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日常有关政治的传媒产品的阅读和所有当代传媒民主大国有关媒介影响的单项调查报告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娱乐表演的强势地位已导致政治介绍的广泛非政治化，但奈尔·波斯特曼提出的原则性文化批评依然缺乏基础。毕竟，在电子大众传媒及其无所不在的预演的优势地位同其产品的信息空泛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对政治媒介结构的内容分析表明，媒介导演方式并非从一开始就排除信息和论据的尺度，而按照这一尺度，政治自身能以合适的方式得到表现。就对政治媒介表象的表演而言，问题并不在于表演，而在于表象。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只有空洞地关注规则和娱乐成分的导演自我满足，而政治及政治人士只是被利用来作为自己生产的起点。
缺乏重要政治信息内容的空洞表演艺术在当代传媒体系内最为普遍，并在政治的媒介自我建构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电视中，生产者既能成功地运用吸引人的方式进行表演，同时又能提供恰当了解相关政治实情特点可能性的产品已属凤毛麟角。成功的专栏、个别的脱口秀以及新闻节目证明，成功的媒介政治表演可以是媒介美学和政治实情本身逻辑的恰当合题。
媒介政治表演与其他美学产品一样，都有权提出本真表演的真实性要求和语言的及非语言的各类符号系统的多维性要求。但是，两者之间有所区别，那就是，它们在表演中试图表现的已有经验是可以跨越主观而借助事实加以验证的政治外部世界的事件。就此而言，它们是哈贝马斯沟通理论意义上的理性和艺术的混合物。因为，在两者内部的联系中同时出现美学表现成分和对信息的真实性及论点的正确性的要求。
因此，媒介政治表演也完全可以提出对理性的要求。它们在足够的程度上允许容纳与事实有关的信息，同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论理及论理过程的表达。以表演的程度与方式为一方，以事实信息内容的全面性与恰当性为另一方，两者间不存在消极的因果关系。如同在教科书和课堂里一样，有能力的中介人可以对相关材料进行教学意义上的缩减，以经过特别转换但恰当的形式为非专家介绍各项实情，媒介表演的形式也可以导向合题。其间，所表演的事情虽然在根本上转了型，但就其信息核心而言依然得到恰当的展现。信息娱乐绝非信息的敌人，相反，通过愉悦、引人入胜及情感参与，它可以让人了解对很多人来说原本闭锁的实情。这里蕴含着它的民主潜质。引起对共同议题的关注并发展出能满足这一要求的表现方式，这正是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此处，从民主政治角度出发提出的唯一一个关键批评点是：在导致关注的媒介产品中，这一议题是在足够的程度上继续以原貌出现，还是消解在媒介表演的假象中。产生后一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媒介系统的临时结构。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使其内容空泛，有吸引力的演出依然会受到受众群体的欢迎。
广义文化批评的弱点源于它拒绝在媒介表演规则的原则作用方式和商业化的传媒业日常的一般行为之间作清晰的区分。这一批评更多的是建立在已受到经验驳斥的前提，即：对其产品而言，大众传媒临时结构内的误导本身就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决定因素。然而，大众传媒内容空泛的导演是否的确只是确定了媒介政治交流的主要图像，或者，只要大众传媒按其规则行事，原则上就不存在出现适当媒介政治导演的可能性。两者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只能在传媒以外的地方找到多少讲求信息性和理性的公众。在第二种情况下，重要的则是，更有效、更有目的性以及更负责地利用传媒系统内部现存的空间，并寻求能够获得最大影响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是可以通过对媒介交流的有效社会导控得以实现的。
就此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方式，即传媒系统的活动者自己如何利用美学－实情合题的实际活动空间，如何运用原则上难以回避的那些规则，并致力于使如下两者都在产品里得到体现：传媒的关注法则以及与所报道事物有关的合适性。显然，以下四个关键因素对这一合题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传媒活动者必须具备媒介导演和理解政治自身逻辑的双重能力，从而能够掌握构成合题的两种成分的法则。
第二，他们必须具备意愿、责任感和能力，在两种领域的恰当合题中而非仅仅依据传媒关注的程度确认自己工作的成果。
第三，在机构层面上，最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经济学。只有在拥有充沛的时间用于调查和实现合题的情况下，才可能高效工作，并有希望获得成功。熟练的老手可以轻松地产生出具有快速导演特征的效果的快速综合。而对事情因果关系的精细调查，以及将其转换为可以在其中清晰显示出来的媒介产品，则需要大量资源和生产时间。
第四，如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首先是专业人员自己确定质量标准，并施加优质生产的社会压力。编辑部内的民主责任文化、对这一文化特别重视的公众，以及公民社会的动议能够加大这一压力。
因此，传媒交流的内容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交流文化，取决于社会为了使它在大众传媒中也得到实现有何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