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政治各层面之间的交互影响和磨合在强度和反应上达到了令人昏眩的程度，但即使是在传媒民主中，尽管存在着持久的政治自我传媒化倾向，仍可清晰区分出政治的三个层面。
在政治体系本身：
第一层面：政治的生产：行动，约束性决定的作出。
第二层面：政治的自我描述：通过政治体系生产出来的政治产物和政治产物的自我演出。
在传媒体系内：
第三层面：政治的他人描述：按照传媒规则进行的传媒体系内对政治的描述。
对政治的理解而言，这一、三层面模型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在传媒体系反作用的影响下（第三层面），政治行动逻辑及其所有交互影响确定了这一逻辑的因素（第一层面）是否发生本质的变化，如果是，那么是怎样发生的？其二，在传媒体系的描述中（第三层面）是否还能以恰当的方式看到在政治生产过程中（第一层面）所发生的东西？还有，处于传媒系统影响下的政治行动维里的情形的变化如何？
政治程序维：实际发生的变化过程中涉及政治的所有三个维。对个别顶尖政治家在党内争夺领导地位的权力斗争中的成功表现的分析——例如，德国的盖哈德·施罗德、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明确显示，源自个人表演能力的媒介威势是在领导权争夺战中最重要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资源之一。若在获传媒青睐的排名表上不能保有尚具发展潜力的前端位置，有意问鼎党和国家最高职位的竞选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传媒民主制内也难有实际的成功希望。拥有高度媒介威势的政治行为者现在甚至可以在可信度边界框架内基本上自主地，即仅仅从保持和增加这一威势源泉的考量出发，决定所在政党的纲领和政策。然后，他可以执行或放弃此前在党内的民主讨论中以其他方式决定的那些政策。他自己的党意识到传媒接受程度的关键作用，因而，如果必要，会宁愿接受自我否定的条件，以优先确保在传媒舞台上的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对纲领和以全民大党的名义呈现于公众的政治的决定权便进入一个渐进的变动过程，从政党的公开论坛转移至顶尖政治家的顾问班子内，而这些政治家的最高权力、地位归因于其个人的传媒卡里斯玛。随着这一发展，只有民意调查结果、传媒导演的情绪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瞬时选举决定才能作为民主合法性的权威得到承认。政党和公众那里以说理和讨论作决定的政治的公共论坛与对形象、象征性行为和效果强烈的虚假事件的精心策划的导演相比，日益失去其重要性。掌握这一权力资源的活动者则能够以他人为代价大量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政治程序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角色转换表述了传媒民主这一概念的构造核心。在这一条件下，纲领和内容所决定的层面上的政治行动（生产）便基本上与政治的公开自我表演相脱离。
这一发展也改变了政治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之一——合法性——所扮演的角色。经由程序获得民主合法性，在党内、公民社会和广大公众那里由集体意愿形成的公共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被个人的传媒卡里斯玛所取代，而这一卡里斯玛可以借助专业化的导演艺术得到加强并加以战略的运用。传媒卡里斯玛成了一种自为的并常常是占支配地位的权力资源。当然，权力这一因素并不因此从政治行为的逻辑中被排挤掉。相反，政治行为获得一种新资源，而这一新资源现在可以与知识、行动能力、可靠性、坚韧、可信赖度或财力等其他因素进行大有希望获胜的竞争。
毫无疑问，不管是依循党内集体讨论逻辑还是按照顶尖活动者传媒战略的逻辑而产生，相互竞争的政治以及围绕政治领导职位的斗争，即使是处在传媒逻辑不断增长的影响下，也依然按照一种政治程序逻辑的标准而进行。即使是在受传媒主导的行动条件下，活动者们仍追求利益，利用各种权力资源。在这些权力资源中，传媒的自我展示占据着全新的关键地位。此外，活动者们利用社会的、经济的以及传媒的权力，以求取得政治的建构权。故此，政治行动的自身逻辑在政治程序（Politics）维上，虽然受到传媒逻辑的各种修正、补充和调整，但决不会被消解或取代。
政治共同体文化维：传媒民主中，在作为政治的框架和行动先决条件的政治共同体的宪法和文化层面上，除了经典意义上的宪法机构以及社会的一般政治文化外，传媒系统的状况和传媒交流文化也起着部分互为补充、部分咄咄逼人的作用。对政治的中介、对实现传媒逻辑和政治逻辑合题的条件以及对通过个别政治顶尖活动者形成的传媒卡里斯玛而言，通俗传媒、质量型印刷传媒和电台传媒的角色为一方，掌控它们的特别结构为另一方，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与这些传媒形式和掌控结构的影响相呼应，传媒体系内的活动者以何种方式运用传媒逻辑，也对社会的各个交往文化发生影响。根据对传媒的支配情况，传媒逻辑毕竟还是给活动者留下了潜在的广泛空间，在自己的传媒描述中对政治作恰当的介绍。作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交流文化影响了向男女公民提供关于政治的恰当信息的手段并由此影响了承担国家公民角色的条件。在这里，私营电视台的对保持最大收视率的直截了当的商业要求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交流文化和传媒状况成为共同体状况的中心成分，对政治文化、政治交流和政治对其监督的民主质量所起的作用及所具有的实质内容均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政策维：在政治行动纲领层面，传媒对政治的殖民化导致象征性虚假政治和戏剧型政治表演手段的增加和强化。不论它是否只是用以描述实际实施政策的纯粹混合物，还是一种替代物，均可作如是观。尤其是在政治行动走廊缩小的情况下，这些手段更是得到频繁而创造性的运用。对目前面临经济危机的民族国家来说，由于引起这一危机的全球化进程剥夺了它的一部分重要的建构机会，迫使它更需要对自己的每一桩政治行为都作出合法性的解释。这是产生以下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对政治活动者的诱惑增加了——假手传媒轰动的虚假行动掩盖了明显糟糕的政绩。这么做的可能性很多，因为，除了特例外，观看“政治舞台”是一般男女公民们判断政治行为的唯一机会。如果一位政府领导人主持一家新工厂的开工仪式，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一般来说，普通公民也很难判断这个兴师动众制造出来的画面是否真实、此举是否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这一政治行为是有助于增加还是减少就业机会，以及它对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对手将带来何种后果，等等。因为，大家都同样受制于以成功行动和个人形象为基础的政治导演的成功方案。
在问题的定义层面上，公民还可以将个人的生活经验用于检查和评判，而随着象征性虚假政治和形象政治的表演日臻完善，他们已基本失去这样做的可能性。只有当出现的复杂过程中的单个部分让人无法看清时，尽管有传媒提供的光彩图像，当未解决的政治问题以失业率、暴力、社会福利减少或环境损害的形式进入到公众中当事人自己的生活世界时，对行动纲领和行动成果的疑问才作为最后尺度重新回到导演政治的世界中来。因此，即使是在传媒民主中，有关与政治及政治体系打交道的经验的日常讨论，依然继续是评判政治和政治家成功与否的难以避开的最后标准。这等同于传媒导演的政治在他们面前失去可信度的表演机会。
政治逻辑自身在其所有层面处于叠床架屋的状态，并通过与传媒和导演相关的新因素得到补充、改变或减弱，但不会被消除。在政治程序中，权力和政治明星们的仕途机会的牌被重洗，被重分，但活动者和他们的权力源泉依然继续决定着局面。共同体的状况在传媒体系及其交流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但政治文化和机构依然继续作为政治行为的框架和条件起着作用。导演的虚假政治占据主位，政治行动纲领越来越只是部分地或全部地以精心导演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对行动实际是否成功的质疑并不会完全消失在传媒的虚光里，相反，它依据日常生活的危机经验重新获得自己的全部权利。
在议会委员会有关法律草案的磋商，经常首先以公开谈判的形式围绕实际问题的解决进行。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各方都基本可以确信，没有人会直接从陈述的观点和开价中搜集用于政治争议传媒部分的弹药。但是，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尤其是考虑到对手的弱势地位时，整个项目最终如何被公开描述和介绍，从整体而言，它作为有效的交流背景依然起着作用。在公民社会政治动议和论坛中，常常进行旨在沟通的讨论，或至少是在谈判形式的意义上进行讨论。然而，即便在这里，讨论也常常与传媒交流相联系，并至少是在它们关注政治体系中行为结果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考虑谈判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传媒中介性能。而在公民社会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政治行为动议只关注行动结果的地方，这一点便不再适用。在这里，行动结果单独由行为动议自己在受其控制的与贴近日常生活的社会领域加以控制。
综上所述，涉及传媒民主中的交流方式，政治被传媒殖民化是一个事实。因为，对不是直接与传媒有关的政治交流部分而言，其规则作为交流地平线始终有效；对与政治行为的公众合法性有关的部分而言，它们则具有根本的意义。基于这些理由，传媒民主模式所描述的虽然不是处于变化了的环境中的政治交流的总体，但至少是描述了其中富于特色的和关键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