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她们出名了。然而，“名”分为“名气”和“名声”。名气是一种名望，名声是一种名誉。名望是一种利益，论大小；名誉是一种意义，论好坏。名望是社会的利害评判，评判出强者和弱者；名誉是社会的褒贬评判，评判出好人和坏人。有人，名气大又名声好，让人仰慕；有人，名气大而名声坏，为人鄙夷。
如今，“名声”越来越被看轻，“名气”越来越被看重。有人号称：“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
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曾对“名望”下过一个定义：名望就是“知道你的人”比“你知道的人”多。因为器官和工具不分，动物的形象只能通过器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有限的时空——亲眼看得见、亲耳听得见的范围内传播。对动物来说，“认识你的人”只能等于“你认识的人”。因为器官和工具分离，人类的形象可以通过工具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无限的时空——亲眼看不见、亲耳听不见的范围内传播。对人类来说，“认识你的人”可以大于“你认识的人”。一登报纸，一上电视，人就出名了。在人类社会，有名望的人是通过“器官”认识无名望的人，而无名望的人通过“工具”认识有名望的人。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拥有的利益越多，社会认可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根据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所写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一书，创立了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人物。孔子排名第五，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人物。
名望，源于利益，归于利益。于是，人们拼了命地想出名。如今的世界，流行一脱成名。在娱乐圈，有影星、歌星，还有脱星——麦当娜、徐若瑄和舒淇等，她们都一脱成名。甚至，舞文弄墨的文人也想一脱成名。2006年9月30日，数十位现代派诗人为支持赵丽华的“废话诗”而在北京中关村第三极书局内开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苏非舒在台上脱光了朗读诗歌。
一脱成名的人，名气够大，名声够糟。然而，这无所谓。因为名气是真格儿的玩意。名气是能够滋生财富的财富，能够换取权力的权力，能够提高地位的地位。然而，名声什么都不是。如今，道德标准越来越宽松，好名声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名声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如今的明星们肆无忌惮地生产着大众传媒时代的鸦片——绯闻。无论是当红的或过气的，绯闻可以让一个明星上头版。
明星喜欢绯闻，学者喜欢怪论。如今，李白成了“唐朝排名第一的古惑仔”。在香港，“古惑仔”是指黑社会的混混、地痞和流氓之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大禹有了新欢——瑶姬。可惜，根据史料，这“二奶”比大禹大了好几辈。李清照成了色女、荡女，只因李清照在《丑奴儿》中诱惑老公上床：“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
如今，明星、学者纷纷比着谁比谁更烂，因为比好出名难，比烂出名易。名气，无所谓美名或丑名。
三．泰坦尼克号：为什么女人有“权利”活，男人有“义务”死——意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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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年，一艘客轮从英国利物浦驶往美国费城，在途中撞上冰山后开始沉没。船长和八名水手抢占了有帆的小救生艇，几个水手和41名乘客抢占了无帆的大救生艇，剩下的30名乘客随着客轮沉入了大海，大多数是女人和儿童。
小救生艇很快被一艘加拿大渔船所救，然而，大救生艇不但无法航行而且因为人多超重，船体开始浸水、开裂。眼看着船就要翻了，于是水手们决定把六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抛入海中，第二天又把两个男人扔下了船，剩下的人最后在法国海岸获救。
显然，在这一沉船事件中，强者因为能力强大而获得某种快乐和利益——形成了“能得快乐”和“能得利益”；弱者因为能力弱小而失去某种快乐和利益——形成了“能失快乐”和“能失利益”。在事件中，水手是强者，乘客是弱者；在乘客中，男人、成人是强者，女人、儿童是弱者。
似乎，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当狐狸追上兔子之后，狐狸因强得乐、得利，而兔子因弱失乐、失利；当兔子摆脱了狐狸之后，兔子因强得乐、得利，而狐狸因弱失乐、失利。几只狐狸在追击时，年轻的不会照顾年老的；同样，几只兔子在逃跑时，强健的不会照顾虚弱的。
然而，人类世界毕竟不是动物世界的翻版。
1912年4月14日，同样的灾难降临到泰坦尼克号。船上共有2207人（乘客1316人，船员891人），生还者704人，遇难者1503人。生还者多是弱者：女人、小孩；遇难者多是强者：男人、成人。当年，62岁的老船长史密斯宣布了逃生规则：弱者（女人、儿童）先，强者（男人、成人）后。
当年，韦斯特把妻子埃达和两个女儿（一个5岁，一个10个月）送上了救生艇后，留了下来。世界第一富豪亚斯特四世，把怀孕的妻子玛德琳送上4号救生艇，然后点燃一根雪茄，呼唤一声“我爱你们！”，毅然诀别。之后，考虑到对纽约债券市场的影响，一副默多克做出了“关键人物”上7号救生艇的决定。然而，亚斯特四世断然拒绝了，并把他的位置让给了三等舱的一位爱尔兰妇女。
留下的男人，最后都随着泰坦尼克号葬入了冰冷的海底。
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美国犹太富翁古根海姆给太太留下了一张纸条：“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年，8号艇的救生员向67岁的世界第二富豪施特劳斯提议：“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救生艇。”然而，施特劳斯答道：“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
除了指挥救生的年轻二副莱托勒幸存外，泰坦尼克号上50多名高级职员包括船长，全部为拯救弱者死在了岗位上。
似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为人类制作了一份人格标本：女人有“权利”活，男人有“义务”死。
权利和义务是两种意义。意义，是意志的表达，或褒扬，或贬抑。褒扬是对某些行为赋予积极性的意义，贬抑是对某些行为赋予消极性的意义。权利是对快乐和利益伸张的褒扬（同时是对快乐和利益节制的贬抑）——形成“应得快乐”和“应得利益”；义务是对快乐和利益节制的褒扬（同时是对快乐和利益伸张的贬抑）——形成“应失快乐”和“应失利益”。
文明意味着一个社会不是按照能力原则而是按照意义原则来决定快乐和利益在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分配。能力原则是能不能的问题，意义原则是“应不应”的问题。
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际，弱者被赋予了一种意义——权利。她们的得救，不是一份“能得快乐”、“能得利益”，而是一份“应得快乐”、“应得利益”；相反，强者被赋予了一种意义——义务，他们的遇难，不是一种“能失快乐”、“能失利益”，而是一份“应失快乐”、“应失利益”。
文明，意味着弱者享受权利，强者履行义务。
人有三种动机机制——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趋褒避贬。在满足权利需求的过程中，“趋褒避贬”往往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相互统一，因为权利导致“应得快乐”、“应得利益”，比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然而，在满足义务需求的过程中，“趋褒避贬”常常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相互矛盾，因为义务导致“应失快乐”、“应失利益”，比如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
在满足权利需求的过程中，“趋褒避贬”等于“趋乐避苦”或“趋利避害”。然而，在满足义务需求的过程中，“趋褒避贬”等于“趋苦避乐”或“趋害避利”。
意义需求分为人格需求和信念需求。
§§§第一节
为什么既想当“魔鬼”，又想当“天使”
——人格需求
善良和邪恶，在西方，表现为天使和魔鬼的二元对立。有人是天使，有人是魔鬼，有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乔治·索罗斯，量子基金的创始人，被称为“金融大鳄”。1992年，索罗斯大量做空英镑，搞垮了英格兰银行，迫使英镑退出了欧洲汇率体系。在这场欧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狂赚了20亿美元。
1997年，索罗斯大量抛售泰铢，掀起了亚洲金融风暴。东南亚各国货币随着泰铢大幅贬值，导致一片惨象：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暴涨。而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家们掀起的飓风一举卷走了1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因此化为灰烬。索罗斯，简直是一个十恶不赦、道德败坏的家伙！《华尔街日报》曾称他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孩子”。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骂他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纵火犯”，并扬言要以颠覆罪对他加以论处。
然而，索罗斯不仅是一个出名的投机家，而且是一个出名的慈善家。他到处行善，仅在2000年，索罗斯旗下的援助波黑基金会就为波黑的教育、卫生等领域投入了近5亿美元的资金。
索罗斯说：“我是一个复杂的人。”作为投机家，他追求财富；作为慈善家，他追求义务。
在满足财富需求的过程中，索罗斯以“趋利避害”为原则。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有时是一致的，我为“利”，他亦为“利”，比如，商业领域的买卖行为倾向于双赢；然而，有时是矛盾的，我为“利”，他却为“害”，比如，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倾向于单赢。作为投机家，索罗斯信奉“森林法则”：弱肉强食。对投机家来说，没有99%的人的失败，就没有1%的人的成功。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投机家，在失败的人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
在满足义务需求的过程中，索罗斯以“趋褒避贬”为原则。“趋褒避贬”有时强调的是弱者的“趋利避害”行为，比如权利；有时强调的是强者的“趋害避利”行为，比如义务。义务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往往以我为“害”，以他为“利”。所以，作为慈善家，强者索罗斯在弱者眼里是一个“天使”。
人作为动物，在营养链上，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同类关系”——建立在相同器官之上的关系，如此人有追求“同化”（平等）的倾向。人作为人类，在财富链上，职业和职业是“异类关系”——建立在相异工具之上的关系，如此人有追求“异化”（效率）的倾向。在人类社会，弱者往往追求“同化”，强者往往追求“异化”，如此，“同化”和“异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权利和义务是这一基本矛盾的调控方式，或通过权利伸张弱者的快乐和利益，或通过义务节制强者的快乐和利益，一个社会的“平等”和“效率”因此而获得一种平衡。
人格需求以权利需求和义务需求为核心，围绕着权利和义务，人格拥有四个以感性为基础的二元对立价值评价体系：
“尊贵”和“卑贱”；（尊严需求）
“善良”和“邪恶”；（道德需求）
“高雅”和“低俗”；（品位需求）
“荣耀”和“耻辱”。（荣誉需求）
夏利，为什么停在村里“长脸”，开到城里“掉价”
——尊严需求
这几天，二愣子眼也亮了，腰也直了，说起话来那调调也拉长了，因为他终于也买了一辆夏利。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玩起了小轿车，村东头有几辆奔奔，村西头有几辆QQ，当然最多的还是夏利。
一天，二愣子开着夏利进城。瞧！这一路上，那宝马咋那么傲慢，那奔驰咋那么狂妄，那奥迪想怎么蹦跶就怎么蹦跶。就说北京的出租车吧，不是伊兰特就是桑纳塔。夏利，还有奔奔、QQ，就像小乌龟似的，在路缝里钻来钻去。唉！太寒酸了。某种快乐或利益，如果多数人有，你也有，那么你就会感到有面子；如果多数人有，你倒没有，那么你就会感到没有面子。
尊严是最低限度的权利，而权利是对快乐和利益伸张的褒扬。当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获得伸张的时候，会有一种“尊贵”的感觉；当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伸张的时候，会有一种“卑贱”的感觉；尊贵和卑贱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尊严需求。“尊贵”是一系列积极型情感的集合和升华，比如自尊、得意、自豪和骄傲等。“卑贱”是一系列消极型情感的集合和升华，比如自卑、羞涩、惭愧、羞愧等。
尊严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伸张的欲望。
尊严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尊避贱（趋褒避贬）。
为什么男人别讨论女人的“相貌”，女人别讨论男人的“金钱”
当着女人的面，男人别讨论女人的相貌；当着男人的面，女人别讨论男人的金钱。为什么？因为相貌是女人的核心利益，金钱是男人的核心利益。人们喜欢攀比，拿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与别人做比较，并把别人的快乐和利益作为自己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
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如果比别人的多，那么就感到自豪——有尊严、有面子；如果比别人的少，那么就感到羞愧——没有尊严、没有面子。所以，女人最喜欢听男人说另一个女人很难看，最讨厌听男人说另一个女人很好看；同样，男人最喜欢听女人说另一个男人没有钱，最讨厌听女人说另一个男人很有钱。
然而，有些广告偏偏公开讨论人们的快乐和利益，比如乐百氏奶的一则电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