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才资源都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竞争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因此，人才流动是人才学研究和人才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战国时人才流动的规律，他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人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贤人君子的得失去留不仅会影响一个政权的轻重强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政权的存亡。同时，人才流动也是人才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它可以促进人才结构的合理优化，减少人才的积压、浪费，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国家汇集智能资源，发挥智能优势，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因此，认真研究人才流动问题，努力做到人才流动的合理、有效，就成为当代人才学的重要任务。
一、我国古代的人才流动与政权盛衰
1.人才西流与秦国的强盛
从春秋时期至战国初年，秦国因君位争夺，“国家内忧”，发展较慢。三晋攻夺其河西之地，“诸侯卑秦”。秦国远居西方，“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山东六国看不起它，甚至不让它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将它当做“夷翟”之邦。秦穆公立志强国，采取了吸引与利用外来人才的政策。他了解到晋国送给也的陪嫁奴隶百里奚本是虞国的贤臣，中途逃至楚国，于是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其人秦，授以国政，人称“五羧大夫”。不久，又采纳百里奚等人的建议，“西取由余于戎”，“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十二，遂霸西戎。”成为西方霸主，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时期，秦孝公十分效法穆公的经验，继位不久就面向天下各国发布了一个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明确表示，欢迎“宾客”即国外人才出“奇计”振兴秦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商鞅离开魏国，西入秦，协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经过十八年的努力，“乡邑大治”，“秦民大悦”，“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使秦国雄视天下，为秦灭六国打下了基础。
从此之后，吸引和重用外来人才成为秦国的一个传统。而出身六国的人才看到秦国治理有方，国力强盛，前途光明，也纷纷西人秦寻求发展的机会，于是出现了一个人才西流的趋向：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念诸侯莫可事”，“乃西人秦”，“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为秦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魏国人范睢在本国无故受刑，差一点死于杖下。于是变易姓名，逃奔秦国，被任命为秦相，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生于楚国，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征得荀子同意，“西说秦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依靠外来人才，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秦国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
2.楚汉相争与“天下之士云合归汉”
项羽、刘邦楚汉相争，实力悬殊，胜负未决。而决定其双方生死存亡的正是几次人才流动。《资治通鉴》记载说：
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韩信拔于行阵而建上将；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争进奇异，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节，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举秦如鸿毛，取楚若拾遗，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
这段记载主要分析了“天下之士云合归汉”的原因及其结果，其中陈平、韩信离楚归汉可是说是当时人才流动的关键。陈平“家贫，好读书”，少有奇能异智。诸侯反秦，他先是投奔魏王，魏王不能用其策，故离魏归楚。“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奇士不能用。”陈平“闻汉王能用人”，故离楚归汉，通过魏无忌求见汉王。刘邦拜陈平为都尉，令护军。周勃、灌婴等对此大为不满，说陈平“居家时盗其嫂”，近来又“受诸将金”，乃“反覆乱臣也”。刘邦召魏无忌进行责问。魏无忌认为，当时楚汉相争，你死我活，急需的是“奇谋之士”，主要应该看一个人的能力是否对国家有利，而不应过多地追究其行为品德。刘邦通过谈话调查，了解了陈平的突出才能，于是对其更加信任。从此陈平成为刘邦身边仅次于张良的谋臣，曾七出奇计，协助刘邦夺取了天下，并在刘邦去世后与周勃等人一起平定了诸吕之乱，稳定了汉朝的统治。
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后又曾受胯下之辱。曹操称之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秦末，他先是投奔项羽，项羽以其为郎中。韩信多次提出奇谋异计，项羽皆不用。韩信发现，项羽虽然叱咤风云，“千人皆废”，但不过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而且为人残暴，“所过无不残灭，百姓不亲附”、“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而他也弃楚归汉。
但至汉之后，官不过督尉，只管粮饷，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韩、信与其他逃兵一样，不得不再一次逃之天天。萧何经过了解，认为韩信“国土无双”，要夺取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于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并向刘邦竭力保荐。刘邦筑坛拜将，充分发挥了韩信在灭楚兴汉中的巨大作用。
汉高祖刘邦也曾总结过战胜项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三不如”的著名论断：“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正是由于邦善于用人，在楚汉战争中才出现了有利于刘邦的人才流动，不仅得到了陈平、韩信，还得到了举足轻重的武将彭越、黥布，以及文臣谋士郦食其（音异机）、陆贾、萧何等，出现了天下之士云合影从，离楚归汉的大好局面。“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从而使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
3.三国鼎立与曹操的得人之盛
处在群雄纷争的三国时代，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仅君在择臣，臣也在择君。比如董卓一上台就用了不少名士，袁绍、刘表等也注意学习战国的“礼贤下士”，但他们在得人、用人方面却都是失败的。相反，在几十年的斗争中，却连续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曹操从他的敌人那里得到了不少人才。
曹操的重要谋臣荀或、郭嘉都曾被袁绍罗致，袁绍“待或以上宾之礼”，但“或度绍终不能成大事”。郭嘉更明确地说：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因此他们先后离开了袁绍，投奔了曹操。曹操得到了荀或，认为是“吾子房也”，把他比喻为张良式的人物，信任备至。曹操与郭嘉共议天下大事，高兴地说：
“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对曹操也十分崇敬，说：“真吾主也。”君臣相得，如鱼得水。
袁曹相争时，关中诸将中立观望，凉州牧韦端派杨阜到许昌去探听消息，回来后，关中诸将问：“袁曹胜负孰在？”杨阜回答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杨阜这段话对曹操的路线政策和用人之道都给以充分的肯定，认为曹操在这些方面都比袁绍高出一筹，对关中诸将改变态度起了重大作用，而他自己后来也投奔了曹操，为曹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表死后，从荆帅归顺了曹操的王粲曾经谈到豪杰、奇士离开袁绍、刘表投奔曹操的原因，他说：
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并力，此三王之举也。
陈琳原来在袁绍手下，替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把曹操的祖孙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其语言之刻毒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见到这份檄文时，因头痛卧病在床的曹操一跃而起，气得出了一身冷汗。但袁绍失败后，陈琳并不担心会被曹操杀害，先是替曹操当说客，劝说袁绍之子袁尚投降曹操。后来他自己则真心实意地投降了曹操。曹操问他：“卿昔为本初（袁绍字）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至其身，何乃上及父祖也？”陈琳当面谢罪，说当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也不追究，任命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以后的军国书檄，多出自陈琳之手。陈琳还成为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人才流动，在三国当中，曹操得人最多，号称谋臣如云，战将如林，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这些人才的才能与智慧，为他削平群雄、统一北方作出了重大贡献。
4.唐初政争与唐太宗的“一朝天子几朝臣”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绝大多数帝王用人的基本原则，而唐太宗用人却彻底突破了这条原则，实行了一条相反的原则：一朝天子几朝臣。这是唐初政争中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也是唐太宗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朝刚刚建立不久，唐太宗李世民就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了。
中央政权。当时，可以用来巩固唐朝统治、建功立业的力量主要有四部分人：一是唐高祖李渊遗留下来的中央政府班底；二是原来李世民秦王府的功臣亲信；三是与李世民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四是原农民起义军将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
李渊出身于名门世族，他夺取天下之后，主要通过广封宗室贵族和网罗各支世族地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他先后起用的十二个宰相中，六人是皇子、妻族，六人是历代皇族后裔和世家大族。唐太宗上台后，立即实行了一条新的用人路线。他认为广封宗室不利于天下稳定，下令将宗室郡王降为县公，只有立有战功的几人不降。对皇室成员也实行论功行赏的原则，要求他们为国立功，有所作为，而不应坐享其成。对于隋朝与武德年间的大臣也不是一概排斥，对那些徒有虚名的高官显贵，唐太宗坚决罢免；对那些真正有的人则是努力争取教育，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比如裴矩、封德彝、萧禹等后来都成为贞观年间的重臣。
如何对待原秦王府的功臣亲信，这是李世民即位之后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这些人对李世民忠心耿耿，效劳卖力，不愧为李世民的中坚力量。但唐太宗认为，自己身为天子，不能只信任自己的老部下，不能只用旧属，不用新人。因此，对原秦王府的旧部下，唐太宗也是唯才是用，像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先后被任命为宰相，尉迟敬德等人也都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功劳不大、才能平平的人，唐太宗却不予重用，包括房玄龄讲情他也不采纳。他说：我身为天子，必须至公无私，用人不能分亲疏远近，“唯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对于原来的政敌，唐太宗也不是斩尽杀绝，而是区别对待。
对于其中具有军事、政治、经济才能的人则是努力争取、安抚尽量化敌为友，充分发挥其作用。比如魏征，早年参加过瓦岗山农民起义军，归唐后成为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并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只因李建成优柔寡断，让李世民抢先夺了权。唐太宗上台后，追查李建成的亲信，发现了魏征这一上书，唐太宗抓住魏征，问：“你为什么为建成出谋划策，与我敌对？”魏征说：“人各为其主，可惜建成不听我的劝告，否则今天胜负成败尚未可知呢！”唐太宗发现魏征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刚正不阿，是一位治国的良才，于是不计前嫌，先是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后又提拔他为宰相，使魏征成为贞观年间的一代名臣。
对于投靠了自己的原农民军将领、少数民族领袖以及来自民间的拔尖人才，唐太宗也予以信任，放手使用。比如，勇武过人、战功累累的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等本是曾与李唐拼死相争的瓦岗军将领，后投靠唐朝；张亮、马周、杜正伦等人是出身寒微的民间人才，阿史那杜尔、黑齿常之、契苡何力等则是骁勇善战、忠心耿耿的少数民族将领。他们在巩固唐朝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因为唐太宗突破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界限，不计前嫌，不分贫富贵贱，不讲华夷之别，这才顺利地完成了唐初政争中军事、政治人才的合理流动，组成了一个能力卓著、效率突出的中央统治集团。他们不愧为一批洽世之能臣，是实现贞观之治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