯习的分裂打下了进一步的伏笔。
四、电视新闻人经济资本的差异
虽然网络媒体还没有对传统电视媒体产生颠覆性影响，但电视观众的高端群体已经大步向网络媒体迁移。作为应对，电视媒体集体触网，但和融资手段多样、激励机制灵活、CEO们无需过多虑及个人“政治前途”的商业网站相比，原有政策庇护带来的市场垄断必然在资本意志面前难以为继。这一不可逆装的历史变化，已经引起电视媒体决策层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如何降低经营成本，成为电视新闻人经济资本差异的场域环境。
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近二十年电视广告收入的持续增长，却没有让一线新闻人的薪酬有所增加，反而明显下降。仍以某电视台2004年的减薪为例，正式和台聘职工几乎未受影响，而人数是前两者三倍的临时工，减薪却降了一半。人事管理制度被广大编辑记者技术人员称为事实上的“奴隶主”制[16]。
而与之相反的是，电视新闻工作本身却因为信息竞争的激烈正在变得越来越艰苦。现代新闻工作本来就位列工作压力职业排名的前列，而电视新闻作为“现场”的提供者，其媒介竞争特质是以从业者的奔波和危险作为代价换来的。大量时间耗费在奔赴各处现场路上，
返回后又要立即进入为抢时效而毫无作息规律的剪辑、合成。长此以往，正常的生活状态很难保证，长期处于身体和情感亚健康状态的苦恼，使非亲历者很能体味一线电视新闻人光鲜外表下内心苦楚的边缘人状态。
而薪酬降低只不过是“科学管理”带来的变化之一。为了更多地压缩成本，大部分省级以上电视台新近成立的战略研究部门，很多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加强员工的绩效管理上。“KPI关键指标”“360度环评”“末位淘汰”，等原本应用于工业企业的管理方法都被引入电视领域。而遗憾的是，作为管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成果，“人本管理”的思想却没有被更多地吸收进当下的的管理体系设计中，而泰罗在一百多年前设计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和梅奥、霍桑在半个多世纪前倡议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这些管理学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结果，却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电视新闻领域大行其道，这些工业文明的催生者，把电视新闻的生产越来越逼进了流水线式的工业产品行列。
更为不利的是，整个新闻行业正在越来越呈现出人力资源的供大于求趋势。截至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但截至2006年11月，全国经核准颁发新版记者证的记者总人数也只有18万余人。[17]而在近3至5年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执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电视媒体将维持现有规模，数量上不会有大的增长。这势必会进一步摊薄现有从业队伍的工作薪酬，加大现有员工的工作压力。事实上，近年来一些电视台敢于调低员工的工资标准，其中可能不乏其他原因，但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也是决策者敢于调资的后盾之一，许多好不容易得到实习机会的新闻专业学生，成为一支不需要付任何工资、不断轮换的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无价劳动力”。
所以，90年代后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一线从业者，除了极少数的精英进入管理层，或者进入更以积累见长的平面媒体，大多不是频繁“跳槽”就是彻底改行。这使得许多栏目的人员流动过于频繁，调研表明，即使是有的名牌栏目，一年的人员流动也可能达到总人数的1/3，一线新闻队伍的流动，呈现出相当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18]。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高流动性恰恰是一些管理者愿意看到的场景，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引入新鲜的血液，维持媒体机器的高速运转。而在那些身份不稳定的编外人员看来，这种机制使“这里就是一个大榨汁机，来的时候汁液饱满，等被榨干了，就把你甩出去”。[19]类似这样的比喻，有不同的受访者向笔者表达过。
在这样的管理体系下，许多电视新闻人对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工作乐趣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一方面，一线电视新闻和平面媒体不同，具有半脑力、半体力和作息不规律的职业特性，年龄大了体力、精力顶不上，而增加的阅历和深度，在电视这个已经变得日益虚浮的传播平台上，有时反而是收视“毒药”，竞争不过对形式和技术领悟更快的年轻者；另一方面，新闻工作管理职位本身就相当有限，并且相当部分已经为先来者占据。所以，新闻人的职业上升通道比较有限。因此，在从业者年龄渐大、早先积聚的病患开始显现之后，一线的电视新闻工作就变得不堪重负。
于是，在经济上，得不到在对未来维持体面生活的现实保障；在精神上，得不到辛苦付出后平等对待的基本需求。种种逼仄的现实，使大部分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的职业忠诚度无可避免地下降了，工作中对经济资本的态度，和其中许多人入行时“铁肩担道义”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现实与理想的角色分裂在他们身上成为必然，利用报道机会进行“寻租”的行为非常普遍。有接受访谈者坦言，尽管他入行时满怀理想，但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赶快多挣些钱，然后离开这个行当。
这类现象表明，至少存在这样的事实：即使内部行动者的文化资本偏向于维护新闻场域的自有逻辑，但在经济资本的过载压力下，仍然会变形。而这类情形尤其容易发生在刚出校门的“社会新鲜人”身上，当从学校老师那里得到的文化资本在现实中得不到呼应，而又面对实实在在的经济压力时，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不甘到无奈地接受，直至最终麻木地利用记者身份、媒体形象所提供的象征资本去牟取不当经济资本，而这种循环在当下经济资本供给机制下有可能周而复始，不断地向后来者提供“示范效应”，这才是真正的可虑之处。如果说“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处境悲惨、饥肠辘辘、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20]，那么，固守自己职业尊严的电视新闻记者尤其要面对如此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