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在我离开前拦住了我：“你真的感觉还好？”
“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回答道，咳嗽将一阵尖锐的疼痛传递到了我的脑子里。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激动。要记得斯坦因博士是负责这里的主管，一不小心就会跑到他的黑名单上去，一旦被列上去了那等着你的人生就是地狱。”
“地狱里才没有像是自恋狂的嘲笑那样的狂怒者呢。”我嘟囔着，然后清了清喉咙，“是啊，你说得对，弗里德，我不该激动的，最近我都不太像是自己了。”
“你应该找谁去谈谈。”他简单陈述道。
他的评论一下子触到了我的内在警报器。警告！警告！我看了看手表：“哦见鬼！我必须走了，待会儿见。”
我怎么会彻底忘了呢？“自己把握关键。”当我走出单元时门把手对我说道。狂奔着穿过走廊，我算了下我会迟到大概10分钟才能到我的分析医师办公室。上帝啊，我的脑袋都要裂成两半了，而最糟的是我的分析师一定会解释我的迟到是反抗——说不定他是对的。我都快想不起上一次会议里都发生了什么，精神分析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对自己的分析要有强烈的情感，否则你就不是个分析师。可惜我就没有。这里一定有什么问题，或许时间还短了点，我只见了他几个月而已，而一个积极稳健的移情作用却需要一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有成效。接着这却再一次说明了，或许我对预约的遗忘正是移情作用的标志。或许是我得了些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也不能分析的人格障碍——甚至也许是更深层、更严重的问题。
平时我对这些想法会一笑而过，但是今天的我太脆弱了，抵挡不住任何质疑。“那不是我，”我对电梯门道，“是因为实习——环境压力太大了。”
“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打开的门发出嘶嘶的声音。
在我走进去之前我忽然意识到忘记检查上下箭头了。见鬼的！它是向上的，又一个大错。然后我想起了我将车子停在了后停车场里，而那里是乘电梯去不到的。大错中的大错。我迈开腿快速跑过大厅，奔向图书馆。每跑一步，我都能感到记忆对我的冲击。摩宾和杜伊就是我的记忆，他们俩一唱一和想要把我逼疯。真该死的，我已经疯掉了。看看我，我现在都已经出现幻觉了。但是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只不过是个精神分裂患者和没有记忆的人。
在我快速跑过图书馆时，电脑监视摄像头随着我转了过去，开开关关，一下看见，一下看不见。杜伊让我抓狂，因为我对他没有一点办法。每次当我自以为了解他时，他都会消失。前一分钟他还那样真实，但是后一分钟他……他……怎么说呢？不真实？如果他不真实，那他是什么呢？鬼魂？幻觉？机器？对——一台机器人，从另一个星球、另一个空间侵入的机器人，自带的程序是吸收我们这些俗人的思想。
图书管理员低着头，边看书边对我说：“你活在幻想里”。
这是个糟糕的幻觉。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一闪而过，闪得那样快，我都无法清楚地理解。我站在漆黑的街上，聊着天，或者做着类似的事情。然后这个场景快速消失。
斯坦因怎么会觉得杜伊很肤浅的？至少这小子很聪明！尤其在人性深度的问题上，不是么？但是如果涉及精神健康，聪明就算不上什么优势了。我们单元内有些最疯狂的病人都十分聪明，有的甚至极具天赋。有个人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一位聪明绝顶的商人，达到了常人评判成功的所有标准：金钱、权利、地位、创造力。但是每晚下班后，他都将自己锁在卫生间方便一下，花上一小时和粪便亲近。
有时候人就是如此不可理喻。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个人在一家精神病院门前车胎被扎漏了。当他换备胎时，他注意到有个精神病正在医院大门后盯着他。这让他有些不自在，并且不小心打翻了放着螺钉的轮毂，螺钉全都掉到了下水道里。“真见鬼，我现在该如何是好？”那个人沮丧地说。
“你干嘛不从其他三个轮胎上每个卸下一颗，然后放在备胎上？”那个精神病患者喊道。
“真是个好主意。”修车的男士说，“你为什么要待在精神病院里啊，看起来你很聪明啊。”
“嗯，”病人回答道，“我只是疯了，但是并没有傻掉。”
在楼梯底层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塑像打断了我的思路“可能你的病人正努力自我治疗”。
现在出现了医学之父的一个理念。可能杜伊正故意沿着公路行走，这样他就能被发现，当然他并没有清楚的计划，他是在无意识地寻求帮助。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患病程度最严重的患者，一定会有内在的自我康复动力，只不过有时这种动力表现为寻求他人的帮助以作为转变自我的力量。如果这种动力哪日消失了，那么战斗就结束了，而你是输家。杜伊会陷入记忆和人格缺失可能也是为了治愈所做的尝试。健忘症可不只是对痛苦记忆和情感产生的巨大压抑，还是能将往事一笔勾销并且给你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就像我小时候的神奇书写板一样。我用铁笔在上面涂画，当我不喜欢一幅画时，我会掀起塑料膜，所有痕迹全部消失，然后重新开始。
外面出奇地冷，寒风凛冽，天空灰蒙蒙的，我立起衣领快步走向汽车。“分析师必须清除所有记忆、欲望和理解，然后才能处理病人”这到底是谁说的？彼翁？
还有几步就到了。见鬼，真是太冷了，现在还无法抵御冬天的寒冷，钻进新星车里终于让我从寒风中解脱出来。
我必须承认斯坦因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可能杜伊真的用他的健忘症为自己虚构了一个安全的世界——一个没有姓名、没有身份的世界。没人能接触你或者伤害你，因为那里不存在任何人，那里是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但是在无名的面具下面也可能会藏着真实的身份，他没有告诉我他是谁，这可能是个无意识的考验，我在进入更深层次了解他前必须要通过这个考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呢？他是不是要我不断地找出他是谁，或者只要不打扰他，他便会信任我。或者这两个考验都有？可能是两个考验都有。患者总是让我们医生左右为难，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那些双重限制是危险信号，说明治疗已经影响到了重要的无意识冲突。
乔恩在保安亭对我挥着手，可我已经没时间闲聊了，不过我还是停了下来。亭子的小门紧紧关着，乔恩把脚搁在便携式取暖器上歇息着，书摊在膝盖上。我真嫉妒他——躲在他自己小小的保护罩里，与所有一切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在取暖机旁。我为什么不也找份这样的工作呢？
“向你问候和祝贺，霍顿博士！”他说着打开了门的上门板，像是玩偶盒一样伸出了脑袋，“怎么说呢，你这种状态不太多见啊。”
我厉声道：“你知道的，我对别人评论我的存在状态很厌烦。”
迁怒，这是再熟悉不过的防御机制了，我真憎恨自己竟然把自己的挫折发泄到乔恩身上。
“我，我，今天有点儿过敏，我们都是，对吧？”他说着，看上去我的攻击没影响到他。
“对不起，乔恩，我今天很糟糕。”
“每天都是或糟糕，或愉快，那得看你自己看待它了。”
“是啊，说得对，我想在变好前恐怕还得再变糟些，如果真的会有变好的一日来临的话。”
“真是温暖我心的乐观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高兴点吧，托马斯，你没看新闻吗？”
“没有，有什么新闻了？”
“有降雪警报，而且他们说可能会是场大雪。我喜欢暴风雪，因为它能将官僚主义吹停。”
“真是太棒了，”我嘲弄道，“要是我能有朝一日甩开该死的工作的话，我就出去堆个雪人。”
“要这么想，”乔恩回答道，“它们能让你早点回家。”
“那就祝我走运了，我会带点雪到楼里的。唉，虽然我还想再说会儿，但是我预约要迟到了。待会儿见了。”
“别了，忧郁王子。”我边开走，乔恩边说。
一场暴风雪，我无法确定这是一次冒险还是一场受苦。小时候我根本不讨厌暴风雪，这只能说明我现在变老了。如果我真被风雪困在医院该怎么办呢？这听起来就像是让幽闭恐惧症[1]患者去公园散步。我将不得不整夜和我的病人待在一起，摩宾和杜伊，可能我还会和他们睡在一起。这是不是很光荣？但是以前已经有人做过这种事了。有几位叛逆的心理学家已经尝试与他们的病人共处一室，甚至要求患者到他们家里。想象一下这件事。摩宾和杜伊和家人坐在餐桌旁？劳驾，理查德，能把鱼递给我吗？
当我沿着盘绕山顶的路开车时，突然想到一个想法，也许需要对杜伊尝试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可以让他放下防卫，帮助我找到他是否在说谎的方法。就这么办！测谎测试怎么样？在二楼有个精神心理学实验室，我在研究所参加过很多这方面仪器的培训。我现在要找个理由把杜伊带出单元。
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呢？人的记忆怎么可能和人格分离，但同时却能记住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基本能力？人类的思想真的有那么强大、那么精密吗？人需要历史。当然，构成个人历史的因素具有很强的主观特点。如果有十个人描述我的历史，包括我自己，我们会讲出十个不同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会有重复的部分，但是我保证基本主题会各不相同。那么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历史？可能“历史”这个词本身就不正确。这个词听起来客观性太强，就像是悬在头顶的摄像头，一丝不苟地记录你的生活。不不，这应该是一个更具主观性的事情。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想从经历的纷繁琐事中理出头绪，我们在无数的碎片中寻觅，并且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叙事，里面有好故事所需的所有元素——情景、衬托情景、角色、发展、高潮、结局，里面的虚构和事实一样多。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格创作，取决于我们是谁，而且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省略的部分。我们不会记得所有事，我们已经忘记——更准确地说是已经压抑了——很多重要的部分。故事中的我们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漏洞百出。
杜伊就是个巨大的空洞。
我很想知道失忆症的痛苦是什么样的。小时候，我有一次从秋千上摔了下来，摔到了头，反正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事实上，我不记得我是摔跤了，我在秋千荡到最高处时跳下来，看看我能飞多远。我这么干很多次了。可我就是记不起那次意外。这是一种逆行性遗忘，脑外伤让大脑在事故发生前已经提前打乱了记忆储存。但是也有种顺行性遗忘，你会在意外之后无法建立新的记忆，我记得读到过一个人在遭遇车祸之后过去的记忆毫无影响——只是他无法再记住新的记忆了。医生会让他看个有趣的故事，他看完时会笑出来，几分钟后医生又把故事给他，他看了后又笑出来。医生不断重复这件事，他每次都能笑出来，因为这个故事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他不记得几分钟前的事情，这个人随时都在忘记。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大脑病变，例如老年痴呆症。经过数月，你会渐渐忘记所有事情——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爱的人、你自己。毫无疑问当你意识到自己的思维逐渐分裂、你的身份逐渐消失时，你会产生抑郁心理。这很有意思，但是在晚期抑郁会加剧。你的大脑支离破碎，最后你甚至无法感觉到你的大脑在崩溃。
我的后背阵阵发凉，这个想法太可怕。
我转向分析医师的道线，他的房子在山的这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高山。我的心理分析医生很幸运，不只是因为他住在医疗中心附近，他可以在那里做兼职教授，还因为他拥有一流的房产。有些人的人生真是风调雨顺。
一位开着梅赛德斯-奔驰的女士从我边上开过，与我相向而行。她看起来有满足感——有些空虚，但是满足。我本打算摇下车窗，向她挥手并大喊“嘿！心里舒服了吧？”但是我没有，毕竟这是分析师的房屋，这可能是他妻子。在家办公感觉应该不错吧，出了卧室就是办公室。当然，你需要费心考虑如何对付那些想要成为你的儿女或配偶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病人——或者那些特别想知道你的如厕习惯的强迫症病人。一定要挂好挡帘。
我为什么要来找精神分析师？我告诉自己，这是训练的一部分——经历病人将要经历的事情，对自己的神经更了解，这样才不会影响我的临床工作。但这个理由充分吗？是真正的原因吗？这可能是一种防御。有时候我必须成为病人——真正成为病人，而不是寻找信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工作很难继续展开，我必须放手，向心理分析的治愈过程屈服，而不是像一个只有好奇心而不全心投入的业余爱好者那样没有章法。至少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讨厌这样，虽然他给了我优惠，但我还是讨厌为此掏钱，我讨厌要在已经排满的日程表里还要挤出数小时做训练。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我讨厌和其他人讨论我的问题，暴露我自己，变得薄弱易受伤。有些人说他们喜欢做分析，但对我而言是件累赘事，是我不得不做的事。可能这是我的问题——强迫、超过预期的成就、宏大的雄心，可能在我的分析中成功的迹象便是让我自己停止。
我在候诊室里没看到其他的病人。怎么会那样呢？那个人在我进来前从我不知道的侧入口离开了？或者是从窗户走的？每次我到的时候，我都发现在垃圾箱里有抽完一半的烟头，那一定是他开着奔驰的妻子留下的，如果她吸烟的话。弗洛伊德会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