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今天你喝了没有？”
情景：一个天真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瓶乐百氏奶，问道：“今天你喝了没有？”接着，一群孩子欢天喜地地唱道：“我们都喝乐百氏。”
这则广告制造了一种情感互动，试图引发孩子们的攀比行为。孩子们一看这则电视广告，有喝的，便觉得“自豪”——有一种“尊贵”感，因为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获得伸张；没有喝的，便觉得“羞愧”——有一种“卑贱”感，因为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伸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方占有的快乐和利益较多，彼方占有的快乐和利益较少。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你喝，我也喝”。唯有如此，“羞愧”才能转化为“自豪”；“卑贱”才能转化为“尊贵”。于是，引发消费上的攀比。
许多商家很善于把玩消费者的攀比心理。海尔成套家电平面广告的主题为：“你家的家电成套了吗？”香港女星陈慧琳代言的TOTO卫洗丽平面广告也是一句问话：“今天你洗了吗？”National 903空调曾经有一则广告也属于这一类：“您的左邻右舍都有National 903。这次该轮到您家啦！”
德国人安德雷亚斯·布霍尔茨和沃尔夫兰·维德曼合著的《营造名牌的21种模式》一书，也提到了一则类似的广告。
在德国，有一种高级果子酱叫施瓦陶，多年来，销量徘徊于一定水平，上不去。为了打破僵局，公司通过广播推出了一则以“施瓦陶果子酱与3芬尼小钱”为主题的广告：
能说会道的播音员祝贺听众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每天早餐不用施瓦陶果子酱，一次可以节约3芬尼。
播音员用嘲讽般的口吻说道：“一次3芬尼，一周就可以节约20多芬尼……”
如此广告，让某些人听了不是滋味——触动了他们的尊严需求。显然，嘲讽般的口吻是一种鄙视，让某些“小气鬼”产生一种羞愧的感觉。如何由“羞愧”转化为“自豪”——由“卑贱”转化为“尊贵”呢？答案是显然的：食用施瓦陶高级果子酱吧！事实证明，广告十分有效：从1990年到1993年施瓦陶销量上升了23%。
狐臭，为什么在东方“见不得人”，在西方“啥事都没有”
很多女孩说：“因为狐臭，自杀的心都有了。”2009年，23岁的苏州女孩阿玲，果真因为狐臭而服毒自杀，幸亏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狐臭，即腋臭，是由腋窝发出的一种难闻的体味。有狐臭的人总是被人疏远、轻慢，引发社交尴尬。韩国明星李俊基，被某个八卦娱乐杂志曝光有狐臭，很丢人。
有狐臭的人，若在东方，则有羞愧感；若在西方，则无羞愧感，为什么？因为东方人腋下大汗腺萎缩，只有10%以下的人有腋臭；而西方人腋下大汗腺发达，竟有80%以上的人有腋臭。
某种痛苦或弊害，如果多数人没有，少数人有，那么少数人就会感到没面子；如果多数人有，少数人没有，那么多数人不会感到没面子。西方人，每天一大清早起床，冲个淋浴，喷个香水，就出门去了，啥事儿都没有。同样，在中国，狐臭可恶，然而，脚臭倒挺可爱——把人熏晕了，一笑置之。
狐臭，虽然在西方不是病，但是在东方却是病。人们常常通过手术破坏或清除腋下大汗腺。当然，更多的是使用香水或药水，不妨欣赏上海西施兰夏露的一则广告。
主题：使用西施兰，将恢复您的尊严。
上海西施兰夏露，是专门为削减人体腋臭而研制的特效药水。与有狐臭的人一样，得阳痿的人往往也有一种羞愧感。北京同仁堂伟力邦广告“找回男人尊严，彰显男人魅力，同仁堂伟力邦尽在不言中”。
自豪或羞愧，是两种情感阈值——界限、门槛。“自豪感”（尊贵感）是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获得伸张并达到乐意接受程度时的情感阈值——比如，多数人有，你也有；“羞涩感”（卑贱感）是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伸张并达到不可接受程度时的情感阈值——比如，多数人有，你倒没有。
然而，多数人的标准，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当然，总是和一定的生活圈、社交圈、工作圈相关。一个大学生，没有一部手机，会显得很寒酸——与多数同学相比；一个生意人，没有一套别墅，会感到很掉价——与多数富豪相比。
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三大件”：20世纪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80年代是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是电话、电脑和空调。进入21世纪后，“三大件”成了房子、汽车和留学。所谓“三大件”是一个社会多数成员都在消费的三大商品。于是，拥有“三大件”，成了一个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伸张。“三大件”，如果你有，你便会感到有面子；如果你没有，你便会感到没有面子。
趣味链接
为什么女人“不慎走光”会羞愧，男人“不当裸露”会内疚
女人一旦“不慎走光”，便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男人一旦“不当裸露”，警察便会找他麻烦，于是深感内疚。那么，人类为什么要穿衣服呢？
衣服，是用来取代体毛的。体毛，冬天具有保温功能，夏天具有隔热功能。衣服之所以能够取代体毛，是因为衣服比体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调控体温，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冬天为了减速散热，可以穿得厚一点；夏天为了加速散热，可以穿得薄一些。可是，迄今为止，所有在非洲和美洲丛林中发现的原始民族，男男女女尽管不披衣、不穿鞋、不戴帽，但都少不了那块遮羞布。似乎，服装的功能不仅仅是保温和隔热。
显然，服装的另一种功能是遮羞。然而，人类为什么会害羞？
简单设想一种原始人类的生活情景：夜幕降临，劳碌了一天的男男女女吃完饭后开始围着篝火一起唱歌、跳舞。此时，平时总是裸露着躯体的人们，都喜欢在身上披点什么以吸引异性，比如，男人披上兽皮鸟羽以显示狩猎技能，而女人围上山花树叶以显示采摘成果。如此，皮羽花叶成为人类最早的衣饰。他们彼此欣赏着对方，交换着眼神，时而宽松一下皮羽，时而收紧一下花叶，以此互相试探着对方。当然，一遇喜欢的才做出宽衣状，一见讨厌的就做出紧衣状。如此，一旦彼此有意，他们便会相约别处，退去皮羽花叶，开始交欢。于是，身上的皮羽花叶有时表达着邀约，有时传递着拒绝。如此，当皮羽花叶成为一种意义的象征或符号的时候，人们再也离不开它们了。
“宽衣”的意义：
权利——快乐和利益的伸张：发出邀约，对你喜欢的异性；
义务——快乐和利益的节制：接受邀约，对喜欢你但你讨厌的异性。
“紧衣”的意义：
权利——快乐和利益的伸张：发出拒绝，对你讨厌的异性；
义务——快乐和利益的节制：接受拒绝，对讨厌你但你喜欢的异性。
如此，衣服成为一种人格工具，通过改变衣服的使用状态——宽衣或紧衣，人们或表达着权利——发出邀约或发出拒绝，或表达着义务——接受邀约或接受拒绝。服饰在具备了邀约功能的同时获得了拒绝功能，正如刀剑在拥有了进攻功能的同时产生了防御功能。长矛，进攻的功能强于防御的功能；短剑，防御的功能强于进攻的功能。长裙，拒绝的功能多于邀约的功能，从而成为淑女的标志；短裙，邀约的功能多于拒绝的功能，从而成为浪女的象征。
在奴隶社会，只有奴隶是不穿衣服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格，既没有邀约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拒绝的权利和义务——邀约的意愿和拒绝的意愿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如此没有必要“宽衣”或“紧衣”。被誉为“世界十大画家之一”的法国画家杰洛姆擅长历史题材，他的名画《奴隶拍卖》表现了如下场景：一个女奴一丝不挂地站在台上，众多男女穿戴得整整齐齐地站在台下正在竞拍。
尊严是最低限度的权利，道德是最低限度的义务。任何人，满足不了尊严会感到羞涩——没有面子，比如，当乞丐遇见了熟人；满足不了道德会感到内疚——没有面子，比如，当小偷撞到了警察。尊严是对“羞涩”情感的强化，道德是对“内疚”情感的强化。尊严是“对己”的问题，满足不了尊严意味着“对不起自己”；道德是“对他”的问题，满足不了道德意味着“对不起他人”。人类是唯一拥有羞耻和内疚两种情感的动物。
所谓“不慎走光”，就是女人没有最低限度地正确把握“紧衣”状态——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伸张，会因为失去尊严而感到羞耻；所谓“不当裸露”，就是男人没有最低限度地正确把握“紧衣”状态——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节制，会因为失去道德而感到内疚。所谓最低限度，是一种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行为标准。
显然，裸露的羞愧和内疚，是服饰诞生的结果，而不是服饰诞生的原因。
尊严和道德与权利和义务是人类价值体系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人格行为规范。服装，起源于尊严（权利）和道德（义务）的人格意识。服装，是尊严（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物质载体。从此，脱衣穿衣、宽衣紧衣，就像开关一样，使人类拥有了对两种需求状态——欲望伸张和欲望节制的自由调控。只是以后，服装的伸张和节制功能，添加了保温和隔热功能。
因为衣服，人类褪去了身上的毛发；如同，因为鞋子，人类褪去了脚上的老茧。
为什么学好要三年，学坏只三天
——道德需求
俗话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总之，学好难，学坏易，为什么？因为，善良是节制一个人的快乐和利益——相逆于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但是相顺于他人的快乐和利益，比如，让位、捐款和救人等；邪恶是放纵一个人的快乐和利益—— 相顺于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但是相逆于他人的快乐和利益，比如，偷窃、抢劫和谋杀等。所以，《国语·周语下》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道德是最低限度的义务，而义务是对快乐和利益节制的褒扬。当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获得节制的时候，会有一种“善良”的感觉；当人们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未获得节制的时候，会有一种“邪恶”的感觉；善良和邪恶的二元对立形成了“道德需求”。“善良”是一系列积极型情感的集合和升华，比如同情、忠诚、和善、仁慈等。“邪恶”是一系列消极型情感的集合和升华，比如冷酷、狡诈、恶毒和凶狠等。
善良和邪恶，在西方，表现为天使和魔鬼的二元对立；在中国，表现为君子和小人的二元对立。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君子，一半是小人。就整体而言，就个体而言，都是如此。
道德需求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最低限度的快乐和利益节制的欲望。
尊严需求的行为动力机制：趋善避恶（趋褒避贬）。
名誉，为什么有人看得很“轻”，有人看得很“重”
2008年9月8日，韩国著名演员安在焕自杀了。为此，网上盛传一则谣言：韩国女明星崔真实放了25亿韩元高利贷逼死了安在焕。尽管警方抓了几个造谣的人，然而，谣言越传越邪乎。2008年10月2日，39岁的崔真实在住所浴室里上吊自杀。她与一位杂志记者在最后一次通话中说：“或许我死了的话人们就能相信我的清白了。我的名字明明是崔真实，现在却有人管我叫崔虚伪，这太让我难过了。”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诈骗，有人在绑架；有人在偷税，有人在贪污，一个个活得好好的，精神着呢。在这些人看来，名誉算什么？什么也不算！
名誉，为什么有人看得很轻，有人看得很重？说来话长。
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快乐和利益的分配，人们通过赋予意义，或伸张弱者的快乐和利益，或节制强者的快乐和利益，前者被称为“尊严”，后者被称为“道德”。
尊严和道德共同构成了人格行为规范。相顺于尊严的行为，被褒扬为“尊贵”；相逆于尊严的行为，被贬抑为“卑贱”；相顺于道德的行为，被褒扬为“善良”；相逆于道德的行为，被贬抑为“邪恶”。如此，“尊贵”和“卑贱”、“善良”和“邪恶”构成了人格的外在评价形式——名誉。名誉即面子，凡尊贵、善良的，是好名誉——有面子；凡卑贱、邪恶的，是坏名誉——没面子。
对待名誉，或看得很轻，或看得很重，取决于两种最为基本的人格：相顺型人格和相逆型人格。前者喜欢相顺于社会的行为规范，所以将名誉看得很重；后者喜欢相逆于社会的行为规范，所以将名誉看得很轻。
如此，对待绯闻，有人一笑置之，有人生不如死。日本著名导演伊丹十三被绯闻滋扰，于1997年12月20日跳楼，在遗书中说：“新闻界各位，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除此别无他法”。英国有句名言为：“名誉为人的第二生命”。
当然，名誉的内涵，或“尊贵”，或“卑贱”，或“善良”，或“邪恶”，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在《广告的艺术》一书中，乔治·路易斯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纽约场外赌马公司地铁海报广告”。当年，赌马被认为有点“贱”、有点“邪”。参与赌马的人们总感觉“没面子”——或对不起自己（有失尊严），或对不起他人（有失道德）。于是，纽约场外赌马公司在地铁站贴出了大量海报。
主题：“纽约Bets 队”。
正文：加入Mets队你太重了？
加入Jets队你太轻了？
加入Nets队你太矮了？
那么，加入Bets队你正合适！
纽约场外赌马的新绰号是“纽约Bets 队”，这是谁都能加入的运动队。