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资源、设想和导演艺术的消耗增加了，但由于政治体系生产新闻价值的能力总小于其公共胃口，因而寄生性宣传战略的繁殖几乎没有边际。只要其表现能力足以让自己能期待获得好处，政治家便尽显想象力、创造力，不惜一切使自己置身于传媒关注的人们和地点那里。在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中短暂登场、与秀业传媒头面人物一起上镜，都属于不言自明的手段。
传媒从2000年春季到夏季每天对菲律宾霍洛岛绑架人质事件的铺天盖地的报道，涉及各个阶段各个地点，提供了展示寄生性宣传几乎全部家当的例子。
其一：记者充当参与活动者。多个欧洲国家的记者数次超越媒介观察界线，直接介入与绑架闹剧有关的行为。例如，他们转交信件或进入人质被藏匿之地。其中一些人自己也成为人质，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被卷入绑架事件，给有关自己的和整个绑架事件的报道增添吸引力。
其二：政治家充任不请自来的替代英雄。菲律宾政府斡旋人罗贝托·阿文塔亚多除了在因每天都要发表官方声明——在绑架事件鲜少进展的阶段，声明本来就肯定能得到关注——而必然摆出政治家姿态外，还在人质获释的每一个场景中都毫无顾忌地利用了他们一时间的不知所措，按照能收取传媒图像最佳效果的要求，让他们成为以拯救者姿态出现的自己的陪衬。这时，人质的命运只不过是可用于导演的传媒素材，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及其尊严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其三：被胁迫宣传。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卡扎菲在赎买人质自由方面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始终不为外人所知。根据他强加的条件，经历了数月折磨的人质在真正重获自由前首先要在利比亚首都与公众见面，成为一桩轰动的传媒大事件。这个强制传媒事件就本质而言不过是整个绑架悲剧的终了一幕，是人质囚徒期的最后场景。
其四：隐性宣传。在人质被送回的几乎所有阶段，从事件的发生地一直到他们的家乡，所有那些自以为在各相关地点拥有功能性或地方性导演权利的大大小小的政界人士均蜂拥现身，竞相挤到公众兴趣所在的中央人物近处，从而进入所有传媒画面的中心：在菲律宾是德国大使；下机时是多名联邦部长——只要他们所在的部门可以自称与事情有某种关系；在汉诺威机场迎接仪式上是多名州政府部长及州长；最后，在特意组织的人质家乡欢迎会上是当地的市长及地方头面人物。
其五：演绎生活肥皂剧。传媒一步步扩大对绑架行为和人质的报道，而且，当绑架行为本身早已结束时，仍继续报道，使其成为没有尾声的系列故事。只要还有一点儿活素材，传媒就继续一天接一天地向受众提供重获自由的当事人的画面、当事人的原声、当事人周遭发生的新闻；在当事人住宅前、住宅后、在当事人上班的路上对其进行采访，采访当事人的同事、邻居，直到从事件那里再也榨不出一点儿能引起关注的东西。这正是传媒自身的一种自行寄生宣传最大化。
在个别情况下，寄生性宣传可以给政治活动者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英国女王母亲百岁华诞庆典便在整整数星期时间里展示了这一点。尤其是英国王室的主要代表查尔斯王子从这个精心设计的讲究排场的导演事件中受益匪浅，而任何仅与他自己有关的宣传导演，以及他的任何政治行动本来都不可能使他获得这样的好处。王室的传媒顾问及时看到了，那位最受人爱戴的王室代表的百年诞辰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公众事件，可以成为那个至少随着“传媒公主”戴安娜之死而在公众威望方面遭受重创的查尔斯王子改善形象的绝佳机会。
此次百年华诞庆典通过数不胜数的形式被导演出来，以所有可能的传媒秀展示了大众对这位百年寿星的几乎无尽的爱戴。当导播记者们作为每一个画面丰富的活动的框架一再说明查尔斯王子是这位老祖母最喜爱的孙子时，查尔斯则在每一次主要活动的公开露面场合像孪生姐弟一样与老祖母如影相随。导演们成功地做到了，每一个画面上，只要出现那位深孚众望的老王后令人心仪的微笑，同时就会有那位王子的不离左右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按所计划的那样越来越显得富于人情味。这是寄生性宣传的登峰造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