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主持人的传播语境
语境“六何说”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语言活动也不例外。修辞专家陈望道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了“六何”说。“第一个‘何故’，是写说的目的，如为劝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的社会身份等；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至年月，大至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这“六何”实质上就是修辞过程中，制约写说者语言活动的一系列因素。而这种“六何说”也正适合于约束主持传播语境。
对语境的理解同样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问题。狭义的语境是指上下文，又可称为“语流语境”；广义的语境是指“交际过程中说话者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或显现为话语中的上下文，或潜在于话语之外的主客观情景之中”。参照前面对语境“六何说”的理解，广播电视的主要特点就是线性传播，“何时”也就是说它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包括时代、时节、时段；“何地”表示任何一种语言要取得较好的传神达意的效果，除了内容正确、逻辑分明、语言洗练以外，还必须顺应说话者所处的语言环境；语言是用于思想交流的，“何人”不仅要讲求表情达意的清晰、准确，还要顾及对方是否能够充分理解和乐于接受；广播电视是党、政府、人民的喉舌，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何故”显示了广播电视是以具体的节目内容为受众服务的，所有的广播电视节目都是依据各自的节目宗旨来营造节目情境的；“何事”就要求广播电视节目的形式必须适应内容的需要，什么样的内容要求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这是必须恪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最后，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确定后，怎样说才合适，是构成语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也体现了“何如”。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央视十套《百家讲坛》讲解“三国”以来，声名大振，成为媒体关注率较高的文化界名人。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易中天现象”。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社教节目也成为讨论较为集中的一个话题。《百家讲坛》这个“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内容定位”的节目取得的成功让很多人欢欣鼓舞。其实，在这一档栏目中，易中天等说故事的人正扮演着主持传播的重要角色。整个节目把握住了语境的“六何说”，与时俱进。题材上，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较强的历史文学类选题，便于受众接受；叙述视角上则强调对历史人物的现代解释；同时采用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将事件戏剧化、悬念化，将宏大叙事细节化，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电视讲坛类节目所蕴涵的深层知识和思考才得以有效传递。
语境系统的复杂性
语境是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的一个凭借、标准。它对语言当中的用词、多义现象、布局谋篇、语音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狭义的语境要领还是广义的语境概念，都从各自认识问题的角度包容了多种语境因素。诸多语境因素构成了一个语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境因素依一定组合、类聚关系，构成语境系统的支系统及其各级下位系统。
关于对语境的一般特征的理解，张颂教授曾明确指出过，“强调语境的规定性、具象性、可感性。语境，是指有声语言进行时和进行中，环境、氛围、蕴含、心情……一定要同节目内容、形式等相吻合，相切合。”语境大到整个时代、社会环境，小到一句话的上下文，真可谓无处不在，它对节目主持人语言的制约也是全方位的。
语言形式中总会有一些多义现象，某些词语具有几个不同的意义，某些句式允许几种不同的分析。这是语言的正常现象，也是语言之所以能够以少言多的重要原因。但是多义形式一旦出现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之中，就只能有一种理解。因此，我们使用多义的语言形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所在的语境，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使用它。例如，在“车站前面广场的地下商店竣工了”中的“地下”指“地面的下面”，在“一个开设在十二层楼上的地下商店被有关部门查获了”中的“地下”则指“秘密的、不公开的”。在特定的语境中，“地下”的意义被单一化、具体化了。还有一些有歧义的句子放在具体的语境中，也可以消除歧义，从而使句意具体化、明确化。如“鸡不吃了”这个句子，如果没有相应的语境对它们进行意义限制，就会产生歧义。对它可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鸡不吃食物了”，另一种是“我们不吃鸡了”。当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时，对它的理解就被单一化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样的语境中，如：“鸡不吃了，不要再给食物了。”“鸡不吃了，我们吃点别的什么吧。”诸如此类的语言，在主持中要特别注意根据语境灵活运用。理论上描述的诸多“语境因素”，实际上是对可能成为语境因素的客观实在和主观条件的一种预测。
语境系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语境总系统、支系统和各级下位系统的理论划分，是通过静态的分析而得出的。当预测的语境因素成为制约一定修辞和鉴赏过程的实际的语境因素时，语境的静态系统便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和排斥的动态趋势，原来静态地处于各个理论语境系统中的因素便以对同一修辞和鉴赏过程的约束力为重心，进行临时的组合和类聚，构成一个动态的新的语境系统。
主持人语境“二分说”
“交际中的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是由怀有一定交际意图的发话者在一定的语境中针对能产生一定交际效果的受话者而言的。”因此，主持人和受话者之间的交际能否顺利进行，主持人能否最大限度地让受话者理解他/她所传递的语言信息，这不仅取决于发话者能否用有效的语言形式来组织话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语境的制约。笔者十分同意俞虹老师关于主持人语境的“二分说”。俞老师认为主持人所处的语境分为“其一，现场语境（实语境）；其二，场外语境（虚语境）”。
这里的现场语境指的是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时空环境，包括了主持播音时实际存在的氛围，紧紧抓住时间与地点、场合与景况、目的与对象、知识与默契、语体与风格、关系与情绪、副语言与体态等，在语境缺失或过量的情况下，交际双方也可能会出现理解上的不一致，导致传播效果不理想。比如说《实话实说》这个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于1996年春推出的著名栏目，它的总体特点是：群体现场交谈，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共同参与和直接对话，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展开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话题，经过叙述、讨论或辩论，达到各抒己见、增进参与者之间交流和理解的目的。这里，主持人是真实的，嘉宾是真实的，现场观众也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真实的话题、真实的交流……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里说着实话，无疑是这一节目的最大特色。
场外语境涉及的面比较广，要紧紧抓住社会心理、时代环境、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文化传统、认知背景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主持人话语中应自觉遵循社会语境的制约，在节目中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倡导什么，该鞭策什么，该如何判断是非好恶，但凡涉及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话语，都要特别注意，要以社会主流意识和态度为标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万万大意不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制度性改革，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动。1992年，倪萍主持“中日友好歌会”节目，这是北京—东京的友好互动，全程现场直播。虽然工作中出现了种种不公，引起心情不愉快，但倪萍克制了自己的情绪，把歌会看做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较量”。原脚本上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倪萍意识到这样的开场白不仅有损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习惯，她据理力争，终于在直播时改为：“亲爱的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的首都北京，请允许我向远方的日本朋友问候。”这样一来，非常得体，既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失热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
21世纪，西部大开发成为发展主题。西部文化积淀深厚，是我国早期文明最辉煌的地方。这里丰富的人文资源、厚重的历史底蕴、辉煌的文化遗产、浓郁的民族风情、光荣的革命传统、杰出的文化名人，等等，是西部电视文化的不竭之源。西部电视节目主持人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代言人，对受众造成的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积淀是巨大的，因而西部电视节目主持人担负着一种责任，即向电视观众尤其是西部地区观众传播现代文明和先进文化思想、传播对美的追求，提升其综合素质的责任，这种责任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之下显得尤为重要。当主持人整天对着摄像机和观众做到“相看两不厌”时，西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使电视这一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变成弘扬和传承西部文化的有力工具。
如果说社会语境是作为传播者的主持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结构中的种种关系，那么，媒体语境就是进入主持传播层面必须了解的语境内容。首先是媒体性质，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性质使主持人“话该怎么说”有了一个方向，媒体又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传播手段丰富的特点，但受众不容易控制，因此对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主持人语言的可接受性需要仔细选择和推敲。信息传播转瞬即逝，因此需要主持人语言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作为一种在忙碌而紧张的竞争时代的精神调整与心理修复手段，逗笑的、欢快的内容和节目形式更能吸引观众。央视的李咏、王小丫和毕福剑等正是通过大众娱乐节目的传播迅速走红的。
与此同时，在人们眼中一向很严肃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先是热热闹闹的“说新闻”力图取代一本正经的“播新闻”。主持人在“说新闻”时，怎样一方面避免状态错位，一方面摆脱“主持腔”呢？我们知道：“播”与“说”最大的区别在于“播”是一对多，“说”是一对一；“播”是大众传播的语境，“说”是当做的语境。人际交流最需要语言的通俗化和感染力，因而主持人“说新闻”，首先要学会用“通俗”的言语表达思想。经验性的捷径是主持人可以尝试把冷冰冰的镜头当做自己生活中最愿意与之倾心交流的朋友，只有“目中有人”，才能“心中有情”。而对主持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了要有在镜头前“说”话的能力外，还得会迅速在镜头前找到切合实际的人际交流语境。胡妙德先生在《“念”、“说”错位的辩证施治》中给我们勾勒出这样一种“说新闻”的主持状态：“要用交流的状态主持、要用口语的语体写稿、要用交谈的方式表述。”主持人在“说新闻”时，考虑更多的不是“怎么说”，而是“说什么”。就像朋友间聊天一样，我们非常关注对方说了些什么，而很少关心他是怎样说的。尽管对于新闻的传播而言，内容永远大于形式，“播”与“说”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区别，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说”得恰到好处、悦耳动听，会大大增强传播效果。于是，出现了北京台的《第七日》、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随后是各地方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各类民生新闻的纷纷登场（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重庆电视台的《天天630》、东方卫视的《直播上海》），一些电视台甚至还推出了用方言播报新闻的电视栏目（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新闻故事化”、“讲述家常化”显示出娱乐元素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渗入电视文化中。
走上主持岗位的人，也并不一定能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时也会出现某些“错位”，让人疑惑甚至反感，以至于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主持人做语言传播，首先就要学会认识和适应特定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