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毛成、李海景、李洪顺、王建立。
伤逝
2009年8月20日夜，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办公室。
灯亮着，一沓文件摊开在办公桌上。他躺在桌后的简易床上，仿佛睡着了——就像是在无数个深夜加班中的小憩一样。一名工作人员走进来，提醒他时间太晚，该回家了。连喊三声，却没有应答。“也许，他睡得太熟了。”工作人员想。随即走上前去，想把他叫醒，却发现自己握住的是一双冰凉的手。
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10点突发心脏病离世，在这浓缩生命的16个小时里，毛成像往日一样忙碌：召开信访协调会、接待上访群众、加班研究卷宗……
奖杯和遗像摆放在一起——去世后4个月，南阳市信访局的李海景当选为2009“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就是这位人称“铁疙瘩”的信访科长，却在不惑之年倒在了工作岗位上。2009年9月15日，他加班到凌晨3点，第二天一大早，没吃早饭的他咬牙坚持上班。因为疼痛难忍，最终住进医院。在同事打来的慰问电话中，李海景扔下一句话：“我没事，别过来了，跟弟兄们说，要守好摊儿。”
这，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上访群众找到家里，他热情接待。他的手机从不保密，是上访群众随打随通的“热线”。他就是回族信访干部——南乐县群众工作部部长李洪顺。
2009年10月21日晚，在接待完两批上访群众后，李洪顺回到家里，由于心脏病突发，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得到消息后，上访群众代表抬着花圈到家吊唁。
2009年9月7日，王建立像往常一样上班，在连续接待了两批群众后，头痛难耐的他请假去了医院。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笑脸
信访工作听到的往往是哭声、怨声，更有做不完的琐事、难事。
记者广泛采访4位信访干部的同事、家人和上访群众后，眼前渐次清晰的影像却是：4位信访干部时常面带笑容，乐观开朗，心平气和中不失幽默。
毛成11年信访局长的最后人生之路，密布着工作的步点，连睡觉时也未轻松过。扫去路上时间的落叶，记者找到的却是他“快乐工作”的足迹。
“说了算，定了办，再大的困难也不变。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工作不完我不走。”在原阳县信访局，大家都对他的两句口头禅耳熟能详。
60岁的西吴庄村支书吴道进介绍，早先农忙结束，村里到处都是闲人，“要么打牌要么打架”。为此，毛成自掏腰包500元，买了大鼓、高跷，帮助村里组建了文艺队。
经过摸索，毛成还创立了领导接访承诺制，县党政联席会议周例会制、村级矛盾纠纷调解员日排查报告制、信访工作代理制等。原阳县信访局副局长张清林说，这些机制的核心是打开诉求通道、倾听群众呼声，使矛盾纠纷及时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基层。
采访与毛成、李洪顺、李海景、王建立接触过的群众，他们描述的第一印象都是“很和气、很亲切”。讲述他们的事迹，仿佛谈论一位邻居或朋友，但每到尾声，总有人泪如雨下——他们一直觉得这些“亲人”还在身边，蓦然想到，已生死相隔。
坚忍
4名信访干部中，年龄最小的40岁，最大的也才55岁。他们从事信访工作少的只有两年多，多的近30年，但面对形形色色的上访群众，他们始终做到一张笑脸迎人、一杯热茶待人、一句贴心话暖人。而在这些忍耐和坚持背后，是春风化雨般的耐心，是常人看不到的精神层面的负重攀登。
55岁的开封市信访局科员王建立从事信访工作近30年，是4位干部中“干信访”时间最长的一位，由此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接访艺术。
“老王，这事你帮俺拿个主意吧？”“王大哥，俺有话想和你唠唠。”“俺找王建立说，俺就信他。”在同事的记忆里，很多前来上访的群众常以这些话做“开场白”。
“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先了解来访意图，然后耐心解答，寻求解决办法。由于‘对症下药’，往往群众很信服。”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张柏松说，“他的办公室像个‘小集市’‘接诊室’，信访群众一批批进，一批批出，他从不厌烦。”
南乐县群工部部长李洪顺去世的消息传开后，近德固乡王村农民王自和一边擦着簌簌而下的泪水，一边给群工部的同志打电话：“俺们上访的能不能来吊孝？”
王自和说：“他当群工部长只有两年多时间，我每年找他10多次，通电话数不清。他几次到我家看望，还当我的‘导访员’，陪我到省里了解政策。”
2009年6月的一天，南乐县3个乡的100多名群众，租了4辆客车，要集体赴京上访。反映高速公路补偿低的问题。下午5点，李洪顺得到消息，迅速赶到群众集结地。
南乐县群工部副部长苏英杰回忆说：“群众坐在车上不下来，只答应派代表下车谈。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7点，李部长在车外站了14个小时。有些事代表同意，群众不同意，他就用电话同车上的群众沟通，挨个劝说。”
一些干部打不起这个“疲劳战”，建议采取措施。李洪顺开导他们：“啥时不要对群众做亏心事，不要怕群众闹，就怕群众不找。”
经过20多轮反复，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最终拿出了群众认可的解决方案。这22小时里，李洪顺眼没合一下。
因为土地纠纷问题，唐河县苍台镇的丁春显多年上访。为了摸清情况，李海景历时1年多，先后8次奔赴当地调查走访，直至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同事眼里，原阳县信访局局长毛成也是一个“耐力十足”的人：由于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多年的老毛病强直性脊柱炎愈发严重，腰也越来越弯。
尤其是2009年以来，病痛常折磨得他整晚睡不好觉。妻子几次心痛落泪，劝他换个岗位，他却说：“党培养这么多年，不是让我当逃兵的。”
在平凡琐细的信访工作岗位上，4位信访干部不为人知地默默坚持着，他们用心中跳动的理想和敬业的火苗鼓励着自己，温暖着别人，发出的光亮，搭起一座座心灵的虹桥。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他们没有耀眼的权力，只有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把信访群众当亲人，用生命履行使命；他们相继离开，但精神却如种子回归泥土，年年春风吹又生。
新华社记者张兴军林嵬
（据新华社郑州2010年4月7日电）
【讲析】
我们以沉痛且又自豪的心情读完这篇先进人物事迹的调查报告。标题是一篇文章的眼睛，是透视心灵的窗口，人们一看标题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主旨，这种明白显露的标题，是写好一篇文章的关键。例文的正标题是“4位信访干部的‘生命答卷’”，肩题是“为党分忧、为民解忧”，三个小标题是“伤逝”、“笑脸”与“坚忍”，大小标题满加起来不过25个字，看了这25个字对文章已了解得七八不离十了，而且这25个字写得又多么令人沉痛、令人自豪，又多么生动、形象、鲜明。
文章的开头写得异常鲜明、动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句话，即点明了文章的中心主旨，随后作者采用“比喻”、“烘托”的技法，对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进行解释。
末尾的两段文字写得更是十分精彩而又感人。作者使用了“比喻”、“排比”、“对比”等一系列修辞手法，表达了对四位信访干部的敬意。
至于文中，那生动感人的用语更是比比皆是。如“说了算，定了办，再大困难也不变。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工作不完我不走”、“我没事，别过来了，跟弟兄们说，要守好摊儿”、“但每到尾声，总有人泪如雨——他们一直觉得这些‘亲人’还在身边，蓦然想到，已生死相隔”、“他处理问题就像老中医看病，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啥时不要对群众做亏心事，不怕群众闹，就怕群众不找”等。
【例文10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正文略，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讲析】
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一篇具有鲜明性、准确性、生动性的调查力作和精湛名篇。在《报告》发表84年之后的今天，重温这篇巨著，仍被那爱憎分明的鲜明性、逻辑严密的准确性、精彩纷呈的生动性所深深感染和打动，在艺术魅力的花丛中令人陶醉了。
（一）鲜明——爱憎分明、主题突出
大革命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慑于国民党反动潮流，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并对农民运动进行种种责难。为此，毛泽东同志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长达32天的考察，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证，驳斥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上的反动阶级的无耻谰言，热情地支持和歌颂了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褒贬态度分明、是非界限清楚、爱憎感情溢于言表：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的罗网，朝着解放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段由比喻、排比、成语等构成的开头语，以高屋建瓴之势，满怀激情地赞颂了刚刚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同时，对压在农民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的各种恶势力进行了鞭笞，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
《报告》的鲜明性格还表现在它的主题鲜明集中而明白显露。在此文的开端，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赞颂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威力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这段话集中显示了作者的写作目的与《报告》的中心主旨，而且置于开端，以期开宗明义，唤起阅者对“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的关注。
（二）准确——材料翔实，逻辑严密
《报告》的准确性首先表现为策见的准确。所谓策见的准确，是指对复杂的事物要通过实际调查，做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分析，提出精辟的见解，以此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如在“革命先锋”一节里，毛泽东同志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对“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其透彻的剖析。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在第一时期内，对加入农会表示“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故而明确“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认为“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热情地称赞说：“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进而，以一位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的锐利目光提出：“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一伟大的政策主张。同时，由于作者大量使用了“设问”、“排比”的修辞手法，也使语言坚定、气势非凡。
事实准确是公文的生命。作者在“十四件大事”一节里，使用了大量的数字和具体事例，表述得都是那么翔实、朴素：“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二百万。”仅从以上片断，足见作者在引据事实上是多么严格、多么确切，没有诸如“左右”、“近一个时期”、“大概”、“差不多”、“基本上”、“可能”等词语。可见，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能做到这样吗？《报告》采用横式结构，将全文划分为八节。如前所述，第一节“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开头，简要地介绍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提出了调查的主要问题、结论和作者的观点。做到开宗明义、主题显露，这是全文的“纲”。最末一段文字，是尾巴，对十四件大事进行总结，明确提出：“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然后肯定地加以结论：“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同时，引用“叶公好龙”作比喻，揭露蒋介石等的假革命嘴脸，显然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结尾”，而是总括收束、画龙点睛，又是与开头一呼一应、一张一弛、一放一收、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