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日本和欧洲都已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因为“富不过三代”已成为普遍现象：创业的老子，花钱的儿子，要饭的孙子。根据统计，在美国，家族企业到第二代能够存在的只有30%，到第三代能够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后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家族企业，成功地演绎了“基因·营养”和“知识·财富”的完美传承，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和丰田家族等。
中国人一直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手心手背都是肉”。可喜的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比如股权制度、分权制度等可以帮助家族企业避免分裂，为“诸子继承制”的延续创造了条件。在中国，有的企业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家族成员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有监督权，但无决策权；董事会有决策权，但无经营权；理事会有经营权，但无决策权。最为关键的是监事会对企业资产有所有权，但无处分权——只能继承，不能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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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穷人”活得像富人，有的“富人”活得像穷人
两个穷哥们说：“等咱有了钱，豆浆一次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看来，人一有点儿钱就想“烧”钱，又喝酒、又买车、又买房。或许，他们只是“卡奴”、“车奴”或“房奴”。然而，不用点钱撑出个脸面儿来，心里难受。
穷人，一旦成为“大头症”、“败家子”，便活得像富人；然而，富人，一旦成为“守财奴”、“吝啬鬼”，便活得像穷人。
在果戈理小说《死魂灵》里，泼留希金形似乞丐却实为富豪，拥有1000多个农奴。他吃的是稀饭，喝的是菜汤，穿的是破衣。然而，此时在他的仓库里，麦粉、干鱼、果蔬等吃的东西在变质，呢绒、麻布和羊皮等用的东西在发霉。
“败家子”、“大头症”痴迷财富的使用价值，满足享受需求、尊严需求……他们的所得往往小于所费；“守财奴”、“吝啬鬼”追逐财富的交换价值，满足财富需求，他们的所得往往大于所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是因为分工和交换。
为了方便交换，出现了一般等价物——金钱或货币。货币，比如金条，失去了使用价值，只剩下交换价值，或者说，只剩下唯一一种使用价值——交换媒介或标价尺度。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意味着财富的诞生。对“败家子”或“大头症”来说，财富只有使用价值；对“守财奴”或“吝啬鬼”来说，财富只有交换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宜家家居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是个“吝啬鬼”。在福布斯2009年世界富豪榜中，他以220亿美元的身价位列第5位。然而，他是个抠门的老头儿，座驾是一辆又老又破的沃尔沃，还舍不得开，上班常乘公交车或地铁。坐飞机，只选经济舱；坐火车，只坐二等车厢；住酒店，从来不喝店里的饮料，而宁可跑到外面去买。
坎普拉德的日子过得有点像泼留希金。1989年，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吝啬毛病已经改了不少的坎普拉德说：“我不再把一次性塑料袋洗洗再用了。”
为什么财富的获取可凭“基因”，权力的获取只凭“知识”
——知识需求
社会可分为两大类型：固化差异型社会和活化差异型社会。前者倾向于世袭制度——财富或权力的获得取决于“基因”，比如欧洲的“贵族制”；后者倾向于转让制度——财富或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知识，比如中国的“科举制”。中国谚语说，地瘦种松柏，人穷子读书。科举制为人们提供了从低层往高层的机会、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如今，财富的获取可以取决于基因，而权力的获取只能取决于知识。因为，财富的世袭传承对社会利大于弊，而权力的世袭传承对社会弊大于利。然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裸捐，无疑告诉儿女，财富的获取只可通过知识不可通过基因。
动物，通过基因实现对器官的把握；人类，通过知识实现对工具的把握。基因是动物先天的知识，知识是人类后天的基因。器官是基因的功能表达，基因通过器官决定了动物先天的行为方式——本能；工具是知识的功能呈现，知识通过工具决定了人类后天的行为方式——技能。器官是动物先天的工具，工具是人类后天的器官。人，既是作为动物的人，又是作为人类的人。人，一半是基因，一半是知识；一半是器官，一半是工具。
知识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获取和使用知识以追求所得和所费比值的欲望。
知识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真避伪（趋利避害）。
为什么不是龙，但可望子成龙；不是凤，但可望女成凤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然而，对人类来说，两代人之间的传承既是基因的传承，又是知识的传承。老约翰·施特劳斯被誉为“圆舞曲之父”，小约翰·施特劳斯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施特劳斯父子实现了基因传承和知识传承的完美结合。
以下一些名人也实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美丽传说。
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曾有六对父子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一对父子共同获奖，五对父子分别获奖。法国的居里家族是至今唯一一个连续两代夫妻都获得诺贝尔奖的家族。玛丽·居里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和丈夫弗雷德里奥·约里奥一起成为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当代民主社会，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和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都是亲父亲子。
然而，更多的著名音乐家、科学家、政治家的后代庸庸碌碌、默默无闻。人类的传承主要不是基因的传承，而是知识的传承。是龙，但不一定能生龙；是凤，但不一定能生凤。
卡斯巴·豪瑟是德国巴登大公国的一位王子，于1812年9月9日出生后不久便被宫廷阴谋家当做人质扣押了起来，三四岁时又被关进了黑暗、狭窄的地牢，每天由一个他看不见的人给他送面包和凉水，不能与任何人说话，直到17岁他已经不可能继承王位时，才被放了出来。此时，他目光呆滞、表情幼稚，智力如同猫、狗，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以为是镜子后面的另外一个人。他不能区别活物和死物，只能讲六个词和几句简单的拉丁语，并只能使用第三人称。
1833年12月14日，22岁的卡斯巴·豪瑟遭遇暗杀。死后对他进行尸检，发现他的整个脑袋比一般人的要小很多。卡斯巴·豪瑟的故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证明：人，一半是基因，一半是知识；一半是本能，一半是技能；一半是器官，一半是工具……
同样，狼孩只有前一半而没有后一半。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山中与狼生活在一起的狼孩卡玛拉约8岁时被发现并被带回人间，但她只会像狼一样用四肢奔跑，进食和饮水时趴在地上舔，夜里四处游荡并常常号叫。卡玛拉不会说话，她的行为表明：直立行走、使用双手、哭笑说话都是人类后天的技能。卡玛拉活到17岁就死了，在这九年的时间里，通过教育，她在行为上基本摆脱了狼的习性，但她始终未能真正掌握语言，只学会了50个词汇，智力水平只相当于3.5岁的幼儿。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既要通过自然人（作为动物的人）的养育过程，又要通过社会人（作为人类的人）的教育过程。养育是完成基因的传承，教育是完成知识的传承。如此，教育在房产营销中常常被作为一个卖点，比如济南舜华园数码港房产广告。
画面：三种类型的人：泼皮、嬉皮、雅皮。
主题：不同教育塑造不同人
正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会有截然不同的未来。
口号：知识改变命运，数码改变生活。
基因是生物的遗传密码，知识是社会的遗传密码。人类的传承主要不是基因的传承，而是知识的传承。是龙，但不一定能生龙；是凤，但不一定能生凤。相反，不是龙，但可望子成龙；不是凤，但可望女成凤。
为什么欧洲人重视“学”，中国人重视“术”
西医，是一种“学”；中医，是一种“术”。希腊人在公元前300年出版的《几何原本》是“学”，中国人在公元前100年出版的《九章算术》是“术”。在历史上，欧洲“有术有学”，中国“有术无学”——有帝王术，无管理学；有炼金术，无物理学；有驭心术，无心理学……在彼得·泰勒克所编的《科学之书——影响人类历史的250项科学发现》一书中，找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公元前200多年，应国王的要求，阿基米德把一顶无法量体的王冠和一块可以量体且重量同等的纯金分别浸没在水中并计算溢出的水量，以证实王冠是否为纯金。类似的一则故事发生在东汉三国时代，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很想知道大象的重量，为此，曹冲把这头无法称量的大象和一些可以称量的石头分别装上木船并求得木船相同的下沉幅度，最后通过称量石头而知道大象的体重。
两则故事讲的都是“术”，前者升华为“学”——浮力定理，后者依然是“术”——中国人一千多年来只顾津津乐道于一个五岁孩子的聪明。
“学”和“术”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知识，前者是高层次的科学，比如“浮力定理”；后者是低层次的技术，比如“检验纯金”。梁启超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可以衍生出“术”，“术”可以升华为“学”。“学”（发现）是一种“大术”（大发明），“术”（发明）是一种“小学”（小发现）。只有发现了电流，人们才会想到发明电灯、电话、电报、电影和电视。没有热力学四大定律，很多工程技术就不会诞生。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重视“学”，中国人重视“术”？
关键在于对知识的需求是一种手段还是目的。如果知识需求是一种手段，那么往往倾向于引发知识的运用（术）——“技术发明”，比如，为了满足安全需求，奥本·海默依据相对论发明了原子弹；如果知识需求是一种目的，那么往往倾向于引发知识的创造（学）——“科学发现”，比如，爱因斯坦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而发现了相对论。
在历史上，知识需求对中国人来说常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炼丹术”是用来满足健康需求的，“帝王术”是用来满足权力需求的。科举制强化了中国人把知识作为获取财富和权力手段的倾向。孙敬之所以头悬梁，苏秦之所以锥刺股，是因为他们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然而，知识需求对欧洲人来说往往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欧几里得传授几何学时，一个学生才开始学第一个命题，就问欧几里得学了几何学之后将得到什么。欧几里得说：“给他三个钱币，让他走。他居然想从学习中获取实利！”欧洲人有一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欲望——只想窥视上帝的一切秘密。
被誉为“科学怪人”、“科学巨擘”的英国人亨利·卡文迪许（1731~1810年），一生都在实验室和图书馆度过。因为既不求名又不求利，他很少发表论文。1871年，电学大师麦克斯韦在阅读了他封存的手稿后，不由大惊失色：“卡文迪许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几乎预料到电学上的所有伟大事实。”100多年来，从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里，走出了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亨利·卡文迪许最有名的实验是利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测出了地球的重量。或许，中国人要问：“测出地球的重量管什么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多有世界一流的工程师，少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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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女”多学历低，“丑女”多学历高
在网上，人们喜欢用金庸笔下的女侠来与学历做对比——学历越低越美、越高越丑：“大专生是小龙女，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赵敏，博士生是灭绝师太……”为什么会如此？这涉及基因和知识、本能和技能、器官和工具之间的关系，说来话长。
有一位自然科学爱好者取来了几枚织布鸟卵让家养的金丝雀孵化，长大后再让它们交配产卵，再让金丝雀孵化，期间不给它们提供任何可供筑巢的材料。如此反复，到了第四代，鸟笼里放进了一些植物纤维和动物毛发。一见材料，织布鸟便开始在笼子里筑巢了，其营造技术，与野外的同类相比毫不逊色。由此可知，鸟儿的筑巢本领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先天遗传的。
中国明朝朱文圭的命运与卡斯巴·豪瑟相似。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后，便把其两岁的儿子朱文圭作为人质带到北京关押起来。在一间不见天日的斗室里，他生活了55年。每天有人给他送来两顿饭，但禁止任何人和他说话。57岁被放出来时，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听话，已成了一个不认牛马、不识猪羊的白痴。
如此，动物主要通过基因把握器官——本能，人类主要通过知识把握工具——技能。基因是动物先天的知识，知识是人类后天的基因。动物的行为取决于基因，人类的行为取决于知识。
动物的器官是基因的功能表达，人类的工具是知识的功能表达。动物的器官和人类的工具彼此一一对应。鱼类通过鱼鳔的充气和排气进行水中沉浮，潜艇通过水仓的充水和排水实现水中沉浮。长颈鹿的脖子相当于人类的梯子，食蚁兽的舌头相当于人类的钩子。器官是动物先天的工具，工具是人类后天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