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的思想家
萨特是一个写作非常勤奋的人，他从来不放松自己，工作时总是坐在硬椅子上，从不坐有扶手的安乐椅，也从不躺着看书。为了提高写作速度，他还大量服用兴奋剂。但他又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的工作速度惊人，他总能找出时间旅行或度假，享受喝咖啡的乐趣并不停地演绎风流韵事。
萨特身材矮小，4岁时的感冒使他右眼几近失明，肌肉的协调能力也丧失，后来他的脸上长了许多麻子，萨特把自己描绘成“癞蛤蟆”。他有意识地锻炼肌肉，学习拳击，培养富有魅力的人格。由于拥有一副好嗓音、不俗的谈吐以及丰富的学识和幽默感，他总能博取漂亮女人的青睐。让萨特更加出名的是他和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娃的关系。 1929年，波伏娃和萨特同时参加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口试成绩萨特第一名，波伏娃第二名。这次考试首次将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再也没有被世人分开谈论过。波伏娃和萨特是一对没有婚姻的终身伴侣，他们是契约式婚姻的实践者。
1929年时，波伏娃20岁，萨特23岁。某个午后，他们一起看完电影，萨特对波伏娃说道：“我们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契约式婚姻宣告诞生。萨特解释说，两人不必结婚，但又是亲密的生活伴侣，真诚相爱的同时，各自保持着爱情的独立自由。不久，他们又达成了另一个协议，“双方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即是说他们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毫无保留地告知对方，双方都有爱其他异性的权利。这两个协议，他们竟然执行了一辈子。
萨特不赞成结婚，主张两性关系的多伴侣化，反对婚姻的静止性，多方接纳来自异性的诱惑。他希望与波伏娃共同建设一种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相互给予的超越传统的爱情关系。萨特曾经跟波伏娃说过，“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波伏娃说道，“我们两人的观点一致。”波伏娃还说过，“我们毫不怀疑地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自由是我们惟一遵循的原则。”
波伏娃是个双性恋者，她的一个女学生曾经是她的同性恋对象，据说这个女学生也同时是萨特的情人，三个人共同享受爱情，却互不妨碍。波伏娃和萨特一直租住在巴黎的旅店里，但并不同房居住，一个住楼下，一个住楼上。生活也是有分有合的，既有在一起的时间，更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就是没有长期同居过。而且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各自买了房子更是各住一处，只不过相距很近。可他们的爱情关系处理得很好，50年的相处只有一晚在不和中分手。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1986年4月14日，波伏娃逝世。两人的遗体同葬在蒙巴纳斯公墓。在萨特和波伏娃协议契约式婚姻70年后的1999年，这个国家通过了一项“亚婚姻”立法：男女只需正式办理契约合同而不用办理结婚手续，即可以成为契约式生活伴侣。据说，今天法国已有数万对这样的亚婚姻生活伴侣。这种介于婚姻与同居间的新型爱情关系，真可谓是萨特和波伏娃当年的契约式爱情的回声。
不安分的政治活动家
萨特年轻时并不关心政治，这在具有优良政治参与传统的法国知识分子中较为少见。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左翼大都参加社会党或共产党，右翼则多有宗教信仰。萨特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和党派倾向，也不根据政治态度来交朋友。但不经意间，他交的朋友几乎全是左翼的知识分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后，萨特被征入伍。战场上的见闻和被俘后的经历使萨特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政治态度。回到巴黎后，萨特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小组，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后来他又参加法国共产党的抵抗组织，为反法西斯斗争做了不少的贡献。
战后，萨特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提出作家应当通过作品介入政治。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战后萨特站在左派的立场上，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他发表文章批评当局，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呐喊助威，他还前往苏联、古巴和中国进行参观，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看法。
后来，萨特的祖国——法国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萨特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自己的祖国，他参与签名支持一份名为《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还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反战文章。这些行为招来了当局的严重不满，法国政府禁止萨特上电视或者广播做节目，还没收了好几期他主编的杂志。更为恐怖的是，法国右翼还组织了5000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示威，高喊：“杀死萨特！”当时许多法国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也视萨特为叛国者。他去饭馆时，不少顾客对之表示敌意。一些极端的右翼分子还在萨特家进行爆炸，不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萨特没有被这些威胁吓倒，他持之以恒地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斗争直至这一天最终到来。
此外，萨特还参与了对越南战争的审判、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等诸多政治活动。直至他去世之前，萨特都保持着自己对于政治积极干预的态度，为世界和平、民主的真正实现而斗争。
萨特死后，法国总统希望为他举行国葬，但遭到了波伏娃和其他朋友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违反了萨特生前的遗愿。1980年4月19日，萨特葬礼举行，法国民众自发为萨特送葬，人数达五万之多，多数是年轻人，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人的海洋。送葬过程中，人们情绪激昂，但秩序井然。不仅令人感慨，萨特让自己的去世变成最后一次辉煌的政治活动。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著名的命题被萨特看做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个命题实际上即是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以往的思想家总是想当然地为人规定出本质，譬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受欲望支配的动物、人是机器等等。但在萨特看来，这些都只是对人某一方面特性的概括，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人可以是受欲望驱动的，也可以严格控制自己的欲望。人世间形形色色的人有成千上万的区别，怎么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将人的本质概括出来呢？萨特认为，人首先是一个单纯的自由的人，人的本质、人的其余的一切无不是在后来人自己选择出来的。而其他事物则不一样，以剪刀为例，在剪刀被生产出来之前，它以及就被赋予了剪裁的目的和功能，因此剪裁是剪刀的本质。但人不一样，一个人成为商人、政治家、体育明星这些种种可能都是由他后天的选择决定的。因此人的本质是人选择出来的，是人活出来的，自然是后于人的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萨特特别强调人的自由。他说：“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那上帝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认为人总是自由的，因为人总是在做出选择，人生不断地给予每一个人选择的机会，即便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二战期间，有一位青年给萨特写信，国难在即，但家中的老母亲又孤寡一人，他不知道是该上战场去为国效力还是留在家中照顾母亲。萨特给了他一个在常人看来算不上回答的回答，他说：“你是自由的，因此，自己去作出选择，也就是去创造自己吧。”因为在他看来，不论是英勇的抵抗德国人的游击队员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而不去抵抗的普通人，他们无不在自己进行着选择，没有也不应当有一个普遍的道德要求来限制人，一切都由自己决定。但自由并不意味着任性，萨特认为，虽然人是绝对自由的，但是人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绝对地负责。而且正是因为你的选择是自由的，你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奴隶是不需要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的，因为他没有自由。对于那个青年来说，如果他选择了上战场，他能成为一个英雄但也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如果他选择了留在家里，他照顾了母亲但却有可能被人责骂是懦夫。因此，自由并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由于我们始终要承担一切后果，自由也就变成人生痛苦的源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