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家乡——一个北方的小县城，独自来到省会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县城公务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那种一潭死水的日子让我痛苦不堪。我在28岁的时候已经能够预见到自己82岁时的生活情景。这里每天的生活一成不变，我决定离开。
离开县城前的那一个月，我夜不能眠。每天夜晚，我都会跑到县城郊外的一条街道上散步。黄昏时分，那条没有店铺的街道异常嘈杂。街道两边空旷的土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唱卡拉OK的人。那些变调而高亢的歌声在县城郊外辽阔的天空中荡漾，常常惹得周边的狗群长声吠叫，相互应和。到了夜半，这条街道就会空无一人，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路灯将我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又变得很短很短。路边偶尔会响起几声蛙鸣、几声鸟叫，像划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让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犹豫了一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座小县城，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是否能够找到工作。
10年前的今天，我的身上只装着200元钱，踏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那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在那座小县城里工作了5年，五年的积蓄仅有6000元钱。然而，不久前，做农民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而且我还举债几万元。那几万元的外债，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足够我用一生来偿还。
怀揣着淘金梦想，我离开了家乡。那一刻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自己出去后必须取得成功，我无路可退。
那辆残破的长途汽车载着我，和一车散发着脚臭汗腥的淳朴老乡，一步步地离开了家乡。我回望着愈来愈小的县城，回望着那些静默的村庄，泪眼蒙眬。
此去，不可预知。
当天黄昏，长途汽车将我拉到了火车站。
火车站的每个白昼都异常喧嚣，人流如注，几乎每张嘴巴都在说话，没有说话的也在吃东西。车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乘车的和送人的，脚步匆匆。从这些人群的夹缝中穿过，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狐疑和戒备。光着上身、身上刺着青龙白虎的男子，穿着吊带装、奶子摇摇晃晃的女子，不时在人群中闪现；另外，还有端着破碗、瘸着双腿的乞丐；惊魂未定、穿着破旧衣衫的少年；大腹便便、神情不可一世的仿大款；破帽遮颜、挑着蛇皮包装袋的民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各色人等，怀揣心思，将自己的想法紧紧包裹；将自己的钱袋偷偷捂紧；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那天晚上，我饥肠辘辘，坐在火车站边的台阶上，耳朵嗡嗡作响。汽车引擎声、人群说话声，让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黏粥。我清晰地记起了看过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王启明和妻子来到了美国，他们在飞机场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悄悄地说：“我们掉进了大海里。”那一刻，我真的就像掉进了大海里，孤立无援，连一根稻草也抓不到；后来，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
这座城市我一点儿也不熟悉，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机会。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看着倚靠着蛇皮袋子、打着扑克的农民工，我感到他们比我幸福得多。他们有同伴，他们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浪和危险，而我只能单独作战。我的委屈无人知晓，我的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那几天里，我一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广场上游荡着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捧着一大推陈旧的报纸在叫卖，两毛钱一张。农民工们买到两张报纸，对接着铺在地面，然后躺上去。我也买了两张，像他们那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包紧紧地抱在胸前，那里面装着我的毕业文凭、获奖证书和出版的两本书籍，那是我幻想着在这座城市里得以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的广场开始的。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静息下来，而我的心中却狂澜万丈。我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是什么，能否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如果不能生存，我该怎么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一贫如洗，举步维艰；我想起了以前受到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磨难；我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会再回到那座小县城。
黎明时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大呼小叫。人们爬起来，手中捏着破报纸，争先恐后地跑到店铺的屋檐下躲雨。这种闹哄哄的情景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了找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看到一辆公交车开来了，很多人跑过去，我也跑了过去，坐上了这辆公交车。我不知道这辆公交车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没有吃饭，但是感觉不到饿。在来到省会城市的几天里，我每天只吃两个烧饼。那时候一个烧饼两角钱，两个烧饼四角钱。我依靠每天四角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度过了打工的初级阶段，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公共汽车一路摇晃着，穿过了一座座安装着玻璃窗户的高楼大厦，那么高的楼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穿过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马路，马路边是衣着光鲜神定气闲的城里人；穿过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比我生活了多年的县城要大很多倍。公共汽车停了下来，到了终点站，我最后一个走下车子，发现这里已经是郊区。很多天后，我才知道那是南郊，这座城市里很多菜农居住的地方。
要在这座城市生活，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居所。我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巷子，一家家打听是否有房子出租。我一口佶屈聱牙的普通话让这些房东们似懂非懂。他们挥挥手臂，像轰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了我。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态度和蔼的房东，但是他要求必须先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元钱。我身上仅仅200元，如果交了房租，我连吃饭坐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只好放弃。
我在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像一条流浪的狗。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让我羡慕，他们的脚步通往家庭或者单位的方向，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亲人或者工作在等着他们；而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家旅社，很小的一家旅社，门口还有“文革”时代留下的大红油漆刷写的字迹，一边是“革命无罪”，一边是“造反有理”。门口有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树木，阳光照在树梢上，洒落一地细碎斑点。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缝着眼睛看着从巷口走过的人。他是这家旅社的老板。
我走了进去，在这家旅社住了下来，睡在通铺上，一晚房费5元钱。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通铺这种居住方式了，从房间的这边一直到那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一个瞎子，两个20多岁的青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老人是捡拾破烂的，那个瞎子是给人算命的，两个青年是刚入道的小偷。他们总是在半夜出去，黎明时分才回来。
旅社登记室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名小偷。这名小偷对外说自己是出租车司机，要了解这座城市的道路。而我则在寻找哪里才有工作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这座城市坚硬的墙壁上四处乱碰。我找过小学校，找过废品公司，找过饭店……而这些单位都毫无例外地拒绝了我。
有一天早晨，我在旅社客人留下的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招文员，公司在东郊。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走出了旅社。我是大学毕业生，还出版过书籍，我想自己是文化人，应该能够在文化传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当时，省城的公交车是上车一元。为了省下五个烧饼的钱，我跟在公交车的后面跑。我跑得气喘吁吁，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还有交警跟在我的后面跑，跑了几十米后，看到没有什么情况，他们就停下了脚步。
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又热又渴，路边有一个水龙头，几个女子在旁边洗衣服。我跑过去，顾不上难堪，伸头咕咚咕咚喝了一气。然后，继续向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