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券
这段话让笔者联想到了流行于中世纪欧洲的“赎罪券”。当时的教皇利欧十世（Leo X，1513～1521），是出生于弗罗陵斯豪门的麦迪琪（Lorenzo de Mecici）的儿子，他生活豪侈淫逸，而喜爱艺术，因兴建圣彼得大教堂，而以售卖赎罪券为筹款的财路：当信徒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叮当落在箱子里，信徒的亲人就从炼狱的火焰中解脱出来了。有一名推销员对他的顾客说：“你投下银钱，现在我看见你父亲的左腿已经迈出炼狱的火焰，只剩右腿还在火里面，再继续加钱吧！”那人说：“不必了。我父亲并没有右腿！”这张用古登堡印刷机印制的破纸片，被依各种罪行的轻重而定以不同的价格。高昂的价格，正是来自于以“赎买罪行”为口实和宗教提供的想象图景相结合的象征资本。
显然，象征资本的作用是依靠集体的认知，避免经济资本的纯粹市场效应，给予了经济追求一种道德伦理上的外套。也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象征资本是只有集团的信念才能赋予那些给集团提供最多物质和象征保证的人的一种信用，最广泛意义上的信用，亦即一种货款、贴现、债权，但我们应该看到象征资本的展示（从经济角度看极为昂贵）是导致（普遍如此）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11]因此，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解，象征资本与其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领袖地位。象征资本运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效益的最大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转化成象征资本形式，进而象征资本通过与其他场域的交换转化为更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这一过程实行的是一“温柔的暴力”路径，从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和难度。
象征资本作为一种建构的权力，永远是稀缺的。布尔迪厄认为，每一种资本都是在特定的场域、特定的关系中才发挥作用的。在场域的竞争与角逐中，游戏者积累起自己的各种资本，并成为嵌入自身的客观力量，内化为主体的一部分。不难发现，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具有较大的隐蔽性。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资本，而是一种合法的能力或权威，有时甚至只具有象征意义。对电视新闻场域而言，它同样也在谋求更多的象征资本，并且通过种种途径进一步强化自己需要的象征资本。在长期的交换中，电视新闻场域获得的象征资本可能并非一种：比如从新闻场域继承下来的“看门狗”的专业权力象征资本，从政治场域转接的“焦青天”的国家权力象征资本（这从媒体被赋予部级至县级的行政级别可以反映出来），从思想场域获得的“百姓师”的文化权力象征资本。但是，由于象征资本能否最终成立仍是由解读者来决定的，这就注定了电视新闻场域也可能同时存在不愿得到的负的象征资本：比如行业资源的“垄断者”、官员政绩的“粉饰者”、暴利企业的“同谋者”、娱乐致死的“推动者”等。
因此，电视新闻场域用来交换的资本是在种种象征资本修饰下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
二、电视新闻场域与关联场域的交换机制
由于中国的电视媒体实行的是独特的“事业性质企业运作”模式，这决定了电视新闻场域对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资本依赖。其中，政治场域作为权力的元场域，有着决定性力量。
1.电视新闻场域与政治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
政治场域的首要目标是运用掌握的政治权力来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它是如何进入进而利用新闻场域参与目标实施的呢？“不管如何定义政治，离开权力就不能认识和解释政治”。[12]政治权力主要分为五种：强制性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人格性权力以及合法性权力。在强制性权力中，“可信性”是至关重要的。强制性的威胁一旦发出，一定要让受威胁方感到，这种威胁时可信的，是实际存在的。这样才能保持政治权力的威力。但是，如果经常使用威胁手段或总是把威胁付诸实施，权力主体就会自拆台脚。威胁之实施强制力成为一种有效的目标或对行动的遏制，是权力得以生效的保障。这种保障机制只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因而使用威胁必须审慎、适度和可信，所以政治场域的日常统治更见依赖其他类型的权力。
功利性权力是权力主体通过给客体提供实用、有价值的政治性奖励实现的，比如财富、职位、雇佣、荣誉及权力。操纵性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假设之上：如果你能够彻底地重塑一个人的态度以便让他按你的方式去思维，你就毋需威胁或奖励，他会按你的行为方式去作为，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已完全被你同化了。实行操纵性权力的技巧主要有“洗脑”、宣传和社会化。洗脑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操纵技巧，主要发生在战时对战俘的心理攻势。宣传是指通过各种说服技巧来提高人们的思想与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宣传和商业广告颇为相像。实现操纵性权力的另一个途径是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社会的政治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朋友、学校、单位、所属的团体、报纸、电视和政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都是通过政治实行社会化、普遍化的。
人格性权力来自于人们对特殊类型的人的尊敬，比如突出领袖的非凡之处，营造个人崇拜气氛，但这种权力往往因信息的逐渐透明而非常短暂，西谚所谓“仆人眼中无伟人”，因此，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已呈式微。合法性权力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显然，合法性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命令，而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认同可能来自历史继承，比如始终对历史功绩加以强调；也可能来自现实的利益说服，比如举证事实证明这是最适合此时此地的制度。
显然，无论是强制性权力的“威胁”，操纵性权力的“广告”，人格性权力的“造势”，还是功利性权力的“褒奖”，合法性权力的“论证”，都必定要借助宣传及其他方法把信息传播出去，使被统治者或民众接受信息中所隐含的文化资本，使统治阶级或统治地位合法化，从而更经济、更有效地治理社会，这正是政治场域始终寻求利用新闻场域这一社会主要中介场域的动力所在：把打上政治场域特征的文化资本输送到新闻场域，然后经过信息的再包装后进入受众场域，最终获得统治权力被社会认可这一象征资本，进而保障政治场域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循环。
那么，政治场域是借助了什么力量实现了文化资本对新闻场域的长驱直入呢？
政治场域作为元场域存在的现实，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新闻场域会同时受到以上五种权力的约束。比如，强制性权力的“威胁”可能会以宪法的形式加以合法化，传递到包括新闻场域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场域。但是在对新闻场域的日常控制中，政治场域更多的是依靠功利性权力。这种功利性权力表现在对场域和内部行动者两个层面上：对新闻场域这一结构而言，赋予垄断利益和人为分级，禁止其他集团破坏既有的利益格局，前者比如在IPTV的产业主导权争夺中，虽然电信会更具技术上的整合优势，但政治场域仍然会把营业执照的颁发权和内容的监管权授予广电。后者比如规定电视台的行政级别，在没有新闻法的情况下，行政级别直接决定了媒体的采访范围和权利，使新闻场域内的利益分配实现梯度的可控分配；对于新闻场域内部的行动者而言，一方面通过职务的擢升机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完成了一部分行动者的政治吸纳。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各种级别的评奖活动，并把奖项与行动者的职称等经济利益相联系，完成了对具体业务的方向调度。
“面对像瑞典这样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或是苏联模式的社会，要解释其中社会空间的形塑过程，你就必须考虑社会资本在这里的独特形式：它由政治资本构建而成，通过对集体资源实行某种‘家长式统治’，从而有能力产生可观的利润和特权”。[13]可见，政治场域通过功利性权力把实际的资源和潜在的资源加以制度化，形成了有效控制新闻场域的社会资本，进而在社会资本的护送下，政治场域完成了对电视新闻场域的特定文化资本注入。
2.电视新闻场域与观众场域、经济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
政治场域把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力场域的文化资本注入电视新闻场域，只是其为获得统治的象征资本的第一步。电视新闻场域在接收政治场域的文化资本之后，经过新闻事件的信息选择和影像包装，在新闻场域公正、客观、真实等象征资本的掩护下，注入观众场域，以实现政治场域的最终设计——观众从心理上接受政治场域的特定文化资本，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一个概念，由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19世纪创造出来。后来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统治合法性时提出，每一种真正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有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但只有这一点还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统治，必须要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通过信仰体系可以将物质控制转变为合法统治。由此，意识形态渐渐被理解为是某一团体对世界的信仰体系（不管是准确，还是扭曲的），认为意识形态与个人、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行动的思想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行为。
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14]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因此，意识形态具有强劲的政治功能，即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等。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具有经济功能，包括保护团体内部团结和稳定性、论证集体行动的合理性、动员团体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以及约束团体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等。[15]这样，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一社会资本，又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的经济资本，同时它本身又是作为特定的文化资本存在。所以，观众场域回报给政治场域的资本就成为兼具三种资本转化能力的象征资本——如果观众场域真正将其内化为政治信仰体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