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大国，不论是作为政治程序内的权力因素，还是作为社会论辩的影响因素，大众组织——政党的意义均大为减弱。在许多欧洲国家，尽管很快主动进行了改革，但政党仍失去大量成员。
迄今为止，既根据政党民主的标准要求，又在意愿形成和发挥影响的日常实践中，作为大众成员组织的政党在三个方面对政治程序均具有中心的意义：其一，融合众多联合会、协会、动议和组织所表达的政治利益，将其改塑成对全社会而言都具有合法性的项目；其二，将社会利益传达给政治机构体系，尤其是传达给议会及政府；其三，选举和介绍应能从其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出发，保障实施由政党拟就和决定的各项政策的候选人。
经由这一多重功能，政党得以将议会民主转变成某种形式的务实公众民主。因为，随着某政党胜选，同时也就获得一项实际的政治委托。议会民主是人民意愿的一种纯粹的人员代表，具有自由的随意性。这一点，基本法第38条依然有相关的暗示。
在传媒民主中则相反，正如作为最理想典形的美国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选民认同的主要是作为传媒塑型的首席竞选人的个人，而对纲领的认同只具有附带的意义。从政党民主朝向传媒民主的政治体系转换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也是从务实公众朝向人员公众的转换，对政党在政治程序内的分量及其结果的合法性而言都带来重大后果。
即使政党通过在地方层面以及最高活动者的政治场所的活动继续处于公众关注的焦点之内，传媒民主的逻辑也已将其全面排挤到活动的边缘。在传媒逻辑及其要求即刻反应和政治最高代表即刻进行试验行动的强制重压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以下现象：政党带着它们本有的论辩形式和时间与最高活动者的交流战略相脱离。随着传媒得以扮演比党内的政党意愿形成更优先的角色——美国大选中，传媒反响、选举成果和对候选人的支持之间的交互游戏最好地显示了这一优先角色——政党也失去了那些“皇冠功能”，这些功能一方面奠定了它们的中央角色；另一方面，则赋予它们在政治程序内负责最终方向监控所具有的分量。从倾向上看，它们在政治程序的大戏台上被传媒民主自主法则一般的动力挤压到边缘去跑龙套。作为拥有大量成员的民主论辩和决策共同体，对其政治代表具有约束性行动指导功能的政党，仍长期遵循原有规则、程序和惯常做法，似乎一切依然照旧。然而，就实际影响力而言，它们已被从传媒民主程序的中心排挤到了边缘。如果还有自信，并有战斗力，它们有时依然还可以从边缘位置出发，进行干预并监督遵循基本方向。但是，在传媒时间和传媒逻辑的双重压力下，它们作为对日常政治持续施加影响的角色已不复存在。
在美国，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对总统主要竞选人的接受程度在整个战后阶段就已经成为以后政党确认提名的决定性因素。政党自己则在整个预选阶段紧张地注视其候选人的传媒反响，以便给那位传媒遴选的竞选人提供公证事务所似的公证。这样的赛马，几乎已不再是政党内此前可能在公民广泛参与下拟订的政治纲领和设想之间的竞争，而仅仅是对候选人传媒功夫及其能力的一种测试，看他们是否能通过其自我表演的象征体现广泛的民意。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虽然是通过提前实施党内改革并从1995年起系统性地按照政党逻辑的标准削弱了工党内极左翼的权力而为接掌最高公共职位作了准备，但此后，他是凭借大选前出色的民意支持率以及1997年令人信服的胜选获得了难以抵抗的传媒支持。这一支持使他能够将党内及议会党团的论辩减少至最低限度，使论辩或者沉默，或者被上面操控，或者被漠视。在德国，同样被精心导演的社民党下届总理可能的候选人盖哈德·施罗德和奥斯卡·拉方丹之间一直延续至1998年的公开竞争甚至通过一项宣布而大大增加了传媒的兴趣。两人公告说，将视其中一个候选人在本州的选举结果而最终确定由谁成为候选人。这一宣布同时也因对严格遵守交流纪律的理所当然的期待而使党内的争议偃旗息鼓。最后，这整个程序竟被称作是民主合法性的一种优越的新形式。
政党的矮化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等同于其政治上的无足轻重。但是，处于传媒法则压力下的角色置换给欧洲的老政党民主带来不确定的后果。
根据这一逻辑，为了保障重内容的务实政治的推行机会，甚至本身更倾向于基层民主的政治学家们也呼吁政党的战略交流领导人应独立于组织的意愿形成，从而使他们在传媒大剧院里能够行动、作出反应，并有望获得成功。而由于传媒对政治动议的极其短暂的反响每时每刻都要求政治在同样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回答，此外，这一回答又常常引起一连串快节奏的政治－传媒跨领域行动，受本党决议的约束而被捆住手脚的政治领导人便注定会长期遭受败绩。但由于这一点不可能符合并落实党所要求政策的原来内容的利益，因此必须实现政治目标的绝对命令和强调作为论辩组织的政党内的政治参与的绝对命令便形成矛盾。结论是，传媒民主中，这一矛盾只能在传媒民主的法则被遵守的前提下才有望得到解决。竞争政治体系最高职位的高层政治家只会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即有确凿的依据可以指望该战略能成功的情况下，才会愿意冒以下风险：以长期的“启蒙运动”抵抗目前的多数派意见，以期在过程的最后，更好的观点还是能够成为多数。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媒民主，即相互隔离的个人构成的大众口味之于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与传媒时间之于公共领域的统治地位密切相连。如果时间充裕，并且不存在压力，那么，几乎在每一群受众那里最后都能就什么是必要的、公正的、有久远生命力的、负责任的东西达成基本共识。而传媒时间交流的要求则有这样的倾向：抓住并强化最初的意见和情绪，最终简单累叠相加，使选项、论证程序和发展成为多余。即使重复的断奏在其序列中以某种方式表达了修正或学习过程，它遵循的也是与对话完全不同的规则，并没有给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程序留下什么空间。
政党民主跨传媒活动者的降格，是传媒时间统治政治时间带来的直接后果。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活动者，就不会有社会利益的形成以及社会的政治自我意识的出现。当活动者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表达了各种经验和期待，并将其转变成对政治体系的行动期待时，他们便不仅生产了这一政治体系的原料和基本能源，而且也生产了社会融合的一种团结纽带。因此，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交流时间的逻辑，在通常的政党民主中拥有双重稳固的中央地位的政党滑到了过程的边缘。原因就在于，为完成它们愿意并有能力做的在民主程序中进行政治中介这件事情，它们所需要的时间太多。由此，政党部分体现并使之成为可能的社会政治程序从能对政治最终产品发挥中心影响的渠道萎缩成某种事实。它虽然会继续受到传媒民主主要活动者的注意、追踪或利用，但是，一般而言，其范围仅囿于变得窄小的传媒权力游戏的界限内。
根据乌尔里希·普法费尔的论证，加速的当代社会所改变的时间维还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导致政党的边缘化。在科技、经济和服务业关键部门及领域工作的人由于职业原因备受时间压力困扰，再无精力和时间参与政治磋商和政党内意愿形成的极其费时的程序。因此，参与这一程序的越来越多的是时间富人，是那些地方政治家、教师、家庭主妇、养老金领取者、下岗的人和有意慢节奏生活的代表。不论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要求，还是因为他们有意选择慢节奏的生活时间文化，他们都有长期和持续参与政党生活的时间，而这正是获得影响和成功的前提条件。
时间富人和时间穷人所拥有的完全不同的时间文化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程序及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所决定。根据普法费尔的观点，因政党成员中各自特殊的时间选择而引起典型的不对称效果，作为群体组织的政党在社会中的代表性急剧减少。其结果是，必须关注社会中政治多数组织的政党战略领导层竟只能为本政党的边缘化而发挥主动影响。一旦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它们就会成为妥协政治逻辑的俘虏。这一妥协政治将长期妨碍它们跟上价值取向、利益确认和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变化。这样，政党战略领导人越是忠实于本党政治理念，就越难以专业的和灵活的方式，成功地推行政治多数组织的事务。按照这一分析，本应是社会和政治机构体系之间传送带的民主大众政党成了社会和政治权力之间的系统障碍。
不过，尽管这一观察符合事实发展，它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作出如何利用一个人生命中哪怕是极有限的时间资源的决定，最终依然只能依据文化或政治标准。对哪些活动而言剩下的时间会过于短促，完全取决于它。
政治的传媒化导致政治与终为其牺牲品的政治时间之间的冲突。政治程序时间缩短为传媒生产时间，便意味着政治程序中最重要的一段被切削。而这一段正好是体现了其民主质量的程序性构成部分。活动参与者之间的论辩型交流基本上不再出现，它让位给了政治高层代表及其顾问们自我矫正的一系列传媒考试。
政治解决方案的成熟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多数形成，另一个是考虑到各种利益和疑虑的旨在有效解决问题的战略方案的精确化。传媒时间则是表现主义，是随时刷新的实时性，对它来说，上一次提供的新闻已经不再是信息。传媒表现主义缺乏耐心，完全不能理解行动纲领的制定和多数形成的缓慢政治程序；它抓住传媒受众的初始意见，并通过突兀的证实予以加强。它要求政治与被传媒反映、关注和确认的受众在论辩起始那一刻的意见立即保持一致。在其影响范围所及，传媒强迫政治接受那种与民主制政治自我时间相矛盾的时间标准。
对政党的角色而言，在传媒民主中，改变了的时间结构在以下三个方面起着作用：
一、作为大型论辩和融合的组织，它们原则上过于缓慢，难以遵从传媒交流的表现原则；
二、它们主要对一些公民有吸引力，这些公民的职业和生活节奏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愿意将时间用于政治的磋商；
三、作为居间政治体系的中央权威机构，它们失去了作为政治融合手段的大部分意义，原因是，整个居间领域都滑落到了政治程序的边缘。
传媒民主时间结构的特殊选择性削弱了政党的角色，但还没有完全使它落到无足轻重的地步。传媒政治中介的强势地位切去了政治本身的中介程序的一大部分，但同时还没有使它归于无效。当然，政党也可以在改变了的时间结构内自我调整，以期经由新途径重新获得在传媒民主中的影响。除了彻底的美国化模式外，目前正逐渐形成一种欧洲政党民主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党通过重组其在公民社会中的交流方式，寻求新的影响，以便不让自己完全脱离中央决策程序。
但是，它们的弱点未来将明显地、无可挽回地表现出来。只要涉及在传媒交流动力的日常游戏中的迅速反应，只要涉及政治基本原则在国家政治层面的日常政治事务中的贴近实践的落实，而传媒交流又直接而且集中关注这一落实，它们的弱点便凸显无遗。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还没有出现能够在这两种行动领域中使政党重新获得其原有分量的改革项目。在未来，只要涉及具有人员的延续性和可靠性的长期程序，它们那既不能被政党的主要交流者的行动也不能被传媒民主的交流程序所替代的强项就会显示出来。这里，一方面关涉政治原则和重大政治的方向性原则决策，另一方面关涉国家政治、地方政治以及公民社会的交流和日常政治实践。从这一角度看，政党在传媒民主中尚能扮演的角色就其结果而言当然还不确定。
欧洲的政党边缘化是否会达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的那种程度，这一问题目前尚难定论。在公共的改革辩论层面上，或者考虑到通过相关的领导班子而事实上确定的用于组织实践的指导价值上，欧洲大众党中有三种立场相互明显区别：
第一种立场：基民盟1981～1991年选战总管和总干事彼得·拉敦斯基便认为，在现代交流条件下，欧洲传统型大众政党已经过时。由于基本的交流必须是由专业的顾问准备、由政治领导人负责并依靠巨大资金资源加以实现，因而，传媒民主内政党的成功最终只是取决于战略交流领导人的质量及筹集实现其计划的资金的能力。除此之外，能够锦上添花的至多也就是相关政党的官员对有特殊问题的公民提供咨询。在这一模式里，政党重新又成为韦伯所称的那种“机器”，因为，它们最终只是按照等级结构，由上而下贯彻中央制定的交流战略。党内论辩型意愿的形成、作为社会论辩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的参与、政党作为平权者——从他们的磋商中方产生出政党的政治战略——之间联合会的自我意识在这一模式中彻底消失。
第二种立场强调“现实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同样是在传媒民主的压力下致力于使政党的交流方式专业化，并且有时试图将其直接置于中央交流的领导之下，但依然继续要求成员的积极参与。成员的积极参与一方面表现在，在公民社会中通过自己对社会讨论的热心参与对在那里发生的意见和意愿形成影响，另一方面表现在继续在党内参与政治意愿的确定。这一意愿虽然对主要战略活动者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依然具有相当的个人分量。正如社民党秘书长弗朗茨·明特菲林2000年初在诸多要点上草拟的改革项目所显示的那样，这一类型的民主交流政党致力于实现一种双重战略。一方面，战略交流领导人和在公民社会中扎根的基层都能在交流的意义上得到加强，而另一方面，介于两者之间的政党组织等级制的高度复杂体、官员和机构之于意愿形成和政党形象的重要性被削减。即使这一模式完全有自己的机会，但迄今未能澄清的是，如何组织起对灵活的交流领导人和深入公民社会的政党基层均有效合理的关系，同时又避免在两者间产生紧张、不信任甚至陌生感。互联网交流手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助于减少原则上在这一政党观点中存在的紧张关系，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回答。
第三种立场来自对传统的捍卫态度。这一态度或者来源于认为传统的政党模式还能继续发挥作用这么一种观点，或者出于捍卫来之不易的、当事人不愿轻易放弃的居间政党组织地位的考虑。这种立场毫无疑问只会加速政党地位的削弱，因为，如果政党不能创造性地去适应改变了的行动条件，那么，传媒民主的逻辑终将取代政党的组织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